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道德理想与礼乐文化传播

行礼道,致中德。行乐道,致和德。人道主体为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行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能致中和之德,能成谦谦君子。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为阳道、君子之道。礼乐相对而言,礼为阴,乐为阳。礼分阴阳,乐也分阴阳。礼乐皆蕴含阴阳之道。乾阳能够各正性命,利贞性情。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公是孔子的道德理想,孔子的道德理想基于仁爱之心。选贤于能、讲信修睦是实现道德之治的主要手段。礼治与礼乐文化是孔子实现德治的中介环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手段和通向德治的主要途径。儒家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礼乐文化贯穿于道统、学统、宗统、政统之中。以礼治为主体、以德治为理想、以法治为底线的综合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古代礼乐文化政治化的最大特色。     

治官而非治民: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诉求与当代价值

孔子的德治思想体大思精,但其基本立足点和重心,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官",可以说,有德者之治和有道德之治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诉求。孔子的德治思想首先强调的是有德者之治,总是把"为政之德"放在最优先、最重要的位置上,作为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加以考量。孔子所主张的有道德之治涵盖了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其中最核心的是以下四大要义:一是珍惜人的生命,尊重而不是肆意剥夺人的生存权;二是减轻赋税,让民众过上相对富足和殷实的生活;三是任人唯贤,形成贤者进不肖者退的局面;四是重视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礼义素养。孔子德治思想中具有超时空、普适性的真知灼见及价值取向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礼学脉络与礼学史分期

从远古殷商以"致敬鬼神"为核心的宗教之礼,到西周以"人文道德"为核心的制度之礼,周公"制礼作乐"是一大关键;从西周以"人文道德"为核心的制度之礼,到东周以"礼缘情而作"为核心的观念之礼,孔子"克己复礼"是一大关键。西周"制礼作乐",实现从天道到人道的转折,直接扭转中国文化走向;东周礼乐思想,实现"礼"的学术化,深刻影响中国学术史与思想史。礼学在先秦即已实现关键性变革,由秦汉迄于清代,皆循其轨而有所发展。秦汉至隋唐礼学之主体特征是体制礼学,宋明时期礼学之主体特征是心性礼学,清代礼学之主体特征是全面整合。     

德治悖论与功利思维——老子“无为”观念的新探讨

虽然墨家学说通常被视为功利思想的代表,但事实上,老子重功利的倾向不在墨者之下。尤其是作为老子标志性主张的"无为",就是一个阐述统治成本与政权命运的功利主张。而其核心,就是要否定高成本的控制性统治,并主要针对德治来说。在老子看来,试图将道德的影响转化为治理的力量,必定会陷入控制越强、抵触越大、越治越乱的悖论;而他对此悖论的揭示,主要来自对西周"敬德"之治的观察。因此,作为功利主张的"无为"就可被视为避免德治悖论的行动指南,其宗旨是以节约性措施确保政权的"长久"与执政者的"长生久视"。     

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是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创新发展

荀子"化性起伪"."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性恶的人性论基石上的。以礼为本、德法并举、德主刑辅、礼义教化与法律强制相辅相成,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创新发展。剔除其封建糟粕,它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小康社会仍可提供有益的启示。     

儒家德治的四大形态与以德治国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批判性地继承了儒家的德治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善于借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从政以德、以德治国的政治智慧,而且注重挖掘传统仁义道德在当代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角度,儒家阐发的德治可以分为不同的形态,主要有仁治、义治、礼治和孝治四大形态。正因如此,儒家的德治思想不仅体现为从普遍性高度强调以德治国,还体现为致力于从仁、义、礼、孝这四个儒家核心道德理念维度更为具体地阐发独特而深刻的治道思想,这为当代中国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论徐复观对儒家民主思想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即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含蕴着深刻的民主思想。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西周德刑关系思想论

本文认为 ,西周的德刑关系思想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即天讨有罪 ,刑不可少 ;明德慎罚 ,慎重用刑 ;以德化人 ,教而后刑。西周的德刑论从头到尾都贯穿着“德治”的主张 ,对后世的德刑关系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成为中国古代德刑关系思想的理论元型。     

中国古代的“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和法都是人们的行为规范。礼依靠道德教化的方式引导人们遵守社会规范,而法则依靠强制力使人们遵守礼的有关规范,从而达到社会安定有序的目的。"礼"与"法"(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两大基石。"礼法合治"思想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后经战国末期儒学大师荀子的推阐,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礼法合治"的思想正式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得以实施。此后,虽然朝代更迭,但"礼法合治"思想基本上为后世所继承发展。"礼法合治"的思想和实践可以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政治智慧和法律资源。     

公天下的隐没与忠君的凸显——唐《孝经注疏》的批判性考察

《孝经注疏》在唐代有着经典的地位，注、疏一体，共同构成了一部颁行天下的政治教科书。唐玄宗以至高无上的圣王姿态为《孝经》作注，因而《孝经注疏》也就体现出不同于儒者或经学家注疏的思想特色：一是引儒归道，尊道德而抑仁礼。玄宗《孝经序》与元行冲疏看似遵从郑玄，实则以道家无为改易儒家德礼之治，参照以玄宗《道德经》注疏即一目了然。二是摆落古礼，删削《孝经》所含公天下的政治精神。《孝经注疏》刻意排除旧注，对最能体现以孝治天下的三老五更之制弃而不言，体现出鲜明的尊君意识。三是强化尊君，从德礼之治滑落为律法之治。《孝经注疏》隐没《孝经》中作为行孝最高境界的“立身行道”之义，以遵守现世礼法为孝，强调“以顺移忠”的忠君之义。有鉴于此，宋世理学蔚兴，转而强调《大学》“修身”之义，于此可窥唐宋思想转折之一斑。     

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董仲舒在孔子“仁”、“礼”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德治”的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国君必须“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敢有君民之心”;选贤举能,任用清正廉洁之人,实现吏治的清明;要求为政“德治为主,刑罚为辅”。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既渊源于孔孟儒学,亦深受阴阳家的影响,当然还与西汉初年的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     

新时代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实现的制度伦理路径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的思想理念,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可以通过制度伦理的规范实现,主要包括国家立礼、天下行礼、个人示礼和本心美礼的四层逻辑路径。国家立礼的路径是国家树立国家和民族的根本道德观念,尊重礼之理,才能在国家层面以德树立时代新人。天下行礼的路径是以天下大道树立社会的根本价值观,使人以新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礼义准则而为人处世。个人示礼的路径是以规范的行为展示礼仪,个人行为与制度相结合,内外相合而成为新时代表里如一的人。本心美礼的路径是以礼的美善为目标,提升本心之礼的理想和超越境界,达到内心至善的美礼目标,内心趋向美善而内化成为新时代理想崇高的人。从哲学逻辑上分析,新时代立德树人目标实现的制度伦理四层路径体现了体、用、合、美的哲学逻辑。     

重思先秦儒家的王霸之辨

王霸之辨是儒家由道德哲学通向政治哲学的重要一步,并能反映儒家对政治的最核心与最底色的看法。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初步奠定了王霸之辨的思想,认为王道是德礼之治,霸道是刑罚之治。孟子经由反思战国残酷的政治与战争现实,认识到王霸之辨的核心是是否得民心,也即王道以民为本,霸道以利为本。荀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家政治的效果,但是他认为法家的治理因为缺乏儒家的礼义,所以不能实现长治久安,而王道是以礼义为根本原则的。     

比较与参照:中西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与道德意义

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德治与法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对治国方略的理论思考。传统治国方略的主流是儒家的德治,德治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德之人在位;二是在位者推行道德教化;三是实行利民惠民之政;四     

重思先秦儒家的仁礼之辨

仁礼之辨是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重要论辩,它指向在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中到底是从内在资源出发还是遵从外在资源。仁礼之辨渊源于西周、春秋的礼乐制度和礼义、礼仪之辨。孔子虽然对仁礼有轻重先后的划分,但从理想状态上讲,两者应当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般相辅相成。思孟学派强调内在的仁对外在的礼的先在性和决定性,荀子则更强调礼在道德实践、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德”与“得天命”的关系——西周“德”观念的一个问题

"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符号。对此学界存在两种流行解释:一是沿着"德者得也"的传统训诂,将其解释为得自天命者;二是基于"以德受命"的思想,将其看作受天命之依据。此二者存在一定的张力:后者更能反映周人所言"德"之义;前者之所以流行,既有传统训诂的影响,也与西周"德"之话语的歧义性有关。考察"德"与"得天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把握西周"德"观念,也便于发现"德"在后世所发生的重大转型。在"以德受命"思想中,有所得是目的,"德"只是一个工具,体现的是周人的功利诉求;而在孔子、老子的改造下,"德"成为价值,有所得乃是修"德"、成"德"的基本途径。自此,中国思想上的"德"乃能超越工具性思维,成为一纯粹的道德概念。     

论孔子的“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篇有两段关于孔子政治思想的记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从统一说明德与政的关系,“道之以政,……道之以德”,从对立说明德与政的关系;德与政的对立,指出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德与政的统一,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总要求。朱熹在解说“为政以德”的时候,提出:“政之为言正也,所     

儒家的德治为什么产生了人治的结果

儒家思想家 ,尤其是孔子和孟子 ,本质上是将德政和人治紧密联系起来了。德政和德治的思想 ,原本并非人治的同义词 ,但儒家的德治和德政思想为什么导致了人治的结果 ?人们为什么自觉不自觉地将德治与人治等而视之 ?本文试图从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源、儒家德治导致人治的根本原因、古今德治依赖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分野等方面回答 :究竟是儒家的德治思想导致了人治、等同于人治 ,还是中国古代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了儒家的德治思想与人治思想难以分离或者不可分离的状况。     

《尚书》中的"德"及其"德治"命题摭谈

<尚书>中的"德"包含族德、政德、己德三层互生互摄的维度,三者都是紧紧围绕着君王治政行为的臧否而得以展开的,其基本内涵不同于且要早于<论语>等次生性元其中的伦理之"德",成为先秦诸子有关"德政"命题再思考的源头活水,并随着汉代<尚书>位尊而逐步施加影响于两汉治政活动之中,最终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德治"精神,至今仍有其鲜活的时代价值.     

“道之以德”与“齐之以礼”——儒家管理哲学的控制理论

<正> 控制,是管理的基本手段,其对象包括对于人、事、物和行为的控制。儒家管理哲学所谈的主要是对于人的控制。它以“德治”为核心,既承认“齐之以礼”,即以礼义制度为规范的外在控制,更强调“道之以德”即以道德价值为导向的内在控制;上述主张,固然是适应古代社会管理实际需要,而对于现代社会的管理,也有一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