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反“正统”的正统论

<正>统论讨论的是历史谱系中诸王朝继统之正与不正的问题。在正统论的思想史脉络中主要有两个框架:以五德终始为内涵的正统论,欧阳修建立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对"正"与"统"内涵的探讨所形成的正统论。本文以对这两个框架的分析为背景,阐释船山不言正统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正统这一论说,他只是不满意上述两个框架树立的正统王朝的标准,因此"反‘正统’的正统论"更符合对船山正统论的概括。通过对先前正统论的反思,船山重新建构了以"正"的内涵为核心的正统论,将儒家的政治秩序等理念作为正统的讨论核心,因而在正统论的思想史脉络中具有典范意义。     

儒家正统观的现代反思

儒家正统观缘于史家撰史时纪年断限的要求,孕育出"正闰"之辨的正统学说。其文化渊源则可上溯至中原诸夏的文化优越感,以及汉民族以本民族为中心构筑的文化共同体。它以"民族正统"、"政治正统"和"文化正统"的形式得到体现,并在正统学说的发展中生发出观点各异的理论表述。明清易代和清末的社会剧变荡涤了儒家正统观的物质载体和政治基础,在与"四裔"渐行渐远的17世纪之后,儒家正统观不再具有确证"居正"、"合一"的现实意义。儒家正统观作为维系汉文化圈的精神纽带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退居次要位置,更多以探索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而存在。     

以"民族性"重构正统论--黄宗羲对方孝孺的正统论的继承与发展

传统的正统论主要有"连续性"、"持续性"、"普遍性"、"道德性"四种类型,方孝儒在明初"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后,以"道德性"和"民族性"对传统的正统论进行了修正;黄宗羲在满清入主"中国"之后,对方孝儒的正统论加以继承和发展,以"民族性"否定了"普遍性"、"连续性"和"持续性",对传统的正统论进行了重构.本文以传统的正统论为背景,对方孝孺和黄宗羲的正统论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进行了尝试性论述,同时,对黄宗羲的正统论的内在困难及现代内涵进行了剖析.     

现代爱国主义的权力阈值与权利旨趣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现代爱国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政治诉求,需要将其置于以权力-权利为脉络的政治哲学论域中加以界定和阐释,以获得必要的现实感与规范性。在权力的逻辑中,当爱国主义蕴含着对现代国家及其政治权力体系的认同与忠诚时,"对祖国的爱"能转化为强大的行动力,爱国主义也成为捍卫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此时,需要廓清爱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边界及其指向的政治权力的边界。这是爱国主义的权力阈值。在权利的逻辑中,爱国在广义上是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权利。将这一权利旨趣确立为界定与规范现代爱国主义的核心机制,既对由权力话语单边塑造的爱国主义有所矫正,也为探寻现代爱国主义理论中政治权力的边界、以及厘清权力-权利之间的界限提供了一种指引。     

理想状态和规范性——对威廉斯内在理由论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关于实践理由的主观理论,它将欲望作为规范性的标准和最终根据.奎恩批评理由的主观理论是对实践理性的工具主义理解,它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进而取消规范性本身.作为回应,威廉斯用行动者在理想状态下的欲望取代行动者的现实欲望作为规范性的根据.一方面,该理想状态是规范性的具体标准;另一方面,该理想状态自身的规范性在于行动者的理性本性.威廉斯的理想化方案挽救不了理由的主观理论.首先,威廉斯所设置的理想状态无法保证现实的规范性;其次,威廉斯将规范性奠基于行动者的理性本性将使其对外在理由论的批评失去根据.     

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思想的“正统性”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正统说"与"异端说"的尖锐对立。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必须保留正统概念。评价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理解的正统程度必须首先确立评价所依据的正统标准,而所谓的正统实际上处于不断的建构过程之中。苏联1931-1936年所确立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正统——对立统一规律处于核心位置,而随着1938年《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版,这种所谓正统已然发生相应改变。倘若以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至中期所确立的正统为衡量基准,那么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毫无疑问具有正统性。     

对疾病概念的建构论分析

对疾病的界定与解释是整个医学的核心与基础,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是本体论的疾病观占主流地位,但是纵观整个医学史,人们对疾病的不同界定充分证明了疾病概念问题上的建构论观点.医学上的建构论强调具体的社会环境、组织结构、价值信念、利益和权力关系等对疾病知识的影响.从建构论视角分析,"疾病"是一种功能性界定;疾病是一种价值判断;疾病是一种社会约定.     

"山家"辨

宋朝初年天台宗内发生了一场被称为"山家山外之争"的论辩,在这场论争之后,"山家"一称逐渐成为天台宗正统的代名词,而"山外"则成为针对非正统天台僧的贬称。本文主要从义学之辩、义学与忏法之争、教行统一三个方面,揭示出天台宗正统的确立不仅仅是义学之争的结果,还与天台宗人认可的宗门标准——"教行统一"这一宗旨紧密相关。     

"大一统"视野下的历史人物观

"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一个根深蒂固的成分,一向是中国人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尺度.无论在何种环境下,追求或顺应"一统"的人往往得到后世的好评,而企求"分裂"或满足于分裂状态的人则大多受贬斥.在通常情况下,"大一统"这一评价标准能超越人物的实际功绩、仁、和平、汉族主义和阶级意识等一系列其他的评价标准.     

孔子“晚而喜易”与其晚年思想的变化

<正>孔子与《易经》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司马迁提出孔子"晚而喜易"后,孔子作《易传》之说流行了近千年,"先儒更无异论"(孔颖达《周易正义序》)。然而,欧阳修《易童子问》的     

中国古代“势”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及解构

由法家学说所大力推出,并为历史上种种中国专制主义理论所阐发的"势"的概念,一如中国哲学中很多重要概念,实际上同样是通过一种中国式的"上下其行"的方式得以最终确立和证成的。也即它之上升为"天道"的形而上学化,同时又恰恰是"下学上达"地以回归我们形下之身为其路径。这使在中国语境中,无上的君主之"权势"实际上与优位的男性之"阳势"互为发明,并使中国思想史上,权势之升降与阴阳之消长无独有偶地理论对应。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导致了有别于西方式的"建构论"的一种中国式的"体现论"的权力理论的发现,也为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而步出"阳具中心主义"的误区,走向一种更为全面的"阴阳和合"的人类生态政治提供了理论可能。     

孝与廉的伦理基础及现代重建——基于义务论与功利主义的对比视角

"孝廉文化"即孝文化和廉洁文化的统称。孝与廉的伦理基础是义务论,义务意味着一种"绝对道德律令"。义务论为人类社会生活规定了一种道德的生活方式。与此相反,功利主义给出了另一种判断人类生活行为的准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功利主义异化成为非孝文化与腐败文化的理论基础。当前我们应对孝廉文化进行现代重建,将孝与廉作为义务写入法律规定,明确梳理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的关系,构建孝廉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拓展孝廉文化建设之载体。     

动机论及其困境——关于道德判断根据的考察之一

道德判断的根据是什么?这是道德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人们做了诸多回答,如动机论、效果论、规则论、意愿论、美德论。[1]本文只考察动机论,并准备回答如下问题:动机论是不是有效的道德判断根据?在进入讨论之前,须做简单说明。第一,"根据"是一种解释与还原关系。在一个理论中,如果a可以还原为b,则b是a的根据;如果其他子理论可以还原为b,而b不可被还原,则b是最终根据。     

正义的不同情境及其证成——论莱纳·弗斯特的政治哲学

莱纳·弗斯特(Rainer Forst)是新一代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哲学从分析英美主流理论开始,指出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因为正义情境上的不同倾向,并力图把普遍主义与情境主义结合起来。莱纳·弗斯特所提出的证成原则不仅是在阐述一种既符合普遍道德又满足特殊情境的规范性原则,而且也是在提出一种新的关于权力的正义观,一种在规范性原则基础上进行批判的新理论。     

论消极的平等主义

自启蒙时代以来,人们通常信奉的是正统的平等主义,但是这种平等主义遇到了很多理论上的困难,特别是它无法克服"拉平反驳"。为了克服"拉平反驳",很多平等主义者转向了"优先论"。有两种"优先论":一种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绝对优先论,另外一种是以内格尔为代表的相对优先论,但两者本身都存在一些难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人们通常把优先论与平等主义对立起来,从而平等主义者面临两难的处境:平等主义坚持平等的内在价值,但是它无法克服"拉平反驳";优先论能够克服"拉平反驳",但是平等会失去它的内在价值。我们试图证明,消极的平等主义能够摆脱这种两难,从而它是一种更合理的平等主义。     

政治的,抑或道德的——对政治自由主义一个关键悖论的解读

政治自由主义试图将其正义观念塑造为纯粹"政治的"观念,而不能是完备性的"道德的"观念。但任何规范性的正义观念似乎都不能不是道德的,这就形成了政治自由主义所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悖论。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自由主义要克服这一悖论,必须寻求一种具有自主性的规范性政治概念。此外,政治自由主义把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当作理论前提,同时强调道德化的公民美德,这两个因素都加深了这一悖论。通过解释和分析这两种因素所带来的理论难题及其原因,文章认为,"政治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难以抹去"道德的"面纱,其根源在于政治在自由主义价值系统中的处境。     

晚明清初儒学转型中的性命论演进

作为儒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性命论在晚明清初儒学转型进程中呈现极为复杂的发展形态。于晚明三教合流趋势中,部分儒者所持性命论主张对佛、道思想具有极高程度的包容力,由此引发大规模的"正统""异端"之争;于心学修正思潮中,东林学派及之后刘宗周对传统儒学"性命"之说秉持更为严肃的坚守态度,如此,"性命"的客观义、超越义得到强调;清初,在形上学渐趋没落之际,部分儒学人士对"性命"的诠释多从"材质之性"谈起——侧重对现实人生延续及发展等诉求的考量,此时性命论"天"字义渐次流失,"命"的世俗义得到落实。     

系统哲学视域下意识形态概念内涵新解

从单一维度对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老式解说,如观念意识论、实践-制度论、符号论、文化论、镜像与社会心理论等,很难规避语义学上的某种损失,而致使此概念本真内涵仍处于一种遮蔽状态。系统哲学视域下,意识形态实为涉及物质和意识的综合性社会事物,并作为一个演化着的自组织系统而存在。其内涵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服务于权力的演化着的社会"观念-践行"系统,它借助符号和制度等工具,通过想象性理解制造出规范化的意义与观念体系,并辅以相应践行模式,以使人们对世界产生某种心安理得,最终实现对权力主体的认同或妥协。此定义中的"观念-践行"系统是内涵的本体论所指,其他描述是内涵的限定性属性特征。     

通过政府内部权力法治化塑造法治政府的新形态

<正>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重点是要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在历史上首次提及"政府内部权力"概念。长期以来,无论是法治理论还是法治实践中,"行政权"或者"行政权力"等词汇比较常用,但是学术界却很少区分权力的内外部面向。例如,有学者     

分配正义的契约论辩护——论诺齐克对洛克财产论的阐释问题

诺齐克通过阐释洛克财产论建立了自己的分配正义理论。为了论证获取原则的正义规范性,诺齐克把洛克但书的含义重新阐释为"不损害他人的处境";但诺齐克忽视了个人占有在货币出现前后发生的根本变化,"不损害他人的处境"条款无法处理货币占有的不平等事实。由于对洛克财产论的错误阐释,诺齐克没有意识到:在货币时代,同意的逻辑已经存在,分配正义的实现需要一个基于同意的契约政府作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