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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研究》2020,(2)
明清以来,全真道教在山东济南章丘境内盛传,道教宫观遍布,碑文石刻众多。自雍正十三年(1735)至民国初年,龙门派曾在锦屏山留下一段辉煌的历史。其中代表人物有韩阳成、刘来广、王复昌、李合林、孙永平、李永传、张元珠、杨至绪等。锦屏山道教碑刻也多为首次发现,如乾隆二年《重修锦屏山朝阳洞老君堂碑》、乾隆八年(1743)《锦屏山记》、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山碑》、嘉庆四年(1799)《重修老君堂碑》、道光三十年(1850)《重修锦屏山庙宇碑》、咸丰五年(1855)《重修碑》、同治六年(1867)《重修老君堂碑》、同治九年(1870)《重修文昌阁碑》、光绪十二年(1886)《重修碧霞祠老君堂碑》、光绪二十一年(1895)《重修老君堂碑》等。查阅王昶《金石萃编》、陈垣《道家金石略》等相关碑刻文献则疏于收录。锦屏山碑刻内容详尽,文辞朴实,文章完整,篆刻精美,对清代道教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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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长清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是元代现存唯一一面藏汉双语国师法旨碑刻。此碑单以辰属纪年的立碑年代引后世学者对其诸多考证,分别有沙畹、王尧、祖生利、中村淳的1341年说,冯承钧、蔡美彪的1305年说,常凤玄的1365年说,清代金棨《泰山志》以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的不确定年代之说。碑文落款蛇年与定岩长老是判定年代的两个依据。通过灵岩寺墓塔林所立的《慧公禅师道行之碑》与《方山璧公禅师寿碑》,可以推知定岩1335-1348年间住持灵岩寺,据此断定大元国师法旨碑立于1341年。文章首次提出定岩长老住持年代的下限,从而补证沙畹等人主张的1341年立碑之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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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比较了《老子》与《灵宝毕法》,论述老子"生而不有"为钟吕丹追思想之渊源,而钟吕丹道的神仙境界在宗教层面上超越了老子之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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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自20世纪30年代《金藏》重现于山西省赵城县(今已并入洪洞县)广胜寺后,学界关于该藏雕造地的认识长期以来都较为统一,皆认可民国学者蒋唯心所提"大藏经版会设于解州静林山天宁寺"[1]的观点,即该寺为刻经枢纽所在。张秀民则认为雕印地"天宁寺"在"绛州太平县",却并未说明依据[2]。蒋说遂成为学界日后的主流意见。至21世纪初,随着刻于元大德元年(1297)《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进入研究视野,该碑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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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清宫记》碑,现存昆嵛山神清宫遗址内,碑高250厘米,宽105厘米,厚14厘米。碑石青绿,质地细密,扣之铮铮然发铜器声,当地人称之为“铜碑”。该碑碑文多泐,难以卒读,历代文献失载,今人或以为清牟平学政王庆霖之《重修烟霞洞三清宫记》(见曲言训《烟霞洞·全真教·七真人》,载《牟平县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1999年5月,为了完成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笔者与唐忠成君进昆嵛山拓制古碑拓片,历时一月余,先后选拓昆嵛山内历代碑刻数十通,“铜碑”亦在其中。后在室内整理拓片资料时,发现该碑篆额为《□□神清宫记》,碑文正楷,共24行,行5…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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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研究》2020,(3)
现存《修真十书》四个版本,底本相同,均未出明《道藏》之外。据《文渊阁书目》《千顷堂书目》《遵生八笺》《盘山语录序》等,《修真十书》极有可能存在单行本;对《道藏目录详注》三个版本所录《修真十书》六十四卷之谜团进行分析对比,得出消失的四卷为"梁丘子黄庭内外二景玉经注解"。关于《修真十书》的成书时间与编辑者,传统认定为宋代石泰,亦有不作定论否定前者,目前国内学界通识为元初南宗徒裔,西方学界观点则有1250年萧廷芝之说和1340年之说。比较上述观点,侯赛因1340年之说更具合理性。基于《修真十书·杂著捷径》与余觉华《修真捷径》文献同源之关系,可推测得出余觉华编、刊《修真十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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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徐爱(1487—1517年),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姚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员外郎、工部郎中,卒年31岁。徐爱是王阳明的开山弟子,后来成了王的妹夫。两人互相借重,徐许之以“朝有所闻,夕死可矣”的老师;王誉之为“吾之颜渊”。徐爱自述其师承阳明的经过,说:“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纵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待圣人而不惑者也。”(《阳明全书》卷一《传习录》上“卷首语”)流传久远的《传习录》即是横山最早编纂“以告同志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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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元两代的慈恩宗其次,以守千对后世的影响为主,来探讨一下金、元两代华北慈恩宗的发展动向。因为《通照大师碑》上没有记载守千的法统,所以他的法系怎样传承后世不明。大约立此碑的时间为至正六年(1346年),离守千去世已经过了220年。因为在至大初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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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叙述了汉学家慕阿德对于景教在中国传播和兴衰的历史研究。慕阿德在中国传教十一年,回英国后任剑桥大学第三任中国语言与历史教授,他一生从事汉学研究,出版至少5部有关汉学的著作和50多篇论文,是西方最多产的汉学家之一。《公元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1930)以详尽的史料、缜密的考证梳理了基督教自唐朝至明朝近九百年的兴衰,获得法国文学院汉学儒莲奖。他曾发表《西安府的景教碑——附亚洲文会会刊1858-1917年目录》(1918)、《中国景教》(1933)、《中国景教:勘正和增补》(1940)等论文,对1625年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铭、北京房山十字寺展开深入研究,并对杭州景教教堂的地址进行追溯。他的一系列著述为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一带一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线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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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颗,明天启六年(公元1627年)生,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卒,字中孚,陕西周至人,学者通称二曲先生.《二曲集·历年纪略》云:“先生家世甚微,贫不能早学,九岁始入小学从师发学,读三字经.”后因身体有疾辍读,随母舅读《大学》、《中庸》,旧疾时发时辍.因家贫,不能具束修,故不被学塾收受,只好自读圣书,由《大学》、《中庸》而至《论语》、《孟子》,逢人便问学正句.“自是母为人纺棉得米,则杂以糠秕、野蔬,併日而食.先生拾薪采蔬之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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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天主教在云南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元朝。教会史学家方豪在《云南天主教史考》中云:天主教何时入滇,盖不可考。《马可·波罗游记》第117章"哈刺章州"(即云南)谓,首府押赤(即昆明)有若干聂斯脱里派之基督徒,当可信也。方豪根据元典章、大理崇圣寺圣旨碑、昆明筇竹寺圣旨碑以及元代一些游记等考证,得出了天主教在元朝已经传入云南的结论。一、天主教初传云南明末清初,天主教第二次传入云南。1644年,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克成都,一些天主教徒为了躲避战乱迁到四川与云南交界的盐津县一带,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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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时期,韩愈因感于儒学受佛、道二教的挤压,摩袭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且以其"排佛老"比诸孟子之"距杨、墨",推重孟子之学"醇乎醇"。相较而言,荀学则被指为"大醇而小疵",不列门墙,一场扬孟抑荀的变革遂与"道统"相伴而生。韩愈之后,伴随"道统"的发展,荀孟之间孰优孰劣的话题纷争不断,莫衷一是。至程朱学派兴起,以"道学"填补"道统",以道学家接续孔孟,"道统"定格;取性善说为心性论基础,孟子升格;因性恶说及其与法家之纠缠而贬抑荀子,荀学见黜。此中之得失,需作深入辨析与研探,荀学之复兴,或可期待。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