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推类方法的模式构造及有效性问题

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先秦时代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对于这种推类方法,古代先贤只给出了一系列的语义说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形式语言的语形说明。如借助现象对事物的状态和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规律进行描述的科学认识方法,我们今天可以尝试着给它构造一个推理模式,并通过分析它的思维进程、根据、推导原则及违反原则的错误,展现它的特点、能够成立的有效性及世代相传的普遍适用性。并进而了解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中,促进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辩证扬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思维方式的沟通。     

论推类逻辑与中国古代科学

一丰富的中国古代逻辑大致可以分为墨家逻辑、正名逻辑和论证逻辑三个传统,但处于主体地位的还是墨家逻辑,中国古代逻辑的基本内容也主要体现在墨家逻辑之中。正名逻辑以名家、儒家的“正名”思想与推知方法为主线,直指宋明理学的“正名”逻辑思想与方法。论证逻辑以王充的论证理论和方法为主体,主要是关于认识事物的辩证思维与方法。墨家逻辑以“类”概念为基础,以“推类”为基本方法,主要推理成分是“名”、“辞”、“说”,主导推理范式是“推类”。什么是“名”?《墨辩》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荀子.正名》说:“实不喻然…     

朱熹的易学推类方法论探析

朱熹易学造诣深厚,其易学逻辑思想主要是围绕"类"而展开的。首先,他将"类族辨物"看作是一种逻辑方法,通过"稽类"来获得关于事物类同与类异的认识;其次,他将易看作是"假借虚设"之辞,认为易之道理是"悬空"、"假托"之说,把类思维同事物之义理相结合,重视对"道理"的考察;在推理的过程中,朱熹还强调"理不走作",运用辩证的思维,权正取舍,以确保推理的有效进行;最后,他将"依类而推"的易学逻辑推理原则发展成为"稽实待虚"的逻辑推理理论,丰富了易学推理理论。总之,朱熹一生著述丰硕,他的易学推类思想在易学逻辑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荀子推类思想探析

在中国逻辑传统中,根据事物或现象的同异,而进行的以类推之的推类,是中国古人经常运用的一种推理论说形式和思维方法。集诸子百家之成而独树一帜的苟子,在谈说论辩的思维实践中,继承了前人关于“类”和“推类”思想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所缘以同异”的类概念认识,从“物各从其类”展开对类概念的考察,并通过关于“正名”的阐述,全面地论述了“譬称以喻之”、“推礼义之统”、“举统类而应之”、“推类而不悖”等推类思想,从而使推类思想在中国逻辑传统中更加繁丽多姿。     

论推类逻辑与中国古代医学

推类逻辑就是基于“推类”的中国古代逻辑。易数推类为中医科学提供了一个有效工具,提供了一个有效地认识自然、机体（肌体）、疾病的方法。取象比类是中医思维的核心,推类是中国古代医学辨证论治的基本方法。推类具有很强的具象性,并以比类为基础。     

推类等于类比推理吗？

近10年来,中国古代的推类理论被普遍认为有助于说明中国古代逻辑与西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不同。关于推类的逻辑本质——推类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究竟是何种推理关系,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将推类与类比推理等而视之。不过,伍非百、汪奠基、沈有鼎、刘培育、孙中原等对类同原则的适用范围与推类的逻辑本质做了更为全面与准确的诠释。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的推类实践,可以从中揭示出类同原则的工作机制,从而在经验层面上进一步确认类同原则对于演绎、归纳和类比推理的普遍意义,最终证成推类与类比推理并不等同。     

中国逻辑如何影响中国传统数学(英文)

中国传统数学在中国古代逻辑特别是墨家逻辑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推理体系,即:以"以类合类"为基本方法,以"类"和"分类"为核心成分,以"推类"为主导推理形式。正是由于这一推理体系,使得中国传统数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世界的领先地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逻辑不是阻碍了中国传统数学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数学所蕴含的逻辑方法并不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朱熹易学“例推”方法及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启示

朱熹易学推理的主导推理方法是"推类",为此他还明确提出了"推类"的基本规则,并进一步按照爻变的数量将此规则分为七种具体情况,其中,"二爻变"与"四爻变"的推类规则是通过"形式化"的"例推"方法而得出的。借助西方传统演绎逻辑方法对朱熹的"例推"方法进行辨析,能够对其有更加明确的理解。朱熹的易学"例推"方法所展现出的"公理意识"与"演绎精神"被运用到其"推策数一法"及理学思想当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朱熹易学"例推"方法对探究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特殊性",发掘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墨家的"类推"思想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及其学派,在丰富的类推实践基础上,通过对事物间的类同和类异的考察,概括出了推类的称谓,明确了类推重“类比”的逻辑性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全面地阐述了有关推类的思想,并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理论形态,从而使类推成为中国逻辑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但由于墨家的类推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政治思想交锋,即“辩”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它又凸显出服务于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人文性、语用性的色彩。虽然推类也具有由“所然”进到“未然”的认知形式,但这是它的“弱势”,它的“强势”是描述、论辩、说服。所以,它所探讨的推理形式与思维内容相结合,所阐发的逻辑思想与政治伦理观点相结合,它是带有中国思想、文化、语言特色的中国古代逻辑,亦是墨家推类思想的主要特征。     

易学的推类逻辑

易学中的逻辑问题,是一个在易学和逻辑学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关系到对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和逻辑史的再认识的重要问题。易学中的逻辑是推类逻辑,本文给出了理由,同时以现代逻辑的方法给出了易学推类逻辑的形式系统,并作了讨论。指出易学逻辑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以汉字表述的特有逻辑形式,建立了中国古代的普遍语言,形成了自我满足的语义系统,其在为人们提供正确的认识方法和为古代科学提供认识工具方面与西方逻辑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推类思维的基础、限度与严格性

推类思维的基础是古代观念中“生生”相继、从本源上感通一体的宇宙。推类思维的目的不是获得真值保证或建构知识体系，而是以万物相关性为前提，随境随需、推扩主体视域，在不可通约的差异性中以言、象、意、情等方法关联起原本分离的事物，开启意义解释的新向度，并推动伦理政治实践。推类思维的运用如果超出人伦领域而试图解释自然，其力量就会减弱；当其无限扩展，试图建构起完整而严格的世界图式时，就会出现胶固之论。推类思维的严格性并不体现为保障我们消除交流误解的方法论规则，而是达成情境或共在的一致性。主体间论辩的严格性，依托于历史流传物中的经典共象和宇宙-伦常秩序(天人)的共同视域才能够获得保证。在工具理性支配的今天，推类思维应当通过批判性考察在人伦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的类推思想与中国古代宗族社会

援类而推的方法 ,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建立在“类”概念基础之上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 ,在形成这种思维方法的过程中 ,有一个“类”概念的发展过程 ;它的特质的确立 ,与中国古代的宗族社会有密切的联系 ,并因此具有了它的历史必然性与思维必然性。     

《弘明集》推类思想探析

南朝梁僧祐编撰的《弘明集》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护法弘教的文献汇编,收录了东汉至南朝齐、梁五百余年间阐明佛法的各种护法论集57篇,在其“弘道明教”的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其中既有对先秦以来推类方法工作机制及功用性的认识,也有类似于先秦惠施有关推类的界定以及对于“譬”的方法论效用的的认识。不仅于此,在整部《弘明集》中对先秦以来的推类方法的认识和运用比比皆是。而在同时期的佛教文学作品《百喻经》中,也能处处看到庄子式的寓言说理的结构式和墨子式的因果性类事理联结词。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几百年间,它们所辑录的东汉至南朝齐、梁的各种护法论以及以寓言譬喻大乘佛法,无一不是在自然选择着传统政治伦理传播活动中的“谈辩–用辩”方法,表达着对先秦以来传统推类思想及方法的传承。对《弘明集》以及《百喻经》的推类思想及方法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在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宏观定位研究与微观个案分析互动融贯的基础上,继续发掘、扩展更多的文献史料;同时也可以为当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传统逻辑课程的教学讲授,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案例素材。     

从现代逻辑观点看中国古代的有效推理

中国古代逻辑也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推理和论证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一个命题为真的原因或理由。推理关系是一种 ＂必然地得出＂ 的关系。墨子提出了四种推理模式：＂辟＂、＂侔＂、＂援＂、＂推＂,而且把 ＂推＂ 又分为两种 ＂止＂,即归纳＂止＂ 式推论和演绎 ＂止＂ 式推论。特别地,墨家提出了 ＂效＂ 作为判定推理是否有效的标准。     

论荀子以“类”为核心的道德认识方法

荀子认为,人的道德认识与对物的认识一样,都可以通过逻辑性的"推类"方法来超越经验性认识的不足,以达到对事物的抽象把握。但是,伦理、道德之"推类"并非纯粹演绎逻辑中的必然性推理,它因其随机性和情境性具有或然性。荀子提出,道德之"推类"准确与否取决于三个条件:首先,道德认识主体是否能做到"类之不悖",同类才能相推;其次,道德认识主体能否做到"心不悖",即道德认识主体是否能克服个体的主观性,做到不"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最后,道德认识主体须承认道德认识发展过程中存在"类不可必推"的非逻辑性。荀子认真地分析了产生非逻辑性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使用"虚壹而静"的直觉方法来弥补这一逻辑上的不足。     

中国古代逻辑中的推理论(中)

中国古代逻辑著作总结了许多有关“说”(推理论证)的方法,这里介绍其中的“譬”(类比推理)、“侔”(附性法直接推理)、“援”(援例直接证明)、“推”(归谬式间接反驳)和“诺”(讲授科学时的问答法)五种。一、譬《墨子·小取》说:“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即列举那个事物而说明这个事物。这是给“譬”式推理下的一个功用定义。“譬”式推理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常用的推理方法。《说苑·善说》     

符号学视域下毛奇龄易学“推易之法”探析

从符号学视域看,毛奇龄易学逻辑思想是以"类聚群分"为基础,通过"推易之法",构建了以"聚卦""半聚卦""分推卦"等为内容的语形推理系统,在此基础上,他还对"象辞"之"所指"进行了语义诠释,对《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中的经典筮例进行了语用推理解析。毛奇龄"推易之法"是对中国古代易学逻辑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在易学逻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必然还是或然:《周易》推理机制研究

《周易》推理模式总体上属于中国古代逻辑特有的推类推理,但是在占卦阶段和解卦阶段却展现出迥然异趣的推理效果:第一,占卦阶段的推类推理,是一套完备的演绎推理系统,推理结果具有必然性;第二,解卦阶段的推类推理,更多表现为语用推理,推理结果只具有或然性。     

墨家逻辑推理模式的新解释

墨家是先秦诸多学派之一,墨家逻辑也是中国古代本土逻辑思想的典范之一。墨子及其后学创立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以名举实,以辞舒意,以说出故＂的墨家逻辑体系,成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展的优秀代表。墨家逻辑的主要推理模式包括：＂辟＂、＂侔＂、＂援＂、＂推＂等。墨家逻辑思想的研究开启了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先河,墨家逻辑思想研究是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国际逻辑学界对作为非印—欧语言系统的中国逻辑的关注,显示了中国逻辑独立存在的价值。今天的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处于现代逻辑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交汇点上,需要我们从逻辑和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逻辑思想。用逻辑的一般特性来分析墨家逻辑,依据工具性、形式性和有效性这三个方面,是解释墨家逻辑的一个新角度。     

“中国逻辑”名称困难的辨析——“唯一的逻辑”引发的困惑与质疑

上世纪三十年代,金岳霖先生以欧洲传统演绎逻辑是唯一和普遍的逻辑学观念,对中国逻辑的研究提出了“中国逻辑”的名称能否成立的问题。否认逻辑与文化的联系,坚持逻辑的唯一性和欧洲传统演绎逻辑的唯一性与普遍性,这些是提出“中国逻辑”名称困难的依据。上述观点将会面对由逻辑学研究对象、逻辑学学科性质以及逻辑史所展示的事实所引发的诸多困惑与质疑。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逻辑思维。逻辑思维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属于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依附于人类的文化,即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当人类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统一状态时,包括逻辑思维在内的精神世界不仅有共性,也有由民族地域不同而显现的个性。在中国,先秦文化不同于古希腊文化,它的核心是伦理政治与社会人事,它的主要内容是伦理尺度与治国纲纪的构想、建立和实践,它的基本思维取向是现实的需要以及实践中的经验。以“类同”为依据进行“以类取,以类予”推演的“推类”,成为先秦时期逻辑思维中居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同时也成为先秦逻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逻辑学是有别于欧洲传统演绎逻辑的。研究中国逻辑离不开对欧洲传统逻辑的借鉴,在这种借鉴研究中,应用比较法的关键有三：第一,被比较的诸对象都把与之相比较的对象视为平等的他者,而不是对立者或规范者;第二,在见其同异中,比较以见其相异乃更为重要。第三,对研究对象的异点给出制约因素的分析,就中国逻辑研究而言,就是“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