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

清代学者钱大昕是最为典型的考据学家,考据就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都与宋明的义理之学迥异其趣。然而,钱大昕不只是考据学家,他还是虔诚的儒者,因而他即便对义理和义理之学持否定态度,也不得不以明道为旨趣。基于这种特殊心态,钱大昕只能调停于训诂和义理之间,祭出"训诂即义理"的权宜之计。     

训诂与义理:中国传统释义学的两难选择--戴震的释义理论及其所反映的问题

通过训诂考据来探求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是戴震释义理论的核心,但戴震同时又强调义理对训诂的指导意义.实际上,戴震对训诂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的破坏力量,即通过训诂的方法来否定理学的一些概念的含义,同时为他的义理之学找到文献上的依据.在他探求经典义理的实践中,有些地方违背了训诂方法的原则,而其根源就在于他的训诂只是为批判理学服务的.理解戴震的身世背景是理解他的训诂与义理关系理论的基础.     

俞琰易学的义理思想探微

俞琰是宋末元初著名的易学家和杰出的道教学者。其学以《易》为本,他"首读朱子《本义》,次读《程传》",后又获道教异人传授,于《参同契》多有发挥。其易学可分为义理易、象数易、道教易三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其义理易学思想。俞琰易学的义理之学源于其深厚的儒学修养,又以程、朱易学为本,多有发微,形成其富有特色的义理思想。其内容具体包括天道观、人性论、修养论三个不可割裂的部分,其天道观援"气"入"理",秉承儒家"至诚无息"、"天道好谦"、"天道好生"、"福善祸淫"的义理传统,是其人性论与修养论的前提和基础;其人性论则是法天道以立人道的表现;修养论则是其实现回复天道、止于至善的重要途径。     

戴震义理之学的形成、确立及其方法

作为18世纪著名的学术巨擘和思想家,戴震为中国思想文化宝库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戴震的义理之学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对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解读是我们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环节。     

宋儒义理之学新诠

宋儒义理之学是一种独特的学术形态,代表了儒家义理之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义理之学并不等同于抽象道理的思辨、空虚德性的体悟,"义理"的本义就是探明"义"的应然道义与"理"的必然法则。宋儒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义理,一开始就是包含着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的双重目标。宋学思潮中的不同学派学者均在强调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以解决历史上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现实问题。     

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博通群经,邃于经义,兼擅众长,在易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对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以及清代的易学著述等都做过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体现了象数、义理并重的治《易》倾向。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发挥文献考证的优势和特点,同时又注意借助《周易》和易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我们研究中国易学史,应该重视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道教义理之枢论——《道教义理学综论》之一章：元气论——道教义理枢论之一

我在《道教义理之学的基础、结构、枢论与亮点》章节中,已对道教义理的五大部类及其涵蕴的多种具有一定范畴及理论中心意义的枢要论点,作了扼要的表白,故而在具体论述其枢要之理念观点前,直截了当地交待一下写作“枢论”的方式与目的。管窥蠡测,抛砖引玉。恭候明识者赐教。写作的方式与目的:第一,择要叙列其具有一定范畴性及中心意义的义理观念①。专题探讨其思想渊源与发展趋向,聚焦于义理。条理义理体系,明晰其底蕴真谛,凸显道教义理之丰湛。第二,以道教经籍所载义理要语为依据,撷取道教重要经典中有鲜明代表意义的经文,来直接展示其义理枢论,保持本色,避免失真。同时,也可为乐于此项探讨者,提供一些史料线索。第三,道教义理的理念观点,其思想渊源、形成与发展,皆与我国传统哲学紧密相连,本来就是我国传统哲学在宗教范畴的延伸与发展,是我国传统哲学的组成部分,故而笔者在尊重客观史实情形下,特意将道教义理枢论回归到我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来加以述论;并同时显示出它在“百家争鸣”中的道家特色。总的来说,我的想法和做法就两句话:以道教经典中的义理要语,比较集中来展示其义理“枢论”。还原道教义理的理念观点在“枢论”网络下的系统哲学性和人文风格。     

教育学视角下的王重阳道教义理解读

本文尝试从教育学的视角,对王重阳的道教义理加以分析,认为它是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核心为主体而组成的一个稳定的精神流程。它以对个体的生命关怀和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为基本旨趣,以立人、达人和陶冶人格为核心内容,形成一种能够实现自我满足、自我平衡的深层文化机制。王重阳道教义理所体现出的教育意蕴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伦理和当今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义理学视阈:戴震对元气论思想的阐发

戴震的元气实体思想是在全面继承以往思想家提出的元气本体论学说及批判理学超验本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震借用传统气、理、道等概念,并引入明清以来实学思潮中的"实体"观念,提出了"阴阳五行,道之实体"的思想,把其元气论建构在坚实的"实体实事"基础之上,构筑了形态完备的元气实体思想,成为其义理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中国化”义理沉思

"宗教中国化"可谓一个弥久且常新的重要课题。关于这一课题,以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历史考察,本文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力图展开义理探讨。在笔者看来,"宗教中国化"主要内含三重义理,即真正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这里指出的"三重融入",其理论内涵就是国际学术界在全球化时代所深切关注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就这"三个认同"的逻辑关系而论,"文化认同"又被视为"根本的认同"。因此,本文着眼于"宗教中国化"的三重义理,注重作为根本原则的"文化认同",致力于论证两个基本命题:"宗教中国化"既是符合世界宗教史的发展规律的,更是合乎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的。     

为往圣继绝学——民国年间传统治《易》路径之研究

放眼民国年间之易学发展,其革新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之上的。传统易学研究,进入20世纪之后,研究流派虽然更为丰富,但却始终没有离开最为基础的"象数"与"义理"两派,尤其是对于传统继承者,象数派学者一般都承袭汉代今文易学者的做法,或致力于搜寻遗象,或用功于整理象数体例,而其核心观念在于坚持以象解释《易》,即所谓"观象系辞"、"由象明辞"。义理派学者则主要运用文字训诂、文献考证、文本整理的方法来注释、研究《易经》,其目的是恢复原典本义。从其根源而言,义理学主要受汉代古文易学者影响,继承了清代中期以来乾嘉学派治《易》的传统。在此将20世纪早期的几位继承者,就象数学而言,以徐昂与尚秉和为代表,义理派则以杨树达与高亨为例,通过对他们易学思想的梳理,来明示继承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不可轻离的关系。     

以政教为本:论北宋《洪范》学的义理化转向

在北宋《洪范》学上,张景、廖偁、胡瑗、苏洵、王安石、曾巩等诸儒,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以政教论取代汉唐的五行灾异论,将《洪范》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阶段。这种义理化的《洪范》学的兴起,既形成了宋代《洪范》学以义理解经的基本诠释方式,同时也为南宋《洪范》学奠定了以"皇极"为中心的诠释结构。     

经史、义理学的重建:刘咸炘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化

晚清以降,作为整体的经学系统逐渐瓦解,经学史学化与义理学哲学化成为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重要环节,中国学术的整体性被现代分科之学所替代。刘咸炘重新阐释经学、义理学与史学的内涵及其关系,开掘中国传统学术的精义,探寻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出路。刘咸炘会通儒道,提出经学统摄子史,通过道家圆通广大之史观阐发儒家义理的精微之处;儒家义理学以性善为本,因时创制群体原理,在性情与理智、个人与群体之间建立有机系统;人事学意义上的史学在"博学于文"的文史之学与"学为人之道"的义理学之间建立相资为用的能动关系。考察刘咸炘建构推十合一学术系统的宗旨,或能在现代学术的语境中,探索义事兼备、知识与道德相贯通的人文学术系统,为建立中国本位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提供有效参考。     

道教义理之学的特征与亮点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义理之学具有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的内涵特质与表现特色。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吸吮中华民族的人文乳汁而产生发展。其义理之学具有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的内涵特质与表现特色。一、鲜明的民族性特征道教以道为根基,具有很强融摄性。它凝聚了我国古代诸     

回归真实的义理——马一浮义理名相论的再阐释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马一浮从义理与名相的关系入手,对儒释道的传统范畴进行梳理和归纳,涉及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等层面,对理气、知能、止观等作了新的论证与阐释,在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单数,抑或复数的道教——从道教学到道教义理的建构

从不同学术进路展开的,关于道教信仰的实践与观念的研究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不断丰富我们对道教信仰的内在特征及其与中国文化腠理之间的复杂联系的认识。由此,“道教是什么”的理论课题也逐步被“什么是道教”的具体研究凸显出来。就学理上看,处理这个一体两面的问题,需要有多面相的视角综合,即我们需要一个复数的道教才能充分阐发道教信仰基于社会生活的本土性。从另一个视角看,面对现代社会生活和知识模式的道教信仰,需要有一个内在自洽的自我叙述性义理建构,以展开其应有公共空间及当代价值,加入具有当下性的本土社会与文化生活。道教的义理建构需要内在的一贯性,而这一单数的道教可以成为道教学指向的复数的道教的映照和渊鉴,形成学术潜力和信仰活力的双向互动。     

显学、子学与义理之学:宋代易学特点概述

宋代是易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易学著作,易学成为经学研究中的显学.宋代理学家几乎都是借易学建立自己的理学体系,经学研究因而呈现出子学的特征.同时,在易学研究的象数与义理的两大方向中,义理之学成为宋代易学的主流.     

汉魏易学发展的理论结晶:《周易正义》——学术及政治视野下的创作动因审视

唐初著名经学家、易学家孔颖达奉诏撰定的《周易正义》,是对自《易传》成书以来两汉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千百年来易学演变所进行的一次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与发展,是对汉魏以来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的承继、超越与创新,是汉魏易学发展的一部理论结晶之作．这部在易学及易学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易学名著的得以问世,乃根源于其特定历史时期的学术及政治背景．本文将对其学术及政治视野下的创作历史动因,加以审视与考察．总括言之,可析为三个方面：一,学术与政治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产物;二、立足王注、倡导义理的时代必然选择;三,博取众家、熔于一炉的学术必然归宿．     

康德实践哲学的义理构建及其逻辑跳跃

康德的实践哲学具有一个完整的义理系统,贯穿其道德形而上学、实用人类学、教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等,从本体与现象的绝对划分开始,为绝对的道德价值在理性世界确定其先天来源,开出法权学说和美德学说,在经验世界中考察人的自然禀赋在符合理性理念的政治国家中如何发展到与理性的自主运用相互协调的状态,并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人类作为一个总体而整体地道德化的无穷的进程。由于缺少物质实践的观念,其义理系统中也存在逻辑跳跃。     

读郑易管见

作者运用文字训诂方法和文献考辨方法对部分郑玄易注进行详尽疏解。通过解说郑氏易注,提出郑玄治易路数是象数、义理兼顾训诂。过去认为郑玄治易偏重象数而疏于人事,其实是一种误解。在汉代,以爻辰治《易》和以礼治《易》是郑氏易学的重要特征。郑玄解《易》不乏真知灼见,但他的解释不可能完全符合或重现《易》作者本义,只是一种依自己理解而形成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