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隆寺“现代遣隋使”访华团访问我国

本刊讯为纪念日本圣德太子派遣遣隋使一千三百八十周年,日本法隆寺“现代遗隋使”访华团一行一百零二人,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于今年四月九日来华访问.四月十日,访华团一行拜访中国佛教协会,双方共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法会,访华团将一尊圣德太子塑像赠送给中国佛协.随团的雅乐队表演了精彩典雅的音乐舞蹈节目。赵朴初会长和访华团团长、日本圣德宗管长大野可圆长老先后在纪念法会上讲     

法乳交融 玄中一脉——缅怀菅原惠庆长老

中日两国之间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历史。远溯隋唐时代的遣隋使、遣唐使、空海、鉴真;近至宋、元、明、清两国僧侣的彼来此往,借助佛教这个纽带沟通了两国间文字、语言、文学、艺术、医疗、建筑等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二千余年的中日友好交流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日佛教徒友好交流史。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日本净土真宗有一位青年僧侣,他热情钻研昙鸾大师学说,追求净土     

文昌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中国的隋唐时期 ,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交流的主要方式是日本向中国频频派出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 ,这些日本使者、留学生、学问僧到中国实地考察、学习汉文化 ,并在归国时带回大量汉籍。中国的赴日使者、僧人以及两国间往来的商船也对汉文化传播日本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文昌信仰和有关著述便随之传入日本。宽平 ( 889— 897)年间 ,日本主持教育的长官藤原佐世奉敕编纂的《本朝见在书目》① ,即列有《十六国春秋》(后魏·崔鸿撰 )、《风俗通义》(汉·应劭撰 )。前者记有张亚子身世片断 ,后者载有流行民间的尊文昌之…     

兴废交迭的北朝佛教

自公元420年宋朝建立,至公元589年陈亡于隋,中国南方先后经历了宋(420—478)、齐(479—501)、梁(502—556)、陈(557—589)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北方先后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五代政权,统称为北朝。北周大定元年(581)隋灭北周,隋开皇九年(589)隋灭南朝陈,结束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局面。由于南北政权的长期对峙,加之自     

从"玄之又玄"到"重玄"的演变

从"玄之又玄"到"重玄"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玄之又玄"本意是"幽远而又幽远",指道的不可知性与终极性."重玄"的最初含义是"重天",佛道两教学者用它来指宗教的终极境界.隋唐时期"重玄"与"双遣"连用,指"遣有、遣无、遣其遣"的三重否定思想方法."重玄"与"双遣"的结合标志着从"玄之又玄"向"重玄"的转变最终完成.     

重玄学之中道思想探究

双遣二边的中道思维,是重玄学最显著的方法论原则。重玄学的中道思想,直接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但在具体内涵上有着巨大差别。首先,重玄学中道思想的基础,不是缘起论而是体用论,中观学之无遮表达由此而转变为重玄学“否定神学”式的表诠。其次,成玄英、李荣无限制地扩大二边中道的使用范围,所有成对出现的概念都被不加辨析地斥为二边,从而被遣荡殆尽。由于体用论内含着反智主义倾向,重玄学双遣二边的中道思维缺乏明确的认识论原则。第三,在重玄学中,中道也需要被进一步遣除。但是,遣除中道必将带来思想内部的矛盾。遣中之说更主要地是一种纯粹自我否定的玄思。     

感谢中国!──一位当代日本留学僧的自述

中日佛教界有着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赵朴初会长更将佛教比喻成联结中、韩。日三国人民的黄金纽带。公元六七世纪，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和众多留学僧来华学习中国文化，并由他们将中国大乘佛教和儒家文化传回日本，并逐步熔铸成日本的民族文化。到了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又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在科技方面取得了领先的地位，在佛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世界学术界所瞩目。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赴日留学者不少，其中就有不少人学的是佛教学。而与此同时，有一位日本的僧人自愿来中国留学，并在河北赵县柏林寺修持达６年之久，成为当代中日佛教友好交流中的一段佳话。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文化》对他做了专访，本刊特予转载，以飨读者。     

宋元道教神霄派遣瘟送船仪研究——以《神霄遣瘟送船仪》为中心

《神霄遣瘟送船仪》完好地保存了宋元神霄派道士施行的以驱逐瘟疫、净境安民为核心宗旨的送船科仪的基本情况,藉此可考察此项法事的场景和过程。本文从宗教文献学角度逐一分析遣瘟送船仪的科介流程及节次内容,并从多视角对文本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予以论述。     

辽代的佛教和朝阳北塔

朝阳北塔中隋仁寿舍利及相关文物的发现,不仅是中国文物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也中国佛教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朝阳北塔是辽塔,然而上承"三燕"——前燕、后燕和北燕、北魏、隋、唐,朝阳学者称此塔为"五世同体"是有道理的。本文拟先对辽代佛教概况进行介绍,然后结合相关发现对朝阳北塔的四个问题作简要考察并提出自己的想法。     

清净禅宗古道场 绿色生态新寺院 扬州高旻寺积极创建绿色生态寺院北大核心CSSCISSCI

高旻寺坐落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始建于隋。清康熙皇帝南巡至扬州亲临降香,登塔远眺,但见“旻天清凉,玄气高朗”,赐名“高旻寺”。     

从现象学角度看佛教因明中的遮诠问题

笔者在此提出并尝试论证以下三个命题：其一,应当区分佛教因明中与为他比量相关的“遮诠”方法以及可以运用在整个量论领域的“遮遣”方法。具体地说,“遮诠”只是“遮遣”的一种,即专指运用于概念语言领域的遮遣方法。其二,现象学本质直观思想的提出,消解了量论中现量与比量的严格区分,并可以导致对感知、思维、判断、推理、自相、共相、概念、语词等范畴的重新理解。其三,表诠一遮诠方法、连同整个因明,在中国佛教史上乃至在整个佛教史上始终发展不兴,很大原因在于它们被人为地限定在语言层面。     

扬州高旻寺大雄宝殿奠基

扬州高旻寺于去年9月19日隆重举行大雄宝殿奠基典礼。该寺始建于隋,兴盛于清,近世来果禅师曾住持该寺。“文革”中,原有大雄宝殿被拆毁。三中     

《大乘起信论》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大乘起信论》简论之三

《大乘起信论》究竟是否梁真谛所译,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在陈、隋之际,此论即开始流传,这一点已为中外大多数学者所承认。日本学者望月信亨与村上专精均认为此书在中国的出现,最早不能早于陈天嘉(563),最晚不能晚于隋开皇十二年(592)。梁启超认为此论在晋,宋间已开始流行。王恩洋等则认为此论是粱、陈间人所作。吕激认为此书的成书年代是梁、隋之间,其最上限不能早于梁天监     

隋唐五代道教学者志

前言隋唐五代时期的宗教哲学,实际上占据了其时哲学思想的主体地位。四百年间,道、佛两大宗教都有很大的发展。但近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界,一直忽视了对隋唐哲学的研究。尤其道教方面,极少能见到系统的研究专著,这在日趋广泛、深入地发掘中国古典哲学的今天,确实是一大薄弱环节。笔者不揣简陋,企图摸清隋唐五代时期道教发展史的基本线索,撷采其中有影响的道教学者,分生平、著作考辨、思想概述三项,草成《隋唐五代道教学者志》。     

题《达摩神悟图》

其心寂寂, 其目炯炯, 虑绝情忘, 廓然无圣。以言遣言, 将楔出楔, 觅心无处, 安心已毕。     

平武县回族来源及清真寺沿革

近来发现的咸丰四年修葺清真寺的功德碑中,有“龙郡(注)清真寺创自明纪”一语,知平武于明代已有回族穆斯林。又据平武回族中世代传说,他们的祖先原籍陕、甘,属军籍,是明初随军来此地而落户的。道光廿年编修的《龙安府志》载,洪武四年,明太祖遣颖川侯傅友德平蜀,由陇南入龙州;洪武十一年,又遣平羌将军丁钰定松潘。平武     

《古船》与《双城记》中的怪人形象

《古船》和《双城记》这两部作品中都拥有极为庞杂的人物角色。但在这众多的角色当中，两部作品却恰巧都存在着“怪异”性格的人物形象，即隋不召和卡顿。在《古船》当中，隋不召是一个贯穿全文的角色，他见证着镇上的发展进程，历经一切悲苦与磨难，改革与创新。他的生活就如他的名字一样，他只是他自己的，不听任何人的常规的召唤，正常的伦理道德与权势判决不了他。     

长安道教的底色——隋大兴城道观及其唐代命运(上)

隋与唐初是从山林道教到都市道教的转型期,也是中古道教从领户治民到出家住观的转型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再造,此前分别发展的南、北道教传统也进一步整合,而隋王朝的新都——大兴城逐渐成为全国道教文化的中心。经过考证,可知大兴城共有十座道观,其中道士观八座,女冠观二座。除了三洞观、澄虚观、灵感观等三座道观始置年代不详、玄都观于开皇二年从长安故城迁来之外,其余六座道观均始置于开皇六年至八年之间,其中四座更与隋文帝直接相关。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石刻、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献,细致梳理了这些道观的置立及其在唐代的发展变化。可以说,虽然唐长安城在不同时期陆续新建了许多宫观,其中一些更曾显赫一时,但是,始置于隋代的这些道观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隋与唐初的佛道论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是长安道教文化的底色。     

隋文帝仁寿颁天下舍利考

从隋仁寿元年到四年,隋文帝三次分送舍利,在全国建起了一百多座舍利塔,笔者对此一一作了考证,并分析了舍利塔的地理分布,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这场狂潮发生的原因。     

窥基法师的五重唯识观

窥基法师是唯识宗的实际创始人，五重唯识观是窥基对唯识学说的重要贡献。唯识宗为了确立宇宙万法都是“唯识所变”的宗旨，提出了观想“唯识”之理的遣虚存实识、舍滥留纯识、摄末归本识、隐劣显胜识、遣相证性识等五个层次或五种观点。唯识五重观之第一观是总观，其余则是别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