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哲学中"太极"概念的几种涵义

评述朱熹的太极范畴并不是简单的问题。哲学史上认为朱熹的形上学是从宇宙发生论到本体论的转变,而太极是这一转变的核心概念。这种看法大体无差。但笔者认为朱熹的太极概念中有几种含义可作详细分疏。关于太极,朱熹在他的文章中或者在与学生之间的谈话中所述内容中有种种不同之处,甚至互相矛盾,令人迷惑不解。《朱子语类》中说到“太极”处,共有334次。在《朱子语类》和《近思录》首篇涉及的问题中我们会发现朱熹和他的弟子们心目中的太极,与宇宙论的“天地”、存在论、本体或心性论的“理”、“性”等又有密切关系。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     

张栻“太极”即“性”说辨析

"太极"即"性"是张栻哲学的重要特点,这两个概念在他的学说中是同一层次的本体范畴。而张栻所以提出这个命题,可以从三个角度上理解:其一,"太极"而"形性之妙"以见其体用;其二,可能受到朱熹关联"太极"与"未发已发"进行思考的影响;其三,继承胡宏的性本论和对周敦颐的推重,"太极"则正是后者的重要概念。而张栻提出此命题并介绍给朱熹,应当在乾道三年朱熹会张栻于长沙之前。     

朱熹与《太极图》及道统

朱熹是首位极力表彰周敦颐《太极图》的学者,提出《太极图》乃是周氏学说之纲领。之所以得出这一论断,除了朱熹所说明的客观理由外,他欲为其心性学说探索宇宙形上学的根据,实现天道性命的贯通,则是其推重《太极图》的主观动因。通过对《太极图》意蕴的阐释,朱熹精妙地表达了他的太极阴阳学说,从"天命流行"和"神妙万物"的角度阐发了太极阴阳不离不杂的关系,建构起一体二分的理气观,集前贤之大成。在朱熹看来,太极阴阳之妙正是周、程授受之秘,而周、程是儒家道统的接续者,于是这就引出了以太极之妙为主旨、以伏羲为起始的大易道统论,并将《尚书》"十六字心传"涵摄其中。     

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理解之分歧

胡煦是清初一位重要的易学家、理学家,他的思想有很多独到之处,持论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与朱子颇有异同.朱熹认为太极即是理,把理看作是万物的本体.胡煦则认为太极是本体,理只是其用,太极不仅立于形器之先,也在理之先.朱熹以理为形上之道,而以阴阳为形下之器.胡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则阴阳应为形上之道,道与阴阳实为一也.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等概念理解的差异反映了清初学术界思想的转向.     

试谈王弼易学的特点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王弼易学有三个特点,即条例义理化、形上本体化、具有内在性。朱熹在少年时用数年时间研习立于官学的王弼易学,从而受到了王弼易学思想的深刻影响。王弼的太极学说是朱熹太极本体论的思想渊源。     

旅轩张显光的太极观

张显光的太极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解释"无极而太极"时,首先提出了太极之妙、无极之妙以及无极太极之妙的独到见解,对太极所含之天地万物的存有根据和超越的性质解释得很真切,透过太极与仪、象、卦具有相贯相包的性质,他更为明晰地解释了"太极即理"、理气经纬论和太极的本体性;再者张显光提出了"太极者道德之头颅"的观点,认为太极不仅是万事万物之存有论的根底或枢纽,而且也为道德视域的展开提供了可能性。张显光对太极的诠释,虽然根源于周敦颐及朱熹,但也未止步于传统性理学,而是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概念,建构了一套有创见的哲学系统。     

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

方以智的博物之学与道德形上学体系,皆托《易》立言。早年,他以"气为真象,事为真数"的象数观,将抽象的象数符号还原为气与人事,并要求以"实证"的方法"核其真",反对将象数神秘化。他并非执着于感性的象数层面,在将"几"的内涵改造成隐晦的、待征乃显的"物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征天地之几"、"因事见理以征几"的易几观,从而成就了独具特色的博物之学。中晚年,他将"太极"的内涵引申为心与仁,并藉"太极不杂乎阴阳,不离乎阴阳"的太极观,建构了体用圆融的道德形上学体系。     

从朱熹到王阳明:宋明儒学本体论的转向及其基本路径

传统儒学本体论和其他传统本体论一样都具有两个基本维度即其认知维度和价值维度。从朱熹到王阳明的形上学演进,在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实现了一个重大的本体论转向,即向本体论的认知维度和价值维度相统一的转向。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不但深化了其本体论的认知维度,而且塑造了良知本体的意义世界,实际上重建了儒家形上学的价值之维,最终实现了本体论的认知之维与价值之维的统一,使阳明心学在融摄三教的基础上不仅提供了一幅独特的形而上的世界图景,而且展示了其所蕴含的昂扬的主体性精神和丰沛的意义世界,表现了一种不同于宋儒的本体论取向,达到了宋明儒学的形上学高峰。     

论“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之逻辑进路及其意义——以王兴国教授之牟宗三研究为中心的展开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间架,是牟氏哲学地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其之所以能哲学地建立起来,端赖其逻辑进路。由逻辑之先验性照见纯理自身,既而进至知性主体,再由知性主体之不足,而朗现儒学之心性道德主体,这是唯一的先验超越本体,"道德的形上学"至此而建立。逻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是理解"道德的形上学"何以必须建立之根本进路。只有把握了这一进路,"道德的形上学"之内涵及其意义才能得以全盘展露。     

朱熹道德理论的构成体系

道德理论是朱熹道学的核心内容,它从认知、思想、规范三个维度建构起相对自洽的体系。朱熹道德理论的存在论依据,是以理为纲、以太极和气为目、以"理一分殊"为涵摄方式的宇宙本体论;其生存论基础,是"存天理,灭人欲"和"心统性情"的有机统一;二者的统一,就是道心人心的合生。朱熹道德理论的精髓,是天理统摄人欲,或曰道心引导人心。由此形成以"仁、爱、恕"为核心的道德系统:由仁而爱至恕,蕴含一体用认知模式,生成以信为聚合力的实践规范和方式,前者以义、礼、智为指南,后者以诚、忠、敬为导向。     

朱子礼学的形上世界——以理气论为进路的解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理和气是道学中两个最重要的范畴”①,基本上可说是包括朱熹理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的形上学基础。朱熹对理、气与礼乐在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的联系,及其在礼学体系中的意义的认识,则构成了他的礼学形上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并且由之在其礼学和理学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使二者在哲学基础方面具有了同一性。     

朱熹"太极"观对前人的超越

宋代以前的易学中,“太极”一般被解释为“气”或“元气”;亦或被释为虚无实体．而宋代朱熹对“太极”进行了新的阐释,超越了前人的“太极”观,通过阐释“太极”,确立了理本体论,完成了理学派的本体论的体系．     

康德是否证成了道德的形上学 ——兼论牟宗三对康德的批评

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三义的确立与对儒家的"当下呈现"即是康德所谓智的直觉之肯定,建立了道德的形上学。他进而认为康德只证成了道德理性之第一义,而未能证成其第二义,亦未能透显出第三义,衡定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通过对康德理路的分析可以发现,康德建立的道德的神学在《判断力批判》中亦有道德的证明,而非只有《实践理性批判》之单纯分解地形式地建立,与儒家以良知为本体建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思路有不谋而合之处。     

论朱熹先天象数学与理气论之融通

发端于邵雍的先天象数学较之汉易象数学在问题意识上转进一层,以追求形上之易道为理论旨趣。承此旨趣,朱熹认为先天象数学的两个横图以太极生两仪的"一每生二"为原则,表面上反映的是伏羲如何画卦的问题,而其实质蕴含的则是太极与阴阳动静一体、生化无穷的哲思。在朱熹看来,先天诸图呈现了太极阴阳的本然之妙,是易道之根本,故可以统摄周敦颐的《太极图》。由此,作为伏羲易学的先天象数学也成为朱熹道统说的本源所在。     

道德存在的普遍性维度及其界限——朱熹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转戾”与“曲通”

孟子道德哲学突出个体主体性及其完善,而在人的普遍本质与普遍道德原则上有着晦暗不清之处。朱熹从认知主义立场出发,将人性"理化"为普遍而超越的规定性,并将道德规范"理化"为形上的普遍原则,由此化解了孟子道德哲学中的自任心性之流弊。同时,在认知取向下,朱熹突出了"思"的独立性展开及其对于道德生存的积极意义;进而将认知的主体、道德的主体、道德的规范等加以条分缕析,对孟子道德哲学起到了廓清作用。不过,由于性、善、义、思等都被引向抽象普遍而超越之物,活生生的现实道德生存活动便被湮没了。由此,孟子道德哲学中的推扩问题,在朱熹就成为一个抽象观念世界与现实生存活动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而普遍的类本质与超越道德原则的强化,也使得个体性的具体行事活动没有得到恰适的安顿。这表明,在个体性现实生存与普遍性原则之间的和谐融合,仍然有待于儒学新的创造性哲思。     

朱熹易学太极观的哲学内涵

朱熹从象数和义理两个方面所展开的对"太极"的诠释,贯穿着一个基本的理念:太极为本体之理。在理论上,朱熹的太极观超越了汉代以元气为宇宙之初的生成论视阈,将太极看成是与卦爻象数不可分割,与阴阳五行万物不可分割的本体之理。     

宋明理学形上学追究的理路

现代新儒家的思维模式或路向,基本上承袭宋明新儒家对于传统形上学本体论(存有论)追根究底的思考。理、心、气作为形上学存有,是存在者的存有,而非实在的存有。依据我们对于宋明新儒学的道德形上学的批判,笔者试图从道德形上学和形上学本体预设中超越出来,即从宋明新儒学对于根、底的追根究底的理论思考,而转向对根、底自身的理论思考和为什么追、究以及如何追、究的探讨。这对于弄清现代新儒家的思维路向或许是有益的。     

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论纲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特重<易传>,他们借助于诠释<易传>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熊十力的易学是以"乾元"为中心的本体-宇宙论;马一浮的易学是以"性理"为中心的本体-工夫论;方东美的易学是以"生生"为中心的形上学;牟宗三的易学是以"穷神知化"为中心的道德形上学;唐君毅的易学是以"神明之知"为中心的天人内外相生相涵的圆教.他们以现代哲学的观念与问题意识重点阐发了<周易>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生命论、人性论、境界论、价值论及其间的联系,肯定了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是生机的自然观,整体和谐观,自然宇宙和事实世界涵有价值的观念,至美至善的追求,生命的学问和内在性的体验.他们重建了本体论和宇宙论,证成了超越性与内在性的贯通及天与人合德的意义.     

面向人的存在--冯友兰形上学的出路及其道德指向

无论是肯定或否定形上学可能性的哲学家,都主张要从人的切身存在出发展开对于存在的追问或考察。冯友兰在实证主义拒斥形上学的基础上重建逻辑化的形上学,其体系凸现出逻辑与存在的矛盾。尤其是他脱离人的存在而对存在的形上层面(天道)所作的纯粹形式化的构造,更不能担当起形上学追问终极存在的职责。但是当他离开天道而进入人的存在形上之维(人道),并以道德规定人道,即暗合哲学史上有关存在的追问或考察必须面向人的存在的一贯思路,又表明其决心走出天道观思辨构造的困惑,而将人的存在指向道德之域的真实意图。     

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CSSCI

张栻与朱熹都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两人就理学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文章考察了张栻与朱熹关于太极问题的交涉与论辩,张栻以性诠释太极,朱熹以理解读太极。张栻认为太极既涵动静之理,又明动静之蕴,故太极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朱熹认为太极只涵动静理,不具有动静之实,故太极只见其体,不明其用。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不仅说明了二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促进了二人思想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推动了南宋理学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