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士人佛教放生的实践、精神追求及放生文体的历时演进——从萧绎《荆州放生亭碑》说起

据现有文献记载,我国放生建碑肇始于萧绎《荆州放生亭碑》(以下简称《放生碑》),后世还有颜真卿《放生池碑》、刘筠《敕延庆院放生池碑铭(并序)》、张端《放生池碑》等。《放生碑》对六朝以降放生碑、记与其他诸文体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先导意义。目前学界对于《放生碑》的考察主要集中于佛教放生、宗教民俗、动物保护等领域。然而,在此之中,《放生碑》多以文献例证的形式出现,用以说明当时已经出现放生现象,一些认识甚至存在讹误。[1]这表明对于《放生碑》的理解尚待进一步深入。     

石头的目光——与你分享一本书:《石碑的故事》

正《石碑的故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其在西方的反响(1625-1916)》~1一书目前还没有中文版,但作者迈克尔·捷瓦克以其相关中文著作对种族思维的反思~2,相信已经为人所熟悉。本文介绍他这个关于"石头"的故事,还会让人看到,历史上那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不只在它的出生地命运多舛,人们对它的解读,也同样在西方教会与学界的"万国"中被抛来抛去。然而,每当人们与这块被弃石头的真实性偶然     

唐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考释

<正>一、引言《唐大历六年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为纪念荐福寺临坛大师智舟法师所立,现存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太壶寺。碑高234厘米,宽74厘米,最厚30厘米。碑阳、碑右、碑左、碑阴均有文字。碑阳隶书16行,每行36字格,右下角缺佚12字,为世所重。宣统三年(1911)《重修泾阳县志》^[1]对该碑进行简介,     

衢州天宁寺举行纪念建寺1500周年暨戒成法师晋院法会

本刊讯3月9日上午,浙江省衢州市天宁寺隆重举行纪念建寺1500周年暨戒成法师晋院法会。会上,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亲自为大和尚颁发《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天宁寺位于市中心天宁巷,是浙西的佛教中心,衢州市佛协驻地。据《衢州县志》记载,该寺为高僧卧云禅师创建于梁天监三年(504),原名吉祥寺,高僧辈出,唐末永明延寿禅师曾驻锡于此著《宗镜录》,前后15载。1923年,诸善士设佛教协会于天宁寺,延请高僧弘一律师来衢主其事,师将其所藏《大藏经》、《续藏经》及诵习诸经概行捐赠并设看经会以广流传。衢州天宁寺举行纪念建寺1500周年暨戒成法…     

千年石刻传法音——山西猗氏县《大云寺涅槃变碑像》考释

《大云寺涅槃变碑像》原在山西省猗氏县(今与临晋合并称临猗)北门外峨眉山麓的大云寺。一九二一年寺毁,遂移置县文庙保存;解放前庙已荒芜,碑则弃之田野无人过问。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始移至太原市山西省博物馆院内陈列。碑高282厘米,宽86厘米,厚26厘米,碑下龟跌高35厘米。正面:碑头以螭为饰,圭首雕以须弥山图形;碑身中央图样与题名     

泉州宗教石刻“元郭氏世祖坟茔”碑消经文字再释与发微

正一、元郭氏世祖坟茔碑中的消经~(1)文字1984年版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中收录了一方"元郭氏世祖坟茔"碑,碑刻首行有文字如图。该书认为此碑碑额正中部阴刻一行波斯文,译文为:"一本·库斯·德广贡·纳姆"。~(2)2005年补充修订的《泉州宗教石刻》照录碑额文字为:     

清代济南章丘锦屏山道教龙门派研究

明清以来,全真道教在山东济南章丘境内盛传,道教宫观遍布,碑文石刻众多。自雍正十三年(1735)至民国初年,龙门派曾在锦屏山留下一段辉煌的历史。其中代表人物有韩阳成、刘来广、王复昌、李合林、孙永平、李永传、张元珠、杨至绪等。锦屏山道教碑刻也多为首次发现,如乾隆二年《重修锦屏山朝阳洞老君堂碑》、乾隆八年(1743)《锦屏山记》、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山碑》、嘉庆四年(1799)《重修老君堂碑》、道光三十年(1850)《重修锦屏山庙宇碑》、咸丰五年(1855)《重修碑》、同治六年(1867)《重修老君堂碑》、同治九年(1870)《重修文昌阁碑》、光绪十二年(1886)《重修碧霞祠老君堂碑》、光绪二十一年(1895)《重修老君堂碑》等。查阅王昶《金石萃编》、陈垣《道家金石略》等相关碑刻文献则疏于收录。锦屏山碑刻内容详尽,文辞朴实,文章完整,篆刻精美,对清代道教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元代北方临济宗的法脉传承

宋金的分治,造成临济宗又一次分为南北两宗。学界对南宗的传承比较清楚,北宗的传承则多语焉不详。相关论著多讲南宗,对北宗只简略介绍海云印简及刘秉忠。^[1]其实,元代北方临济宗不仅只有海云一系,而且海云弟子中也有不少高僧,值得深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日本临济宗代表团赠予河北正定有关临济宗的文字资料中有《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铭》。此碑立于元代,李辉先生以此碑记载为主,考察了金代临济宗的法脉传承。^[2]其实,此碑涉及元代临济宗北方的内容,对我们考察元代临济北宗的传承有重要帮助。     

《渭城里大寺碑》记载的经学传系 上

<正>近日,阅西安清真大寺存《咸阳渭城里大寺碑》(以下简称《渭城寺碑》)拓片,发现其碑文中有三行关于陕西经学系传谱的重要记载。关于《渭城寺碑》,据马长寿教授主编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一书记载:"在胡登洲墓碑的西北,还有一碑,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在碑额上有四个字:‘见月凭证’,可知此为一回文月碑无疑。回文月碑一般都立在清真寺内,是作为推算回历的依据。同时这碑旁有两行汉字,一是‘陕西西安府咸阳县渭城里大寺注解经学口口(阐扬)圣教除邪归正统教口口(原籍)咸宁县北门外东菜园后从长安县大皮院受业九世门徒刘长清水若氏撰识虔诚敬     

中国和中亚景教研究国际会议在奥地利举行

这次会议的英文名称为Research on Nestorianism in China Central Asia-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由奥地利萨尔茨堡(Salzburg)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并受到奥国教育、科学和文化部的资助。会议举行了6天(5月20日到26日)。受到邀请的中国学者共10名。实际出席会议的只有4名。中国学者在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是《扬州出土叙利亚字母古代突厥语景教碑研究》(英文)(中央民族大学耿世民)、《中国出土著居民3-14世纪景教碑研究》(新疆大学牛汝极)、《元代蒙古后妃的景教信仰》(北京唐莉士)、《泉州的景教遗存》(福建师范大学谢必震)等。 此外,会…     

唯识宗三祖慧沼生卒年考

通常而言,在慧沼生年上存有650年与648年两种说法,卒年则多据《神塔碑》善珠识语的开元二年(714)之说。然而,通过《大唐齐州神宝寺记碣铭》与《神塔碑》为基准的分析可知,慧沼卒年当在开元十四年至二十九年(726—741)之间。其次,有关年寿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兴福寺藏《弥勒菩萨厨子像》扉文六十五岁之说与《神塔碑》"十有五,属睿宗降诞"时间的冲突上。借助文本分析可以了解到,六十五岁之说为谬,慧沼生年应在贞观二十二年(648)。所以,结合卒年计算,慧沼年寿大致在79岁至94岁之间。     

奇正相生 清纯峻逸——《张猛龙碑》艺术特色及历代评析

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的《张猛龙碑》,自发现以来为历代学者重视、研究,其鲜明的书法风格、无穷的艺术魅力为众多书家所赏读、摹写。摘录明清代表书家对《张猛龙碑》的述评,意在对整个北朝石刻文字有一个重新认识,以期对当今"魏碑"书法创作中存在的审美误区有所识别。     

东亚文化视域下日本与韩国道教的新研究——读孙亦平教授新著《道教在日本》、《道教在韩国》

<正>《道教在日本》和《道教在韩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是孙亦平教授所撰写的新作。近年来,孙教授将道教研究视野从中国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创造性地提出"东亚道教"的概念,并撰写了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地研究东亚道教的著作《东亚道教研究》,填补了学界"未曾有过整体性东亚研究的空白"。(1)《道教在日本》和《道教在韩国》是孙教授在此基础上对道教在日本列岛与韩国半岛的传播和发展所做的专题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正>景教碑,全称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于西安,今存西安市碑林博物馆。该碑是一通记事碑,唐建中二年(781年)由景净撰文,吕秀岩书并题额,立于景教的寺院中。碑文记述了唐贞观九年(635年)以来,景教发展的历程和波折,介绍了景教的主要教义,碑文融会儒佛道,本土化痕迹明显。该碑的出土,成为基     

景教是异端吗?

正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下同)的记载,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应在唐贞观九年(635年),来自大秦国(叙利亚)的传教士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这被认为是基督教首次传入中国的铁证。至于景教一名,碑文解释说"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景教碑出土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尽管钱大昕等人考证它应在万历年间出土,但多数学者并     

北朝时期的“佛道合碑”

正一、"佛道合碑"——特殊形式的北朝造像碑作为中国古代宗教雕刻的形式,造像碑是在整块石碑的一面或多面开龛,用浮雕、线刻的形式造像,通常还铭刻发愿文,记录造像缘由、造像者的信息等,用以还愿或施功德。据宋代赵明诚《金石录》记载,前赵光初五年(322)即有佛图澄造释迦像碑,这是造像碑见于著录的年代最早的一例。造像碑盛行于北朝时期(386-581),唐代时已经少有制作。     

论徐无闻“清雅刚正”书风及其美学思想的形成——以徐无闻《鲜于璜碑》临本为例

谈到拙朴厚古一路的汉碑,首先令人称赞的是《张迁碑》,而同样为汉碑中的精品的《鲜于璜碑》,不常为人所推崇。此碑沉雄严整,方劲朴茂,厚拙古辣,其风格与《张迁碑》近似,尤其是此碑的碑阴。碑刻一般是古代书手先写,然后刻工上石凿刻而成。历经近两千年的岁月变化,此碑昔日原貌不同于今日所见。华人德在撰写两汉书法史时,对此碑这样描述道:"也有刻手拙劣,不能表现笔意者,如《鲜于璜碑》,结体收放随意而生动,其书者水平可与《张迁碑》相颉颃,而刻工不称,用刀平切直下,致使笔画板滞臃肿,大为减色。"正是基于此,后来书家对书写原本憧憬和向往成了艺术追求的内在动力,给予我们更多的解读空间和想象的视野。通过凿刻痕迹,并结合东汉时人墨迹,尽可能还原于《鲜于璜碑》的墨迹真相,或赋予它新的内涵和审美趣味。     

日本学者发现一批《高丽藏》初刻本

《高丽大藏经》,亦称《高丽藏》或《丽藏》,系朝鲜高丽王朝显宗二年(1011)以我国宋代蜀版《藏经》为底本开始雕印,至文宗末年(1082)完成(一说是公元1010—1031年间雕印的).全藏共五千九百二十四卷.高丽显宗时代,曾先后三次雕印大藏经,即上述初刻本大藏经与续藏经及再刻大藏经.《高丽大藏经》初刻本,迄今仅知日本南禅寺正因庵藏有《佛说佛名经》等七种及南朝鲜所存三卷。现在通     

“二爨”的书风研究

文章通过对比《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两块魏晋时期刊刻且同出自云南的碑,详细分析两块碑的用笔、结体、章法等特征,总结两块碑书风的异同,让学书者对属于隶楷字体过渡时期刊刻的"二爨"更加了解,懂得欣赏并深入理解"二爨"的书风。     

(五)关于赵连元“连环剽窃案”的综合调查

经过王雅琴、朱晏、郭丽和易华四位博士的调查,发现赵连元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先后在其《比较美学:21世纪美学研究的主旋律》(1998)、《比较美学发展前瞻》(2000)、《新世纪比较美学发展展望》(2000)三篇论文和一本论文集《比较美学研究》(2003)中,全面地、高密度地和反复地对于古风的会议论文《21世纪:比较美学的世纪》,进行了明目张胆的、大肆的和疯狂的抄袭,构成了一连串学界罕见的“连环剽窃案”.尽管,多年来学界对于剽窃和抄袭的案例已揭露了不少,但是像赵连元这样明目张胆的、大肆的和疯狂的“连环剽窃案”,还是不多见的.因此,这个具有典型性质的案例就值得我们加大力度进行调查、研究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