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五代花鸟画家徐熙

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文人思想的绘画,是中国画的一种。文人画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的职业画家所做的绘画。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明代董其昌称道"文人之画",以唐代王维为创始者,并称之为南宗之祖。宋代以前,中国绘画已经得到显著的发展,并出现了"关家山水"和"黄徐异体"的花鸟画。     

宋代董源绘画风格接受初探

董源是我国五代南唐画家,在明代董其昌的"南北宗"论里,董源及他的画风成了南宗真正意义上的鼻祖,故在我国画论和绘画史上的地位极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元被人如此重视的一位画家却在五代和宋代初期的画学著作中,不见记载。直到北宋中期,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才给予注意。后经北宋著名文人、画家米芾在他的著作中,对董源"平淡天真""一片江南"的画风大为赞扬。这样,董源的"一片江南"画风才成为后来文人绘画的范式。将沈括、米芾等人为何将董源"一片江南"的画风作为士夫画的典型图式为切入口,一探宋代士人阶层的文化趣味,厘清其背后的北宋社会与文化观念的转变。     

文人画知音论

<正>中国的文人多才多艺,诗、书、乐、画皆擅长,皆为文人抒发和交流情感的工具和载体。北宋时期苏轼"文人画"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文人自觉地参与到绘画的创造之中。文人通过绘画抒发情感,寄托情志,其他文人则从中品味领略作者寓于其中的情思,多以题跋的形式表述对绘画的理解,以证与作者心神相通,因此诗、书、画的结合成为了文人画的典型特点。文人寄情寓兴于绘画,同样也希望他的情思能够有人理解,而能于此心神契会者,即知音,却难以寻觅。     

苏轼禅词的三重境界

正禅宗在北宋时期十分流行,学禅之风颇盛,甚至"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1])。文人士大夫更是常常出入僧俗两界,往来酬唱,互讨禅机,因此,有宋一代的文学创作也散发着浓浓的禅学意味,深入浅出地诠释着禅的真谛。苏轼同样与佛禅结下了不解之缘,且钱谦益认为:"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2])由此可见,     

竹影临风

正自古以来,竹是国人至爱,尤其是文人,爱竹成癖者比比皆是。大诗人杜甫寓居成都浣花溪畔时,曾手植修竹无数,冬夏青翠一片,而今成为一大名胜;"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就出自北宋文学家苏东坡之口,就连《红楼梦》中的才女林黛玉也认为有竹为伴才是最佳选择,当她和宝玉商量搬进大观园住在哪里好时,她说"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我爱那几竿竹子,映着几道曲兰,比别处清幽"。我不是文人也不是才女,心里却装着一片竹林。乡下老屋至今尚存,就在庭     

由北宋“崔吴变法”看当代工笔花鸟的转型

艺术的发展会受到哲学、经济、文人思想的影响。分析"崔吴变法"的历史成因,人们可以了解到北宋时期传统的工笔花鸟画艺术,不仅受到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文人在物质追求满足后转向野情野趣的精神需求。面对当今工笔花鸟画的异化现状,艺术家需要借鉴传统工笔画的文化内涵,色彩技法,形式组合以适应当代人的审美追求,建立属于自身的民族文化体系。     

宋词中的道教美学思想

<正>宋词中有大量与道教活动、道教宫观相关的内容。宋代文人喜欢前往宫观拜谒道士,感受道教文化。图为道教名山—湖北武当山雪景。一在宋代,道教被历代帝王所尊崇,在宋朝社会上层出现了"崇道"现象。早在北宋时就产生了"宫观官"制度,由朝廷的文官充任宫观官,并且参与道教事务;甚至在科举考试中,道教经典也成为考试命题的来源之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宋代文人必然与道教文化发生广泛关涉,道教     

北宋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现象论析

道服,即道教服饰。隋唐时期,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的现象零星出现,至五代而形成社会风气,北宋蔚为大观,形成了文人士大夫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穿道服的独特现象。文人主要在两种时空穿道服:一是在职官员非公务的私人生活中;一是贬官或无仕的在野文人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穿道服既来源于道士服饰中的"常服",又发生了变异。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是道教世俗化对文人影响在服饰方面的重要表现,这一现象的背后有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带有道教信仰意味;是闲适生活方式的象征;代表了一种与世俗礼仪相对的处世态度。     

理学与宋元时期文道关系的演变

宋元时期文道关系的演变,与理学地位的升降密切相关。北宋理学初兴,理学家将"道"抬升至宇宙本体的高度,打破了"文""道"之间原有的平衡,文道关系从唐代的"文以贯道"转变为宋初的"文以害道"。南宋时期,理学思想体系日臻完善,朱熹、真德秀等人均试图将"文"融入"道"的发展轨迹中,缓和北宋以来"文道"之间水火不容的对立状态。入元后,理学家通过对文道关系的反思,使思辨的哲学与情感的创作合理结合。加之政治风向的变动,理学成为文人的进身之阶,最终形成文道融会的新局面。理学与宋元时期文道关系之间的互动,揭示出中国古代新思想发生、发展的新路径。     

“发明正学,又在程朱之前”——刘敞的性与天道之学及其意义

北宋经学家刘敞被视为"经学变古"之重要引领者,然其经学思想中所具"性与天道"之学却蕴而未彰。刘敞于《论语》注解中阐释了性、仁、圣、道、理、中等范畴,对儒家道德形上学作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尽管并未建立一套精密的理论体系,且有以道解儒的驳杂性,然刘敞思想对理学演变确乎产生了促进作用,显示出北宋前期经学转向对于理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宋代小品画的文人情怀

宋代山水小品画是传统山水画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独特的格调品位使其日久弥新。究其形成的相关背景我们不难发现,北宋文人画观念对其发展过程不无影响。文人画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品的类别和形式,更为确切地说,这是文人的生活方式的再现。这种生活方式最能体现文人精神的高度自由。     

奇妙的拆字联

南朝时的江淹,年轻时家贫而才思敏捷。一次,一群文友在江边漫游,遇蚕妇,当时有一颇负盛名的文人即兴出联曰:"蚕为天下虫。"将"蚕"拆为"天"和"虫",别出心裁,一时难倒众多才子。正巧一群鸿雁飞落江边,江淹灵感触发,对曰:"鸿是江边鸟。"将"鸿"拆为"江"和"鸟",贴切工巧,言近意远,顿时博得一片喝彩。北宋时的佛印和尚有一天去拜访苏东坡,大谈佛力广大、     

论易元吉绘画艺术风格与成因

易元吉是北宋初期一位不可忽视的花鸟画家,对北宋宫廷花鸟绘画风格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绘画技法上秉承花鸟绘画中的写生传统,吸取前人传统精华,形成了独特的绘画艺术风格。易元吉在"黄家富贵"与"徐熙野逸"两大画派中寻找到平衡点,用笔墨创作出生动、野逸的绘画作品,扭转了北宋初期宫廷画院以黄筌父子绘画风格为主导的守旧之风,促进了中国花鸟画的发展。     

“有天下”:北宋儒者的理解

北宋儒者通过赋予"中国"以完全的价值意义,界定了"天下"的价值意义,同时取消了二者的地域空间意义,从而将北宋"有天下"的问题转化为北宋是否能治理好天下的问题。二程关于"王道"、"道统"的阐述,将问题重新转化为北宋皇帝是否"有天德",是否可以行"王道"的问题。北宋"有天下"的问题最终得以在北宋士林中解决。后代关于正统的看法也基本延续了将"治统"系于"道统"的思路。     

道教内丹学中的"性命先后"问题辨析

"性命先后"是道教内丹学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内丹学文献出发,梳理"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在内丹学南北宋中的确切意义,并从理论上指明其中可蕴含的哲理意义,说明两者内在相通与辩证统一.     

千秋指白头——赵佶院体花鸟画的诗意追求

北宋神宗前后,一些文人士大夫如苏东坡、米芾、黄庭坚等,针对当时院体准确细腻的绘画风格,发表了不少颇具创新的理论,促使了绘画观念的转变,古典传神论传统在北宋时期士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强调。宋徽宗宣和体花鸟画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受到了文人画观念的影响,在院体画法度严谨、造型真实的传统基础之上注重诗情画意的表达。     

文人画中“淡”之审美意蕴探究

中国文人画的历史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而后萌芽于隋唐,兴于宋元,至明清而大盛。文人画是一种画中蕴藏着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形式,具有文学性、哲学性和抒情性。文人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具有多重的美学意蕴,其中"以简为贵、以淡为宗"的美学主张具有极高的审美境界。这里的"淡",是指简淡、清淡、疏淡、淡泊,具有多层次的美学情味。因此,对"淡"的审美意蕴的研究,将会对深入理解文人画中的画意、格调、精神、境界具有重要意义,对文人画的传承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北宋文人画审美精神探究

中国绘画艺术发展到北宋进入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绘画的两个突出特点是画院发展繁盛和文人画思潮影响下士人画观念形成。绘画内容不单表现现实生活,更是多表现对现实生活、人生理想以及自在精神的追求。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士大夫群体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创了文人绘画先河。这一时期美学思想的发展对文人画产生影响,赋予了其独特的审美精神。     

文人隐逸精神的发展脉络探析

"逸"的美学精神是我国传统文人超越世俗社会的重要出口,亦是传统文人审美价值追求的核心。"逸"使传统文人在"隐"向自然、"隐"于艺术的消极行为中克服对现实人生的幻灭感;实现超越世俗、追求自我的审美取向,彰显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涵——"文人隐逸精神"。本文通过对文人隐逸精神形成发展脉络的梳理,从而厘清以"逸"为表征的"文人隐逸精神"的真正内涵、价值所在以及它的兴盛、衰落的时代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展望传统文人精神的未来。     

“安乐窝”的文化阐释——对于邵雍话语及其语境的学术考察

"安乐窝"是北宋体制外士人邵雍的一个独创性话语。这个话语看似简单质朴,其实根源于深刻的时代背景,反映着北宋社会诸多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安乐窝"话语是北宋政治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表现,而这则源于宋初政治的文明化、理性化的深刻浸润;其次,"安乐窝"话语是北宋士人良好生活境遇的愉悦表达,而这则源于北宋统治者"以儒治国"的为政理念;再次,"安乐窝"话语是邵雍对儒道两家的"安乐"思想兼收并蓄的产物,而这则源于北宋儒释道融合的社会环境;最后,"安乐窝"话语与洛阳密不可分,洛阳浓厚的人文氛围为"安乐窝"话语的传播提供了先天之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