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研究的新贡献——读《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

自七十年代末以来,王学,即阳明学开始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与研究,海外研究王学的现状也渐为国内学界所了解。但就我们所知,将阳明学作为一起自明中叶迄于近代中国,影响中国达四个半世纪左右的思潮加以剖析阐明者,至今尚付阙如。杨国荣同志所著的《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正是在这一领域中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它将王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阶段。     

陈献章心学的道家品味

黄宗羲于《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中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人精微,其唤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方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白沙即陈献章。黄宗羲以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指明代思想之发展,自白纱才得以从格知外在物理转归涵养内在本心。黄宗首称白沙学与阳明学“最为相近”,无疑又把陈献章和王守仁同视为明代儒学中心学一派的奠基人。从《陈献章集》看,陈献章确有推崇儒学处。我们知道,孔孟儒学的特出点就表现在它对现有世俗社会的伦理一政治关系给予了一种正面的确认与提升。现存世…     

论陆王心学中可能诱发“异端”思想的因素

朱熹曾严厉指责“陆氏之学”“断然是异端 ,断然是曲学 ,断然非圣人之道” (《朱子语类》卷二十七 )。在晚明 ,一些程朱派学者也曾指责王学为“异端”、“异学”。到清初 ,又流行一种王学亡明论。程朱派大儒陆陇其说 :“明之中叶 ,自阳明倡为良知之说……其弊也至于疡轶礼法 ,蔑视伦常 ,天下之人恣睢横肆 ,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 ,不亡于朋党 ,而亡于学术。” (《学术辨》上 ,见《三鱼堂文集》卷二 )何谓“异端” ?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曾有过一个颇为简括的定义 :“异端 ,非圣人之道 ,而别为…     

在圣贤与凡俗之间：从王阳明到熊十力

讨论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绕不过熊十力。在熊十力看来，自己的体用论、天人论等便是对阳明良知说的当代价值的揭示。其核心是把良知与“大易”合而观之，让“良知在什么意义上是本体，在什么意义上又不是本体”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良知“即是本体”,即是“大易”,即是“乾”“坤”“相反相成的整体”;另一方面，良知又“不即是本体”,不即是“大易”,而单指“乾心”。在此“裂隙”中，熊十力一方面坚持通过发展生产、建立契约等以满足人类欲望的自下而上的道路，让欲望有了本体论的依据，坚决反对以“孤明”为良知；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人类必须同时有自上而下的道路，要求本体的圆满性，从对自己本性的体证中获得一种绝对统一性或必然强制力，以统摄群生。熊十力承继传统，放眼世界，“证会”本心而又不遗知识，以“玄学”的形式会通中西，既指出了阳明学的“量智”的不足，又强调其“性智”的现代意义。在人类存在状态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熊十力“乾坤互含”及“乾统御坤”的本体论立场、量论以通玄的方法、自由的大方向等，都还是今天建构阳明学当代价值时的不易之论。     

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辩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理解与诠释,可以反映朱子学与阳明学这理学传统两大典范的基本差异。但中晚明阳明学“格物”观念的发展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由中晚明不同阳明学者的格物之辩可见,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观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以聂双江、王宗沐、王艮以及刘蕺山等人为代表,将“格物”完全收缩到自我意识的领域,不免取消了“格物”这一经典用语本身所具有的面对客观事物的致思方向。另一种以王龙溪、周海门、欧阳南野、王塘南等人为代表,通过将“物”理解为意向性中的对象或者作为各种实际生活行为的“事”,使“格物”工夫不再是一种单纯自我意识的孤立活动,而是展开于自我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结构与互动过程。在后者看来,如果说朱子学的“格物”“忘内求外”而不免“逐物”的话,前者则又“务内遗外”而不免“绝物”。作为一种既不“逐物”又不“绝物”的“合内外”工夫,后者其实是阳明晚年成熟“格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反映了阳明学在与朱子学互动过程中由反对到吸收的动向。并且,这一动向在中晚明一些朱子学者的“格物”观处也有鲜明的体现。     

王学研究的鼎力之作——读方祖猷《王畿评传》

王畿是王阳明的重要弟子之一,是使阳明之学风行天下的关键人物,“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黄宗羲语）。王畿一生讲学,一生论战,同时也是使王学蒙受诟病的有争议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位思想史上的复杂的人物如何分析评价,人们虽然见仁见智,有种种不同的观点,但深入堂奥、系统梳理而又抉精发微的实不多见。方祖猷先生积平生深厚的学术之功,对王畿思想作了长期潜心研究,笔耕不辍,终于写出３７万字的煌煌大作——《王畿评传》,令人可敬可叹！纵观全书,作者详尽地描述了王畿的生平经历和学术生涯,从天泉证道人手,系…     

湛甘泉“随处体认天理”说的哲学含蕴

陈白沙与湛甘泉书称:“发来书甚好。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陈献章集》卷二,《与湛民泽》)黄宗羲称:“先生(指湛甘泉——本文作者)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门户。”(《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甘泉学案》)依比,显见湛甘泉是以“随处体认天理”说,与陈白沙的“主静”说和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相区别和相发明的。那么,湛甘泉这一学说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它在心学与理学的抗争以及心学的发展史上有什么意义呢?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十年来阳明学研究的状况和进展

<正> 王阳明,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哲学发展史上,都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他的思想,在明代中后期曾使“群寐咸醒”(邹守益《阳明先生像赞》)、“流传愈百年”(《明史·儒林传》),直至近现代仍保持着广泛的影响,并招来了各种各样的褒奖和诋毁。但不论人们对这种思想的评价怎样不同,都不能不承认它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阳明学的研究,就是对王阳明及其学派的研究。对阳明学的研究可追溯到明末清初。但     

阳明学研究在浙江——阳明学研究课题暨《中华文化研究集刊》编务会概述

关于阳明学的研究 ,浙江起步较早。八十年代初 ,沈善洪、王凤贤就出版了“文革”结束后第一本阳明学专著———《王阳明哲学研究》。九十年代初 ,吴光、钱明、董平等又整理点校了《王阳明全集》 ,后又翻译了《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吴光、钱明等 ) ,编集了《阳明学研究》(吴光主编 )和《阳明学新探》(钱明主编 )。并从阳明学的研究拓展到刘宗周、黄宗羲及整个浙东学术的研究 ,出版了《黄宗羲著作汇考》(吴光著 ) ,《黄宗羲论》(吴光主编 )、《黄宗羲三百年祭》(吴光等主编 )、《论浙东学术》(方祖猷、滕复主编 ) ,编校了《刘宗周全集》(戴琏璋…     

玄学的本质及其对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后世学者多把魏晋玄学称之为“新道家”,或直接称之为“道家”.称玄学为“道家”,乃着眼于它对先秦老庄之学的继承.在“道家”前面冠之以“新”,乃着眼于玄学对老庄之学的发展.这两种称呼的着眼点尽管有别,但莫不视玄学与先秦老庄的学术思想,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然而,玄学“以儒道为一”,其理论宗旨在于综合儒道两家之学.又玄学不仅注释《老子》、《庄子》,以老庄之说为谈资或思想依据,而且又注释《周易》、《论语》,从儒家所信奉的经典中寻绎义理.就此而言,把玄学视之为道家似乎有所不妥.一些学者就是据此而认为,玄学就是玄学,它不是道家之学,也不是儒家之学.因此,何以说玄学为道家,以及它对于道家之新究竟何在,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晚明心学功夫的时代意识与实学精神——以邹元标为中心

中晚明学风日益弊陋,邹元标在晚明"救世"思潮语境中建构起富有实学精神和时代意识的心学功夫体系。它以心为体,以知行合一为致思维度,以修悟合一为实践向度,直指清谈务虚、不事践履的晚明学风,具有对治时弊的时代内涵和实践价值。邹氏功夫论是对王学末流的拨乱反正和阳明学精神的回归,对于理解晚明心学衍化及后世对其不当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考向度。     

论王学“后三变”中的经典诠释学建构

王学思想"后三变"的发生与阳明经典诠释学体系建构完成有着密切关系。"龙场悟道"让阳明顿悟"格物致知"之旨,形成"臆说"图式。而在"良知"思想形成过程中,阳明着力解读《大学》,复《大学》古本,先立"诚意"为诠释核心,后立"致良知"为诠释根本。晚年阳明又将"有、无"范式带入经典诠释之中,使得"经学即心学"命题价值彰显。阳明经典诠释学实为"心学体验诠释学",其终极指向是以生命行动的实践方式见证人能尽性入道的可能。其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悠长。     

王阳明“无善无恶”辨——兼与陈来同志商榷

<正> “无善无恶”是王阳明在《四句教》中对“心之体”所作的一个最重要且也最难把握的规定。一方面,它是《四句教》的逻辑起点;同时,它又体现着王阳明哲学的功夫指向。从王学发展的角度看,它也是王学分化的源头,——王门后学中截然对立的两大派系,都可以从对”无善无恶”的不同理解上得到说明。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王阳明哲学的全部玄妙之所在,也是打开王学奥秘的钥匙。陈来博士在其大著《有无之境》中对“无善无恶”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把无善无恶叫作至善,另一种是把至善叫做无善无恶。”(《有无之境》人民出版社     

明儒罗近溪的乡约思想与实践

罗汝芳是明代泰州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以“赤子之心”和“孝悌慈”为旨归的学术思想和“以讲会乡约治郡”的伦理政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中或流荡虚无而近禅、或“不复为名教所羁络”的狂侠倾向,促其回归平实和正统。罗汝芳这一归宗阳明学正统、以“圣谕六条”化俗治乡的学行取向,也体现在他有关乡约的思想和实践中。     

试论王肃的经学贡献

魏晋时期,王肃遍注群经,他所创立的经学派别,史称“王学”。王学与郑(玄)学之争,表面上是经学不同见解的争论,实质上具有极强的政治功利色彩。就经学自身发展而言,郑学的确立是汉学的终结。而王学的出现,则体现了学风上的重大转变,开儒玄双修之端绪。     

宋明理学视域中的朱子学与阳明学

朱子学与阳明学可以有广狭两义的理解,狭义指朱子或阳明个人的哲学思想,广义则包含朱子或阳明之后学以及后世的朱子学者或阳明学者有关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思想诠释、理论发展。由此以观,朱子学和阳明学就不是封闭的静止的理论系统,而是可以不断发展和开拓的动态的思想体系。这就需要我们转换审视的角度,既要将朱子学和阳明学置于广义宋明理学视域中,同时亦须将宋明理学视作一场整体的思想运动,才能对朱子学和阳明学获得整体性的思想了解和历史把握,以重现作为广义宋明理学视域中的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理论意义及其思想价值。     

明代王学与道教

王学作为明代思想的主流 ,好之者不绝 ,而攻之者亦众。批评者经常讥讽王学为禅学 ,这可以说明王学与佛教的关系比较密切。虽然没有人批评王学为道教 ,但在明代“三教合一”的时代洪流中 ,王学与道教还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此问题来作一探讨。一王学的开山祖师王阳明本人与道教的关系就十分密切。王阳明曾自称与道教打了三十年的交道 ,《王阳明年谱》中不乏他寻访道士问道的记载 ,他与道教的交往记录明显地要比佛教多得多。王阳明从小就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年谱》记载 ,王阳明十二岁时 ,“与同学生走长安街 ,遇一相士。异之曰…     

许孚远心性论辨析

许孚远的心性思想主要是在批评阳明后学尤其是现成派王学的背景下形成的.为矫正阳明后学一任灵明、空谈本体之弊,许孚远融气入心,主张心性"非一非二";标举性体的至尊至善义,力主"无善无恶不可为宗";并尝试以觉论性.许孚远心性论在整体上显示了综合朱王的思想线索,从修正王学的角度说,它着力于确立心性的客观性维度以及强调"密缮身心...     

明万历年间理学内部的一场论辩

明朝万历年间,阳明学弊端日显。尤其是一些王学末流,利用王阳明“四句教”之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理论,谈空说玄,甚至大张禅风。顾宪成、高攀龙等有识之士月对他们这种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的风气极为不满。于是双方发生了一场“道性善”与心体“无善无恶”说的公开论辩。作者认为,这场论辩从形式上看虽说是理学内部的一场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辩,但实际上却是明末社会危机深重的产物。是一场倡导实学还是崇尚空谈的论争。这场论辩无疑为明清之际的尚实学、重实证、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高涨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