符号形式的概念与符号形式的体系

卡西勒(Ernst Cassirer)是新康德主义馬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874年生于德国的布累斯劳,1899年获得博士学位,1919年任汉堡大学教授,其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和瑞士頁泰堡大学讲学,第二次大战后迁居美国,先后在耶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1945年死于美国。其主要著作有《近代哲学与科学中的认識問題》(1906—1927)、《实体概念与函数概念》(1910)、《符号形式的哲学》(1923—1929)、等等。《符号形式的哲学》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共三大卷:第一卷《語言》;第二卷《神話思維》;第三卷《知識的现象学》。在这部著作里,作者企图把新康德主义的认識論原則推广到語言、神話、宗教、艺术、科学等領域,把它們看作是一些有創造能力的、符号化的活动和結构,人們通过这些活动和結构来表现自己,并賦与自己的經驗以一种可以理解的客观形式。这里譯出的,是第一卷“导言”中的第一节。作者在这一节里仅仅为符号形式的哲学提出問题,还沒有詳細地展开他的思想,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些与弁証唯物主义反映論根本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一、哲学思辨是以存在概念开始的。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把存在和存在着的个別事物等同起来,把存在看作一个固定的出发点,而柏拉图則头一次承认存在是一个問題。他不再单純研究存在的順序、条件和結构,而是探索存在概念以及这个概念的意义。二、当这种见解日益发展并在科学本身中得到承认的时候,朴素的认識模写論(即反映論)便声誉扫地了。每门科学的基本概念以及科学借以提出問題和表述对問題的解答的工具,不再被看作某种所与物的被动映象,而是看作理智自身所創造的符号。对于映象和事物之間的內容上的相似性的那种模糊要求,被一种十分复杂的邏輯关系所代替了。三、认識不单純是模写,而毋宁是体现一种本原的、构成的力量。它不是被动地表现出某种东西存在着这个单純的事实,而是包含有一种独立的人类精神力量,通过这种力量,现象的单純存在获得了明确的“意义”,获得了特殊的、观念化的內容。四、一切都生活在特殊的映象世界中,映象世界不单純反映經驗所与之物,而毋宁根据一个独立的原則創造所与之物。人类精神的每种功能都創造了自己的符号形式,而每种符号形式都选定一种特殊手段,并通过这种手段来构成它自己的“实在”的一个方面。五、当哲学思維找到一种处于文化生活的各种形式之上、同时又不是单純地处于这些形式之外的观点时,它就能把所有这些形式包括到一种见解之中,它力求洞察的不外是所有这些形式相互之間的純粹內在形式,而不是它們与任何外在的、超驗的存在或原則的关系。那时,我們就能够有一种系統的关于人类文化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每种单一的形式都仅仅从它所处的地位中获得自己的意义。而这种哲学就是他所提出的“符号形式的哲学”。“导言”部分除这一节外,还有三节:即“符号的普遍功能。意义問題”;“‘表述’問題和意識的結构”;“符号的观念內容。超越认識模写論”。     

黑格尔邏輯中的矛盾学說

(一) 大家知道,黑格尔在哲学思想史上第一次表述了唯心主义辯証法的基本規律,并把唯心主义辯証法同传統的形而上学邏輯及其規律对立起来。形而上学的思維方法,無論就形式或內容来說,都毫不能使黑格尔滿意,因他认为發展的內部源泉是矛盾,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如果不持这种辯証的發展观,就無法說明任何精神事实。按照黑格尔的意見,旧邏輯之所以遭到蔑視,正是因为它把發展原則、“差别底內在的發生”、客观邏輯从自己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出去;客观邏輯的內部矛盾导致新的、較高級的东西代替旧     

从邏輯經驗論到語义学——对新实証主义的总清算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前半叶,自然科学的發展向哲学提出了很多問題,关于認識的学說遂贏得了一种非常的重要性。对科学的审視引导一些人去研究他們認为是嶄新的哲学,比如約定論或实用主义,而另一些人則对哲学予以实証論的否定。实証諭这个概念有三种主要形式:一是孔德加于它的那个形式;一个是馬赫加于它的那个形式;再一个,便是在1929年由“維也納学派”出版了宣言綱要的新实証主义所加     

符号学与唯物主义反映論

符号学,这門介于語言与数学之間并跟邏輯学和认識論密切有关的具体科学,过去一直是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专門研究领域。随着控制論和信息論的发生、发展和它們在工程技术中的实际应用,符号学作为一門具体科学起了巨大的作用。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用符号学来“补充”馬克思主义哲学,用符号学的具体科学內容来代替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用資产阶級学者过去在符号学中散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偷換唯物主义和辯証法。克劳斯和賽格特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篇文章在“建立一种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幌子下,把作为具体科学的符号学抬高为馬克思主义哲学,販卖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全文共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抄袭莫里斯的观点,討論思維反映的对象、語言符号、思維反映和使用符号的人这四个因素所組合成的各种二項关系,将符号学分为研究符号和符号的关系的邏輯語法、研究符号和反映的关系的邏輯語义学、研究符号和对象的关系的信号学与研究人和他所使用的語言的关系的语用学四个分支。作者把符号学定义为关于“語言符号及共相互之間的关系、語言符号与思維、客观实在和人的关系的一般理論”,把符号学当作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說什么“我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符号学为认識論的一个分支”。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討論了語义层理論,尤其是它的这样一条原理:一个表达式决不能同时属于两个不同的語义层。他們把这条原理当作哲学原理,說它“无非是一般唯物主义反映論原則的精确化”,并責备馬克思主义哲学家,說“在馬克思主义认識論中各层語言的区分还决不是众所周知的”。在第三部分中,作者討論了符号学的应用,把符号学当作“一种一般的学术批評理論”,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学术批評的准則。作者认为“学术批評确实跟社会状态无关”,可以不联系社会的經济和政治状况,不要阶級分析,而只限于作語法方面的和語义方面的批評。而所謂“語法批評”, 仅仅涉及一种学术理論的“內部結构”,“針对不能允許的語句构成、語詞在語句中的錯誤摆法和語法上的毫无意义”。所謂“語义学批評”,仅仅涉及“語詞、語句等等与它們所表示的东西的关系”,批評“它們沒有妥帖地再现它們所涉及的事态”。作者抄袭資产阶級語义哲学家的观点,把学术批評局限于語言方面,并为这种唯心主义的“內在批評”作辯解,說什么“关于內在批評,常常有一种很不正确的謠传,說它謀求脫离社会批評的科学研究,过象牙之塔中的学术生涯。这种責难是不公平的”。作者还从莫里斯那里剽窃了語用学批評,企图把它塞到历史唯物主义中,說什么“語用学批評是責难一种学术領域的命題或理論滥用詞汇、不熟悉生活、脫离具体社会需要,等等”,是“有哲学的党性范畴的领域,主管語用学的批評領域的哲学领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篇以新实証主义代替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奇文。修正主义者贊赏它,例如米丁在談到达篇文章时說,“克劳斯和賽格特在唯物主义地解释符号学方面作了有意义的尝試”,他們的“論文中所包含的論点是很有意义的”(“馬克思主义认識論与符号和意义問題”,載苏联《哲学問題》1963年第6期)。进步的哲学家反对它,例如岩崎允胤(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批評这种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任意的、主观的,反映了“一种数学主义符号論偏向”(“符号邏輯·控制論·符号学”,載日本《唯物論研究》1964年夏季号)。     

符号和行为

本文是从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符号、語言和行为》(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书中第一章的第二、三、六、七、八各节选譯出来的。莫里斯(1901—)生于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但維尔市,早年肄业于威斯康星等大学,研究生物学和心理学,1925年成为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是乔治·米德(G. H. Mead)的弟子。以后在該大学任教授多年,一直到1958年以后,才轉到佛罗里达大学任教。这本书出版于1946年。1938年以前,他还出版了一本有关符号学的著作,叫做《符号理論的基础》。莫里斯的所謂符号学(Semiotic),代表資产阶級哲学中近代經驗主义的两个主流——邏輯經驗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同流合污。他的这本《符号、語言和行为》就是实用主义一行为主义的思維观和卡尔納普語义学的一种混血儿(这是莫里斯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明白承认的)。他企图在这个拼凑的基础上,把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早年已經拟了一个草图的符号学的概念发揮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包括一切語言的和非語言的符号)“符号科学”的体系。这本书共分八章,即:(1)符号和行为,(2)語言和社会行为,(3)表意方式,(4)符号的妥当性、真理性和可靠性,(5)論域类型,(6)形式符号和形式的論域,(7)符号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8)符号学的范围和旨趣。此外还有分章注解和附录。莫里斯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整套离奇古怪的专門术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区別四种“表意方式”,即:指示的、評价的、规定的和形成的,以及四种“基本的符号用法”,即:报道的、評价的、激励的和系統的。最后,他以前者为緯,后者为經,纵横交錯地构造出十六种主要的論域型式的一个图表来,即:科学的、小說的、法律的、宇宙論的、神話的、詩的、道德的、批評的、技术的、政治的、宗教的、宣传的、邏輯—数理的、修辞的、文法的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則完全沒有列入图表,因为莫里斯已經替它在图表之外保留一个“光荣的”地位:“哲学語言是由符号系統的使用所最广泛地支配着的那些論域型式而形成的”,“哲学家是一部符号綜合的机器。”康福斯在《保卫哲学》一书中說:“企图发展一个理論,依照这个理論:一切符号,从召喚供实驗的狗来吃食的信号,直到科学家和哲学家們的說話,只是由于它們起着組織行为的作用而得到它們的意义;而且依照这个理論,全部认識过程在于建立有效的符号系統。”莫里斯爱用狗的实驗做分析,在他这本书中处处拿狗来跟人相提并論,似乎人和狗沒有什么显著的区別可言。这种无視社会发展规律和思維发展规律,建立在庸俗进化論的基础之上的、主观主义的伪科学,只能起着“现代哲学舞台上的某种滑稽場面”(康福斯語)的作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莫里斯的那本《符号理論的基础》一书中,即已大談特談符号和宗教的关系,而到了近年,他更把他的兴趣轉移到人生哲学和宗教方面来,企图开倒車地把几种“传統的人生理想”加以綜合,使之适合于现代环境。他的另一本較近的著作《人生之路:世界宗教緒言》(1942),誠如书名所揭示的那样,則更加公开、积极地在为僧侣主义辯护。     

两点論是辯証思維的規律

毛主席教导我們:一切事物都有二重性,因此,我們观察事物必须用两点論,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一点論。两点論的提出,指明了人們对于客观事物进行辯证思維的規律,丰富了辯证邏輯的具体內容。为了正确理解两点論的丰富而深刻的內容,本文拟就以下三个問題談談学习的体会:一、两点論与形式邏輯思維規律的相互关系;二、概念的辯证关系与两点論;三、学习两点論的实踐意义。一、两点論与形式邏輯思維規律的相互关系先从正确思維的規律談起。有人把正确思維的規律仅仅归結为形式邏輯的思維规     

实用主义的認識論和莫里斯的符号学

作者在本文中概括地叙述了莫里斯的符号学的基本內容,分析了它的基本概念,并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作者指出,自莫里斯的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把符号学作为一門专门科学来研究。但他对认識論問題的观点并不新穎。按其哲学信仰来說,他是实用主义者,他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强烈影响下,也采納了邏輯实証主义的观点。他的符号学就是实用主义、行为主义、邏輯实証主义这三者結合起来的結果。莫里斯认为符号学包括三个部分:一、句法学,它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間的关系及其結合方式;二、語义学,它研究符号与所指客体的关系;三、語用学,它研究創造符号、运用符号并借助于符号取得这种或那种成果的主体和符号的关系。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行为”概念是他的符号学的中心概念,它把符号的三种功能(句法的、語义的、語用的)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三种功能都服从于有效地組織主体行为的任务,它們都是为了达到行为的目的服务的。符号及其意义問題是莫里斯符号学的基本問題之一。在他看来,符号就是預备刺激,預备刺激在沒有刺激体时也会引起与所述客体相对应的反应族的意向。换言之,符号是一些特殊的刺激物,它們在客体不直接刺激行为的条件下用来調整主体对作为目的的客体的行为。符号的意义在于它所引起的反应意向,也就是符号和典型行为的刺激体的关系。作者批評了莫里斯的观点,认为后者把符号的作用加以片面的夸大和絕对化,把符号和不以人为轉移存在着的物质源泉割裂开来,把符号同现实在人的意識中的反映过程割裂开来。莫里斯认为,語言是符号的系統,人类的語言和为动物所使用的符号之間沒有原則区別,語言决不是社会现象,而也是为动物所固有的。作者批評了这种观点,认为莫里斯把人类的語言“动物化”了,同时又把动物的叫声“拟人化”了,抹煞这两点之間的原則性区別。作者还批評了莫里斯关于意識和思維的观点。作者指出,莫里斯把思維归結为語言,而又把語言归結为有机物的那些实现符号功能的生物反应的总和。在莫里斯看来,在引入专門的符号学术語之后,最好放弃“意識”和“思維”这两个詞,因为它們完全是多余的。作者指出,在莫里斯那里,思維被归結为按照一定的规則去运用符号,而完全不是用来揭露客观世界的规律。莫里斯认为,符号学正在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科学,它在自己的三个部分中包括全部問題:句法学包括全部邏輯学問题,語义学包括全部形而上学問題,語用学包括全部生物社会学問题。符号学是駕凌于哲学之上的最高科学。作者认为,尽管符号系統学說十分重要,但这一学說本身只能在真正的认識論的基础上加以科学的制定,这种认識論就是辯証唯物主义的认識論,而决不是实用主义和实証主义的认識論。     

論形式逻輯的思維规律——和馬兵同志商榷

一馬兵同志在《形式邏輯的規律与思想的形式化方法》(載《哲学研究》,1961年第3期,以下簡称“馬文”)一文中,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的基本出发点是:形式邏輯的思維規律只是邏輯結构的規律,只与思想的联系、联結有关,只是决定邏輯演算公式的正确性的規律。正因为这样,也就不可能从形式邏輯的思維規律的性质和作用的分析中,深刻地揭露在思維中,形式邏輯的思維規律同思維活动方法、思維形式(結构也是形式之一种)、思維內容之間,以及形式邏輯的思維規律同感性认識規律、它的客观基础的規律之間的有机联系。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虽然承认形式邏輯的思維規律以客观事物的质的規定性为客观基础,但却把亚里士多德关于不矛盾律的客观基础的某些論述当成了形而上学;虽然承认思維和感性认識的联系,但却不願意承认感性认識对思維的制約和影响,从而不願意承     

初入学儿童学习汉字的記忆特点

汉字是由音、义、形三个基本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它是以字詞的語言构造和对象意义为基础、以文字符号为形式而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就字形来說,又是由各种基本笔划、偏旁部首、基本字根据汉字結构規則組成的一个个文字。所謂正确牢固地掌握汉字不仅包括熟記字形的完整結构,而且要形成該字的音义形三者紧密联系的統一整体,最后达到     

克劳斯与梯勒论控制论系统在社会中的存在

《德国哲学杂志》1962年第1期发表了G.克劳斯与R.梯勒合写的一篇論文:“論控制論系統在社会中的存在”。全文长达4万字,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哲学的說明”,第二部分是“若干經济关系在证明自己有控制論性质方面的标志”,第三部分是“控制論系統的典型标志与經济系統和控制論系統的同形性”。     

基督教徒对辩证法的态度

本文摘譯自西德新托馬斯主义者卡里什(Rudolf Karisch)的著作《基督教徒与辯证唯物主义》一书。这本书是从新托馬斯主义立場攻击辯证唯物主义的一本反共哲学著作,在西方頗有影响,仅在1953—1961年間就再版四次之多。全书共分八章,即:一、辯证唯物主义的实踐政治意义;二、哲学唯物主义的論点;三、基督教徒对唯物主义論点的态度;四、辯证法的体系;五、基督教徒对辯证法的态度;六、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論点;七、基督教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八、总結。这里譯出的是第五章。在这一章里,作者从攻击斯大林所提出的辯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着手,攻击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证法,并宣揚新托馬斯主义的所謂“現实主义的辯证法”。这一章分四节,即:一、世界事物的联系性;二、世界事物的变化;三、論由量到质的突变;四、論矛盾的斗爭。作者在这四节中提出的基本論点分別为: 一、他誹謗說,辯证唯物主义尽管强調各种事物的联系性,但也走向片面化的道路,把人、世界同上帝分开,看不到家庭、教会、人民和国家共同体中的个人,剝夺了个人的尊严。反之,基督教徒則是在上帝和宇宙的联系中进行思維的。誰否认或忽視同上帝的联系,誰就不能正确认識內在世界的联系,而为自由主义的或集体主义的片面性留下余地。二、他承认自然界中的变化是事实,但认为自然界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其中包含有不变的結构成分(普遍原則、法則、不变常数),它們是由上帝这个不变的原始因所附加的。基督教徒决不能承认唯物辯证法关于物质的自我运动来自它自身的观点。三、他坚决反对辯证唯物主义关于量变轉为质变的原理,而认为质变不单純是量变的結果,而是质的漸变的結果。他說,基督教徒也承认飞跃,但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唯一的物质发展原則,也不是看成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轉变,而是把它看成上帝在存在层內的創造行为,看成任何一个存在层內按照上帝的設計发生的发展阶段。四、他反对辯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原理,认为論断和判断才能相互矛盾,而事物是不能相互矛盾的。事物可以相互对立,但不能相互矛盾,它們本身也不包含矛盾。他污蔑說:辯证唯物主义者所采用的矛盾一詞,既含含糊糊,又自相矛盾;共产党人提出矛盾理論,只不过是企图为他們的革命和暴力手段找借口。他以說教的口吻說,一个社会制度內的紧張关系,只能在保存現有制度及其統治者的情况下,通过演变、通过意識的形成来加以解决,战爭和阶級斗爭都是可以避免的。最后,他宣称,无論是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证法,无論是黑格尔含义的唯心辯证法,只要它合有存在一元論的內容,基督教徒都必須加以断然的否定。基督教徒只能承认所謂現实主义的辯证法。     

中国心理学会1963年学术年会

中国心理学会1963年12月6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学术年会。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心理学会代表85人及北京市有关心理、教育、保健等工作者200余人参加了会議。这次年会收到論文203篇,其中普通心理学方面31篇,包括心理学对象、方法等理論性文章13篇、心理过程(感知、注意、記忆、思維)16篇、个性2篇;儿童心理方面59篇,包括思維29篇,其他是記忆、知觉、个性、言語及生理发展等;教育心理方面94篇,包括学科     

小学生对非連貫的单字、数目和图画材料的意义識記

問題意义識記是以对材料的理解为根本条件,是以借助于詞的、反映材料之間的意义联系的概括化了的联想为基础。生活实践和实驗研究都証明意义識記的效果,无論在識記的敏捷性、精确性和巩固性方面都比机械識記好。意义識記对小学生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小学生通过意义識記,可以更有效地把必須記住的东西識記和保持起来。     

生理的、心理的和邏輯的东西的相互关系

(一) 辯証唯物主义从唯物主义的一元論原則出發,在哲学思想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給于了心理的起源及其本質以唯一科学的說明,指出了心理是高度組織起来的物质的属性,是現实的反映。唯心主义由于把心理同大脑割裂开来,因此不仅不能比較正确地解决这个問題,甚至还不能提出这个問题。唯心主义在原則上不能站在自然科学和人类实践的立场上,于是从根本上否認心理同大脑有任何联系,否認心理是大脑的产物。換句話说,对哲学基本問題的唯心主义解决,完全排斥科学地提出关于心理和邏輯思維的起源問題,从而堵塞住了科学地解决这个問題的道路。唯心主义剩下来只有一条道路可走,那就是把意識加以神化,加以歪曲。这样一来,唯心主义就向僧侣主义和反动派伸出手来,为那些关于心理、意識、思維的本質的謬論作辯护,说什么心理、意識、思維能够从自身中創造出世界来等等。     

論語言符号意义的性質

作者在这篇論語言符号意义的性质的文章中,对于苏联和国外語言学家在这个問題上所提出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反駁意见。作者与之商榷的主要对象是沃尔科夫和哈巴罗夫的文章,同时对国外語言学者,如索修尔、现代結构主义者丹麦的塞林森、波兰学者薩瓦托夫斯基的观点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把这种在評价語言符号意义的性质上的分歧归結为:“一些人把意义看成是符号的对象相关性,亦即归根到底看成符号;另一些人則把意义看成客观现实的反映。”而作者是持后一种观点的。在文章后半部,作者闡述了对語言符号与語言系統的相互关系的看法。在这方面,作者对別什科夫斯基、布达高夫、茲魏金采夫等人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作者认为“詞是符号和意义的統一,这一統一反映着客观现实”,“上下文根本不能‘完完全全地决定’符号的意义,而符号基本上不是从上下文而是从现实中获得自己的意义的。”     

K.哈葛:《人道主义和科学》

1960年,在柏林汉堡大学校庆一百五十周年的开幕式上,德国統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員、书記处书記庫尔特·哈葛作了題为《人道主义和科学》的讲話。1961年,民主德国建設出版社又把这篇讲話印成单行本大量发行。現在我們将这本小册子的內容概括介紹如下。     

意义问題以及对这一问題的新实証主义解答的批判

作者在本文中討論狹义的意义,即符号的意义問題。他說“維也納小組”的新实証主义者把“有意义性”和“可检驗性”等同起来。这个“意义是检驗方法”的公式成为一系列新实証主义“意义”观念的出发点。这些观念又可分为两类:(一)是把意义归結为主体对符号的这种或那种反应,其中包括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这种看法与石里克的看法相接近。罗素也把意义解释为詞或符号对行动的关系。維特根施坦晚期认为意义是用詞的方法。作者认为把意义看作反应、行动,是不正确地把动物行动的特征搬到人的自觉活动方面来。(二)是把意义同由符号組成的結构等同起来。这一看法在一定范围內是正确的。这里牵涉到意义的形式化解释、机器翻譯等問題。但作者认为卡尔納普、奈伊拉特都把这种看法絕对化了。作者在批判新实証主义对意义看法的同时,自己也提出了一个关于意义的定义。他說,意义是由詞或由符号来代表的信息的不变項。这个定义着重提出信息,也指出意义不直接反映现实。那些經常具有意义的符号的认識作用也是間接的。由于符号本身具有約定性质,它不能反映现实,但它能促进反映现实的过程。关于意义是物质还是精神的問題,作者认为这取决于意义表现在什么信息結构中。它在邏輯关系中是精神的,在生理或机器的信息中是物质的。作者还主张不可能寻找出意义的一般定义,正如不可能寻找出“一般存在”那样。最后作者认为他在文章中提出的关于意义的定义有实践上和理論上的优越性,因为它指点我們根据相应条件运用意义形式中的一种,而新实証主义的主观主义观点则在这方面会起妨碍作用。     

也谈“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唯物辯证法是关于客观世界及认識的发展法則的科学,是无产阶級的宇宙观和方法論。而对立統一的法則則是唯物辯证法最根本的法則。运用辯证法的这一法則,对我們认識和把握事物,以及解决当前实践中的問题,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毛主席教导我們說:“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現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又說:“辯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則,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从象征人类学的角度浅谈标志设计

由于社会的飞速发展,文化信息在不断地向更加纵深、更加广泛、更加多元化发展,而标志设计就要把这些文化信息准确的以图形或视觉符号的形式表达出来,体现文化的象征意义。象征人类学主张文化是一套象征符号系统,包括人、物、活动、仪式、观念、时间等等。象征符号背后蕴涵着丰富深厚的人类文化内涵和意义。通过从象征人类学的角度去浅谈标志设计中的图形,从而让标志设计更加深入人心。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迫切问题

苏联《哲学科学》杂志从1961年起組織了一次关于现代資产阶級哲学批判的方法論問題的討論,先后发表了六篇文章,它們是:A.波利卡罗夫(保加利亚)的《現代唯心主义的一般特点和对它进行批判的方針》(1961年第3期);斯克沃尔佐夫的《列宁的党性原則和現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問題》(1962年第6期);捷洛格拉馬吉克的《多元論的方法論与对現代資产阶級社会理論的批判》(1963年第2期);留布丁的《十九至二十世紀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則》(1963年第5期);阿謝耶夫的《現代唯心主义的若干特点和对它进行批判的方法論問題》(1963年第5期);別吉阿什维里的《是否需要对現代資产阶级哲学作內部的批判》(1963年第6期)。最后发表了这里譯出的这篇文章,作为这次討論的总結。在这次討論中,特別在对現代資产阶级哲学的所謂“內部批判”問題上发生了爭論。波利卡罗夫、別吉阿什维里等人提出要采用通过揭露有关观点的內在矛盾来使其自我駁斥的“內部批判”方法,幷认为这种方法是一个尖銳武器,因为現代資产阶级哲学中充满着內在的矛盾。阿謝耶夫則认为所謂內部批判不是馬克思主义理論所特有的,更不可能是同現代資产阶级作斗爭的主要方針。在納尔斯基等人的这篇总結文章中,对这次討論作了評价,幷着重对“內部批判”問題发表了他們的意見。他們认为首先应当拋棄“內部批判”这个不确切的术語,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对被批判的学說采取“內部批判”的方法,而是要揭露这些学說的內在的根据不足。而且,这种批判方法还要以社会經济分析、阶级分析、共产主义党性原則等等作为自己的前提、必要条件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