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与清末民初的“佛耶对话”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西方汉学家和传教士对中国宗教,特别是对佛教的研究很少。而李提摩太是来华传教士当中,率先从事佛耶比较研究并推动两教间对话的先行者,他在此方面有导夫先路之功。李提摩太的佛耶比较研究,建树颇多,并在其佛耶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佛耶对话",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会通做出巨大贡献。     

晚清新教传教士的中国佛教观

十九世纪下半叶,来华新教传教士群体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对待中国宗教文化的态度上也趋于多元。艾约瑟、艾德、毕尔、丁韪良、李提摩太、苏慧廉等几位具有自由思想的晚清新教传教士,试图一次次跳出传统佛教观的范式以及对中国佛教进行套语式的描述,开诚布公地去充分认知中国佛教这个“他者”。佛教词典的编撰、佛教经典的英译出版,标志着他们对中国佛教研究已经达到一个新阶段。不管他们最初的动机怎样,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增进了中西宗教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以今日的眼光去评价他们的著述,不难发现其中的缺失,但无论如何,他们是西方学界了解中国佛教的先驱学者。     

谭嗣同《仁学》与基督教思想

谭嗣同30岁前后接触基督教,与傅兰雅、马尚德、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交往,从基督教思想中吸收了许多观念。在他看来,孔、佛、耶三教完全能够会通,而且基督教、孔教与佛教将会依次盛行。他对孔教充满信心,希望孔教更加宗教化,并且效仿基督教来传播孔教、改革孔教。基督教思想对《仁学》的建构有重要意义,除从中引入"以太"概念外,他还将"灵魂"概念引入"仁学"体系,加深了对"仁"的思想阐发;引入"博爱"与"平等"的观念,形成"仁-通-平等"的这一"仁学"体系核心思想。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

传教士来华后,女子教育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变迁与传教士密切相关。传教士对男女平等教育思想的宣传,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校,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传教士传入的女子教育模式,为中国女子教育做了示范;传教士还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教职人员。     

加拿大传教士古约翰在中国

20世纪60年代"全球史""跨国史"兴起,史学家逐渐将研究视野投向非国家行为个体。就中国近现代史基督教研究而言,来华学习语言、建立传教站、传播基督教,不断适应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与中国社会互动,是"跨国个体"的典型代表。传教士的经历与记忆既是连接中西的纽带,也是传教士属国与中国的共有记忆,是"共有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章以"共有记忆"为视角对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遭遇义和团运动、与冯玉祥关系的建立及疏离、东北传教等个人经历进行梳理,讨论其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互动与联系。     

福音东传:英国浸礼会在华布道事业论略

英国浸礼会自1846年来宁波传教,后又开辟山东、山西、陕西三省传教区,直至1952年撤出中国.浸礼会的在华布道工作由传教士与中国布道员合作完成,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三层传教体系；起初浸礼会的直接布道多是乡村旅行布道,后又在集市、教堂、监狱、帐篷等场所布道,对妇女儿童也有特殊宣教；鉴于直接布道收效不大,浸礼会又通过开办学校、医院及赈灾等间接布道方式来宣讲福音,打开了传教局面.浸礼会虽然吸引了众多民众入教,但由于文化冲突、政治环境等原因,其中华归主的愿望远未实现.     

传教士与民国甘宁青社会赈灾研究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水旱和地震等自然灾害频仍,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西方传教士在着力布道的同时,也密切关注该地区的自然灾害。传教士在第一时间深入灾区调查,以客观公正的眼光记述灾情,撰写了详细调查报告,发往外界,使外界对灾情有了明确的认识;同时,传教士身体力行参与到灾区的救济当中,他们将各地捐来的款项用以工代赈、兴办贫儿院的方式救济灾民,使灾区得到部分复苏。不可否认,传教士积极参与救灾有笼络人心、扩大教会影响、劝导民众入教之目的,但传教士秉持基督博爱惠施的精神,努力赈灾所取得的成效应予以肯定。     

一部研究民国时期基督教出版事工的佳作--评《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

基督教会将其文字创作与翻译,书报刊印刷、出版、发行等工作称之为"文字事工",其实即新闻出版事业.不少传教士认为文字布道是相当重要的传播福音的手段.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出:设教堂讲道、办学校和开医院,对于传教来说都太慢,收效不大,只有文字出版才是"以百万计地进行感化"的方法,"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①.1839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玛卡雷·布朗认为:"单纯传教工作,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因为传教士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无知'的官吏们阻扰.学校可能消灭这种‘无知',但在一个短时期内,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少数基督学校能干什么,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在该项杂志和书籍内,不但能传播基督教福音,同时传播一些现代的科学和哲学."②一位中国基督教学者认为:"文字事业……为宣扬福音的重要工具,比之其他传道法门尤为需要,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或一册有价值的书籍,甚至一首短短的诗歌,一张小小的图画,都没有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可以流传到世界以垂不朽,取得多数人的阅读或感动,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试问有那一项工作可以和它比拟呢?"③.     

《口铎日抄》与晚明天主教传教士的圣经故事叙事

晚明天主教传教士著书立说时将众多圣经故事译介入华,传教士所述圣经故事既是对《圣经》的片段式摘引与意译,也是西方教会文学东传的内容之一。《口铎日抄》记录了晚明艾儒略等传教士在福建的布道活动,其圣经故事讲述颇具"现场"意义,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传教士的讲述也不乏"断章取义"之处。从《口铎日抄》所述圣经故事的内容及其叙述策略可以窥见晚明传教士布道中如何宣讲圣经故事以及圣经故事传播中传教士与中国教徒的互动情况。     

嫁接与改造:晚明汉语天主教文献中的神与鬼

晚明西方天主教的进入,不仅引入了一种新的宗教,而且还对本土宗教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神"与"鬼"为例,通过梳理景教以来的汉语天主教文献,分析西方天主教的进入对传统宗教术语的改变及其影响。传教士一方面反对宋明理学对神鬼的物质主义解释,另一方面又反对佛道及民间宗教对神鬼的理解。通过引入天主教的"天使论"资源,传教士将其"嫁接"在传统的神鬼概念之上,但又对其进行了改造,即将"神"理解为"天神",而"鬼"则理解为"魔鬼"。传教士的重新诠释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宣扬西方天主教思想,但也丰富了晚明以来中国的鬼神思想。     

广东省天主教界积极响应一会一团赈灾捐献日号召

正2017年,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联合河北进德公益基金会,把圣枝主日定为中国教会"赈灾捐献日",广东省天主教界积极响应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号召,发动广东省神长教友积极赈灾捐献,为全国范围内天主教公益慈善工作贡献出我省的力量。近日,在第二个"赈灾捐献日"来临之际,广东省天主教两会继续积极响应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关于开展赈灾捐献活动的通知,第一时间下发文件至各地爱国会部署相关工作,要求各地以实际行动做好赈灾捐献日的各项安排。     

再论19世纪晚期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以1885年亚洲文会孝道调查为中心

19世纪晚期,部分来华传教士发表了数份针对儒学的传教宣言,由此引起学界关于这一时期传教士儒学观的讨论,针对其中传教士有"耶儒融合"倾向的观点,本文通过查阅1885年上海亚洲文会在华的孝道调查活动的报告,不予认同;传教士的儒学观呈现出宗教中的"东方主义"现象,也反映着近代西方中国观的一些特征。     

晚清传教士对孔子的认识——以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为个案

孔子被历代中国人称为"圣人"。及至西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把耶稣的福音传到了中土,打破了中国人心目中已有的观念,究竟是应该"心归孔子"还是"心归耶稣",成了中国人几百年来心中萦绕的难题,也成为儒家与基督教两种文化较量的核心议题。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以儒学经典为基本依据,特别对孔子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提出不仅"孔子是上帝赐予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先导者",而且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有相通之处,还担负着传布上帝福音的重要使命。     

"先入之见"与"自以为是"——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与传播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引人注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于清前期西方来华传教士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尚有探讨余地。当时,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传,均是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进行的。也就是说,对多数中国人与西方人而言,他们所认识的对方文化,实质是间接的即经过传教士诠释后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传教士决定了东西双方的相互看法。这样,作为文化中介,传教士对双方文化的诠释便变得尤为关键。以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为例。传教士对于中国人,程朱理学对于西方人,均构成跨文化的对象,而传教士肩负的传播天主福音的使命更增强了跨文化…     

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翻译与阐释

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对中国经典<四书>的翻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对<四书>的翻译与阐释既是出于耶稣会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需要,同时也是与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密切关联的一项重要工程.耶稣会传教士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尽管这些传教士的最初动因是为了更好地在华宣教,但与其它差会的传教士不同,基于"补儒易佛"的...     

民国肇建时期美国传教士对袁世凯之复杂情感

民国肇建之初,美国在华传教士因福音传播事业所需以及袁世凯所表现出的对基督宗教之睦善态度,遂对其抱有好感,寄予厚望,接受其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大多数传教士认为,袁世凯是其时中国领导者之中的最强有力者和最能胜任者,是最能在国家处于困境之际统领国家、给潜在混乱局面带来秩序和稳定的人,是1911年革命后挽救中国危局之最佳人选,故对其高压专制与独裁统治给予辩护,支持其镇压"二次革命"。然而,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期冀变儒教为国教,影响到基督宗教之在华传播,传教士最终对其表示出极大失望,痛惜其"帝制自为"。短短几年间,传教士经历了对袁世凯由"希望"变"失望"的复杂情感过程。     

"亚洲的福音书"——晚清新教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研究

传教士翻译中国佛教经典,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其精心选择的.虽说他们佛教词典、佛经的英译,仍是在言说"自我",宣扬福音,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以及那些保守的新教传教士一味地排斥中国佛教不同.研究当年传教士中国佛教典籍英译的得与失,对今日中西宗教文化交往不无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析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兴起的原因

明清之际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处于一种对他们极为不利的文化、政治环境中,加之教会自身条件的不足,他们被迫通过著书立说来消除中国人加之于他们的蛮夷丑号、规避政府禁令、弥补人手之缺以及跨越语言障碍。与此同时,教会人士认识到书籍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时就势,把书籍作为了归化中国人的手段。此外,传教士的"西儒"身份也让他们走上了笔耕之路。     

明清西画技法对波臣派肖像画的影响

明代万历九年(1581)西方传教士与西方绘画的传入,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肖像画以波臣派为代表,其在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笔墨基础之上,借鉴西方绘画以造型为主的特点,创作出不同于西洋画风的明暗画。在南朝梁画家张僧繇"凹凸法"和传教士西画"明暗法"之间,走出了一条别出心裁的绘画道路,对拓展中国人物画的表现语言和艺术形式具有现实意义。     

传教士视阈下的汉籍传译——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经由入华传教士的传译而进入欧洲和西方世界,实现了"中学西传"。晚清入华的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作为牛津大学的首位汉学教授,英译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经典》。本文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探讨理雅各透过传教士的视阈,在汉籍传译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的理解",剖析了这种"同情的理解"所具有的多重命意及其体现出的"汉学"特征,肯定了理雅各汉籍传译的价值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