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聂豹的归寂之学

<正> 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良知即知是知非的本体,工夫全在为善去恶,故弟子多在后天诚意上着力,遗却复归先天心体工夫。聂豹“归寂”之学,即所以纠正此种路向。     

王门“天泉证道”考辨——以“四句教”、“四有”和“四无”为中心的考察

<正>一明嘉靖六年(1527)丁亥夏,王阳明出征前往广西的思恩、田州两地,平定当地的少数民族暴乱。在出征前夕,阳明应两位弟子钱德洪与王龙溪之请,在家乡的天泉桥上阐发了对自己晚年所提出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理解,并对两位弟子的疑难进行了相应的解答,史称“天泉证道”。在“天泉证道”的记载上,《传习录》下、《年谱三》和《天泉证道纪》~①是三条最为基本的文献。就三条文献对比来看,其中最为显著的差别就是相对于《传习录》     

王阳明“无善无恶”辨——兼与陈来同志商榷

<正> “无善无恶”是王阳明在《四句教》中对“心之体”所作的一个最重要且也最难把握的规定。一方面,它是《四句教》的逻辑起点;同时,它又体现着王阳明哲学的功夫指向。从王学发展的角度看,它也是王学分化的源头,——王门后学中截然对立的两大派系,都可以从对”无善无恶”的不同理解上得到说明。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王阳明哲学的全部玄妙之所在,也是打开王学奥秘的钥匙。陈来博士在其大著《有无之境》中对“无善无恶”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把无善无恶叫作至善,另一种是把至善叫做无善无恶。”(《有无之境》人民出版社     

“恶”之缘起、明觉与去除——以王阳明“四句教”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四句教"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其理论前提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心体作为无限感通的一体之仁,超越善恶的相待性,此即"无善无恶心之体";心之应物起念处即是意,一体之仁遂有感通与阻隔之别,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而一体之仁的感通或阻隔,皆能为良知所自然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行事上磨练之工夫,涤除私欲执着之障蔽,以恢复心体之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可见,"四句教"对于"恶"之问题有着完整而清晰的阐明:心体无恶,表明"恶"为非本体性的存在;意动有恶,表明"恶"具有因缘和合的性质;良知知恶,表明"恶"能为主体所明觉;格物去恶,表明"恶"能为工夫所破除。其间涉及道德本体之确立、伦理责任之承担、自由意志之可能、道德行为之价值等问题。由此,王阳明不但构建起了融本体与工夫为一贯的修证体系,亦构建起了心学之道德形上学。     

“无善无恶心之体”义解——王阳明“四句教”首句宗旨新探

"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宗旨历来聚讼纷纭,其中有代表性的说法略有八家。本文通过分析八家说法之得失,并结合阳明思想之整体倾向,探讨了心体作为"无心之心"的本体意涵,指出良知与心体存在显隐之别,二者是一种"潜在蕴涵"的关系。"无善无恶心之体"兼指本体与境界,其真实意涵在于描述心体明莹无滞、不染尘累的本然状态,而"至善者心之本体"中的"至善"二字乃是叹美之辞,与伦理意义的善恶无关。"四句教"是阳明晚年试图化解其学说内部紧张的学术总结,亦折射了中国思想史的深层张力。     

王阳明“四句教”解义及辩证

与后世质疑和批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阳明自身坚信"四句教"是既具普遍性且无弊的工夫指点语。在他看来,"无善无恶"和"有善有恶"不过是对"已发"之意识状态的描述,是不同条件下达致"好善恶恶"的不同进路。无善无恶指意念完全出于良知的动力,因而没有且不必刻意和执着;有善有恶指受私欲牵累而必须有所刻意、执着。分别以两者为核心的"四无"和"四有"的为学进路并无高下之分,差异主要在入手处不同。四句教包含四无和四有两条为学进路;无善无恶的含义包含好善恶恶,并以其为根本。这两点分别保证了四句教的普遍性和无弊性。后世往往忽视这两点,质疑和批评也就由此而起。     

刘蕺山对王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

心学发展到明代晚期已产生诸多流弊,致良知的实践工夫不能落实到实处。刘蕺山批评王阳明"四句教"与王畿"四无说",并提出自己的"四句教",强调心体只是个"有善而无恶"。然而在其晚年重要著作《人谱》中却明确地提出并详细地阐发了心体"无善无恶"的思想,作为其心性理论的基础,此与阳明"四句教"之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提法无异。故本文从"无善无恶"之本体、工夫与境界的层面来解析蕺山对于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蕺山学说在思想史上做出了承先启后的重大贡献,对明清实学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     

佛教视域下的阳明心学——以太虚为中心

太虚高度评价阳明心学,其原因在于:阳明心学在工夫论和整体风格上都近于禅宗;有事功之能,能有益于当时社会;为儒家之正宗,可作为文化统合枢纽构建新的中国哲学。太虚针对“致良知”与“是非之心”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良知”作为本体无法被加以“致”之工夫;“是非之心”既作为“良知”本体又作为心理功能具有逻辑困难,其必然正确性不具有充分保证,其素朴定义——“好恶”也不具备普遍性。太虚又尝试以唯识学会通、诠释“良知”与“四句教法”,以慧心所、信心所解释“是非之心”“良知”,以八识分别解说“四句教法”,其中不乏闪光之处。     

王阳明“四句教法”及其后学之分化

在王阳明的学说中本身包含着虚无与实有二个方面的矛盾,既有儒家实学成分又有禅学成分。王阳明死后,王门后学发生了思想派别之分化,出现了禅学化和实学化二种不同的倾向,而分成禅学派和实学派两大基本派别。 王阳明在后期把“致良知”作为其学说的中心,在其“致良知”之教中,良知本体的先验性与强调良知在后天的实际工夫中的呈现和展开就存在着矛盾。这种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矛盾,也就是无善无恶的虚无本体与为善去恶的实有工夫之间的矛盾,禅学成分与实学成分的矛盾。     

“无善无恶心之体”：本体虚无与价值生成

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说在中晚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谓该说否定了善恶的分际,有取消道德工夫的危险。的确,王阳明承认心之本体具有虚无的性质。但是,他所说的"虚无"并非为纯然的否定,而是指本体的超越普遍性。"无善无恶心之体"并未泯灭善恶的分判,相反,此说为经验世界善恶的确立、明觉与转换奠定了本体论基础:意念之发动,或为本心的感通,或为本心的阻滞,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表明经验世界存在着善恶的分判;本心的感通或阻滞,良知自能感应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表明良知能提供先天的道德法则;只有破除私欲之阻隔,方能恢复本心的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表明道德践履工夫有其必要性。阳明承诺本体虚无而不碍价值生成之观点,实有助于对虚无主义症候的反思及人类社会价值的重建。     

“自由意志”与孟子伦理究责的心性根据

对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乃儒学之要务,所以即使在“自由意志”词汇缺席的情况下,儒家也必须明确何为恶之根源,以说明判定究责对象时的根据与标准。新儒家以气质论人之恶的成因,但是该诠释路径会使决定性因素从人自身转移到外在影响力上,导致责任主体认定的困难。在此诠释路径中,人的善恶形态被困于儒学本心良知的伦理道德规范性含义里。孟子本心良知说中存在一类通过自我取舍而形成的恶的主体,这类恶的主体所据并非本心良知具有的知善规范性,而是以能力层面能善的普遍性作为其产生的逻辑基础。从心性上溯源恶才能突破本心良知在知善的规定性上对恶之于人的属己性的遮蔽,以此明确善与恶皆是人自己的善恶,如此伦理究责才不会陷入主体判定的困难之中。     

王阳明“立诚”说的内在逻辑蕴涵

在"致良知"话头之前,王阳明一度试图推"立诚"为学问头脑。基于"诚"字的诚切、真切、笃实等义,"立诚"说被赋予了成逻辑体系的思想蕴涵:其一,诚其必为圣贤之志向,以此确立人生方向和为学动力;其二,立其纯乎实理之诚体,此是圣人之为圣人的核心因素;其三,诚其好善恶恶之情感,此是为善去恶而恢复纯乎实理之诚体的直接动力;其四,实其为善去恶之行为,此是恢复纯乎实理之诚体而成就圣人人格的落实下手处。"立诚"说几乎将王阳明当时的学术理论和修养功夫尽数收摄在内。不过,"立诚"说不能直接表述知善知恶之明这个维度,因此,王阳明后来放弃了"立诚"话头,而转向了"致良知"头脑。     

良知与认知的中国之辩——从“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的互动观之

利用比较哲学的方法,从"知什么"(knowing that)和"知如何"(knowing how)的区分出发,以陆象山和王阳明思想为考察中心,重思知与德之辩。从孟子的良知到王阳明的致良知,从四端始发的小良知到涵盖宇宙的大良知,其中的中介环节就是陆象山的"吾心"。王阳明的良知既非"知什么",也非"知如何",而是一种良觉,即对至善的一种道德直觉。既然致知非知,那就揭示出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的张力。关键问题在于,从陆象山到王阳明恰恰割裂了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并试图用前者去涵盖与包纳后者。尽管从陆王心学开端就已割裂德与知,如今恰恰要找回认知与良知的本然关联,这也是中国哲学可以贡献给世界的独特之处。从人类的真善关联来看,"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恰为真善关联的两个基本维度,中国古典哲学尽管更倾向于在"以真导善"上逡巡反思,但也在"以善启真"上给当代发展以诸多启示。     

良知与德性

朱熹曾上承二程，认为良知“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孟子集注·尽心上》）。不系于人而出于天，意昧着赋予良知以超验的性质。与程朱不同，王阳明着重强调了良知系于人这一面，并由此转移出主体的德性与人格，从而使之区别于超越的天理。在如上转换之后，蕴含着德性伦理与理念伦理的某种对峙，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在所谓“德性之后”（A．麦金泰尔语）的当代，依然引人省思。如何在日用常行中为善去恶，是理学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善去恶以分别善恶为前提，而善恶之分则表现为一个知的过程（知善知恶）。道德行为与道德认识的这种关联，…     

明儒王龙溪的一念工夫论

“念”是王龙溪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基于“本念”与“欲念”、“正念”与“邪念”的区分 ,龙溪晚年反复强调的一念工夫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当“念”作为本念与正念时 ,一念之微的工夫便基本上相当于心体立根的先天正心之学 ,这时作为良知心体直接发动之端倪与萌芽的“一念之微” ,龙溪又称之为“几”,一念工夫于是相应展开为“知几”、“庶几”与“审几”的工夫 ;当“念”作为欲念与邪念时 ,一念之微的工夫便相当于后天的诚意工夫。但由于“念”构成意的最小单位和瞬时状态 ,较之一般意义上的诚意工夫 ,用力于一念之微的诚意工夫又更为深邃绵密。因此 ,作为一体两套的完整的致良知工夫论 ,龙溪的一念工夫不仅在自己的思想系统内统合了用力于良知心体的先天正心工夫和用力于经验意识的后天诚意工夫 ,更使王阳明以诚意为中心的致良知工夫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牟宗三哲学中的两种圆教形态及其内在张力

牟宗三在《圆善论》中首先肯定王龙溪"四无句"为究竟圆教,继而又按照天台圆教的判教方式,认为胡五峰之学才是真正的圆教。这种前后的不一致,是牟宗三在立足儒学的同时尝试融合天台圆教过程的必然阵痛。要解释其中潜在的矛盾,除了回到圆教义理本身,以及从思想史的发展上做分析外,亦须重视牟宗三晚年借用天台术语所提出的"纵贯纵讲"。通过"纵贯纵讲"的理论模型,牟宗三哲学体系中由于融合异质思想而带来的张力,最终转化为其纵贯系统内部可以解答的具体问题。     

“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民本与人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

学界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释义渐有趋同之势，但仍有分歧。实际上，“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当作“知晓”解，不宜破读。此“知”字之意涵和《墨子·经上》对“知”的定义相同，在与“民可使由之”相对立的语境中，“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含有采取强力手段或空洞说教使人知晓的含义。“民可使由之”句肯定了民智足以知“道”、人性之向善，“不可使知之”句若含有“民愚”之义，则与之矛盾。因此，此章反映了孔子基于民智与人性的深刻治国思想，与孔子的民本思想一以贯之，既无“民愚”背景，也无“愚民”思想。     

明万历年间理学内部的一场论辩

明朝万历年间,阳明学弊端日显。尤其是一些王学末流,利用王阳明“四句教”之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理论,谈空说玄,甚至大张禅风。顾宪成、高攀龙等有识之士月对他们这种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的风气极为不满。于是双方发生了一场“道性善”与心体“无善无恶”说的公开论辩。作者认为,这场论辩从形式上看虽说是理学内部的一场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辩,但实际上却是明末社会危机深重的产物。是一场倡导实学还是崇尚空谈的论争。这场论辩无疑为明清之际的尚实学、重实证、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高涨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条件。     

李二曲“良知”说义涵及其逻辑展开

作为关中理学大家,李二曲服膺阳明心学之旨,其本体-工夫-境界系统立基于"良知"学说。从本体层面二曲强调"良知"的先验性,提出"良知"即"良心"。二曲通过对"良知"与"闻见之知"进行区别,认为"闻见之知"无益于德行的涵养,强调通过"致良知"的工夫达到"心与万物一体"的"至善"境界,这也是二曲"良知"说的逻辑展开。二曲的"良知"说承袭、调和了"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学理论争,批判了"王学末流""略工夫谈本体"、"程朱末流""做工夫而昧本体"的弊端,这种批判也是对中晚明以来学术、学风的一次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