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哲学中的欲望与秩序

为建设理想社会,儒家一直集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哪种社会秩序是更为合理的?它合理的依据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并维持这种社会秩序?同时,与此问题相关的是,怎么去定义人的欲望,怎么去解决秩序与欲望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矛盾。关于这些问题,朱熹用"天理之节文"定义了"礼",认为在"公"的价值观视角上,"礼"是具体而现实的表现"天理之节文"的秩序体系。他把公和理同天理结合起来,在为这些概念提供存在论背景的同时,又赋予了其不可违背的绝对的道德权威。恰恰与之相反,朱熹又把人欲望中与公对立的私、与礼对立的欲,定义为私欲,认为"私"及"私欲"是为了维护社会"公"的秩序,强调为了保存天理一定要克服"私"及"私欲"。朱熹认为,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作为礼的主要构成内容,它们依据于天理,是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私"与"公"、"人欲"与"礼"的关系以及天理的特点,不是以社会秩序的重组为中心,而是通过"礼"所表现的社会秩序,寻求构建社会秩序的正确方向。     

宋代礼、理融合视野下的《中庸》诠释

《中庸》为阐发礼义而作。在汉唐经学中,"中和"一直属于礼学诠释的范畴,主要着眼于圣王如何用中、执中,强调自上而下的礼乐教化。宋代以降,随着理学话语的形成与发展,"致中和"的群体从圣王向士大夫扩展,强调从下而上的自我培养。宋代理学家吸收佛道思想,进一步发明了"中庸之道""中和之理",强调体认天理,发明本心,主敬涵养,克制私欲。程朱的《中庸》诠释继承性与创新性并重,既有沿袭以往重视社会秩序、节制情欲的一面,又拓展出重视个人修养工夫的一面,强调礼乐刑政与道德性命的融会贯通。程朱并非舍礼言理,而是强调礼与理的有机统一。     

同中有异:陈淳对朱熹思想的继承与发明

陈淳师事朱子二十余载,但并非一味墨守师说,而是有着自己深沉的思考和独到的发明。在理气关系上,朱子晚年主张"理在气先",陈淳则强调"理不外乎气"、理气合一;在天理与四德、五常关系上,朱子提出"仁包四德",陈淳则别出心裁地论证"五常一体"、五常互包。值得注意的是,在证明仁是"天理自然流行"的基础上,朱子和陈淳又异口同声论证仁属于人的"自然权利"。仁是天理"自然本有之理",内在先验自足。自然权利属于自由思想范畴,由此可以发掘与梳理宋明理学内在的自由思想资源。     

论蔡清“气质之性斯即谓之性”的人性论思想

蔡清作为明代理学向气学转化时期的重要人物,在人性问题上也有非常重要的创见。蔡清以阴阳互根为理,认为理是气化流行中之条理,将本体之理转化为气质之理。他认为天地之性只是阴阳五行之理,"阴阳五行之理即便有清浊厚薄",因此天地之性即不是统一的至善之性。阴阳相对而类分,在天也有阴浊之气,也不全是至善,阴浊之气下落到人便是恶。而人性之所以以善为主,盖因阳全阴半,阳为主宰,可以统摄阴。善之不足即是恶,人性中的恶也是善中之恶。每个人由于禀赋天性(气质)之不同,所具有的善性是有高下之分的。但蔡清并未走向彻底的气本论,而是在理本与气本之间出现了一些摇摆,然依然不废其价值。     

论朱熹对"继善成性"说的规范

"继善成性"是易学哲学的重要问题.朱熹解释"继善成性"总体上不是为字义的通顺,而在为他的理学本体论作论证.理上气下的基本原则通过易学的语言进一步得到贯彻.善与性、天与人、未发与已发、天理流行与人物成性等,虽也体现了天人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又不能将一般天理与已具形质的人性混淆起来."继善成性"说的优长,就在于它将由天至人的生成序列,解释为一个以天道为本而构筑本性的思辨逻辑,同时兼顾个体形质生成带来的特殊性.而本性只是"存"而非"成",以卫护本然之性纯善无恶的假定.     

清代《孟子》义理学综论

清代《孟子》义理学,主要关注人性论、理气论、理欲观、仁政论等四个方面。坚持气本论,反对理本论;从"智"的层面言人性善;提倡施仁善政,富民强国;坚持理欲统一,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呈现出立论基点独特,以作为主、作述相济,主驳程朱、关注现实等特点。但在解释善与批驳程朱理欲观等方面存在不足。     

从“理同气异”到“一本万殊”——论朱熹与黄宗羲对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回应

在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人物之性,朱子提出了"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的说法,一方面来回应佛教,另一方面则维护孟子的"人禽之辨"。但"理同气异"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儒家的性善论走向泛性善论。黄宗羲则根本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他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物之性是"一本万殊"的,即人物之性都来源于一气,但人之所禀是"有理之气",而物之所禀则是"无理之气",故惟有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而草木禽兽只有知觉运动,从而使理学的人性论又回到孟子的性善论中去。     

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

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强调天理的普遍性,为社会交往的公共性原则提供了形而上依据,也是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前提。朱熹注意区分公私之别,将天理人欲之辨看作公私之辨,认为公是仁爱思想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与先儒一样,朱熹认为公共性价值的具体落实依赖于由己而人,由"明德"而后"亲民",强调个体修养向公共空间的推衍。朱熹对"絜矩之道"或"礼"的重视,为公共性原则的落实提供了规则性保障。朱熹公共性思想中对个体的挤压,需要在现代价值视域中予以扬弃。     

朱子“实理”思想的四个层次——兼论朱子“实理”视域下的辟老与辟佛

朱子的"实理"概念,立足于佛道两家虚空之理的对立面,以"实"来重点强调"理"原本所具有、但又隐含着虚化危险的伦理价值规定。从万物存在之终极根据与意义的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一至善的德性;从万物存在之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具体的人伦规范与道德原则;从禀受于天而得之在人的性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从"实其实理"的修养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于日用常行间着实做工夫的道德践履。朱子从"实理"概念出发,对佛道二教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简论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的核心是以天理与人性重构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二程继承了先秦以来以礼治国的思想,并把"礼"由有形的天地作为其直观依据提升为把至高至善的"天理"作为"礼"的终极依据,使"礼"具有了终极意义上的本体论意义。同时程颐也非常重视法的作用,但程颐重"刑"重"法",为刑重新定位,重点讲的是刑罚对维护天理五常、伦理礼法所起的作用。在德礼和政刑之间,德礼是政刑之本,而政刑有着平治天下的重要功能,刑罚的使用是为了去恶扬善,有益于道德的张扬。程颐礼法思想的基础是其通过性、理、气关系提出的人性论观点。对于程颐来说,礼法思想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当维护则维护,当损益则损益,随时变易以从道。     

“所以”与“当然”——程颐天理观念的易学解读

程颐"天理"观念的内涵可以在易学哲学的视域下加以解读。在易学诠释中,程颐引入"所以"概念表述天理,揭示出其所蕴含的事物活动之法则与事物生成之根据两重意涵。此两重意涵的统一,意味着天理必须被把握为"所当然"之理,其作为对于事物活动之"所当然而不容已"的本质趋向的规定,构成了易道"生生"变化的普遍基础。程颐易学文本中出现的实然、必然含义的"理",或者规定应然之理在现实中的具体实现方式,或者追究现实之恶偏离应然之善的原因,均被应然性所主导,展现出程颐易学与理学"以应然统摄实然"的贯通性思想路径。     

人物之际:黄宗羲“一本万殊”思想的一个面向

本文从人物之际的角度探讨黄宗羲的"一本万殊"思想。黄宗羲从刘宗周那里接受了一个基本命题:"盈天地间皆气也。"黄宗羲的气本论在肯定人与物一气相通的同时,认为气化流行造成"万殊":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从人物之别到人禽之辨,黄宗羲强调,人性区别于物性的独特之处在于纯粹至善的不忍人之心。通过"心即气之灵处"的命题,一本万殊展示了更为丰富的意蕴。从气到心意味着天地万物的一气相通从本然状态转变为道德明觉状态。另一方面,"心即气之灵处"意味着心与气的相互确证。心与气相互确证,这一点蕴含着深刻的道德认识论意义:气担保了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的同源性,而这一同源性进而担保了"人心之理"与"天地万物之理"相互吻合的可能性。     

“理”在工夫过程中的柔性化诠释

朱熹工夫论具有述行式的特征,工夫就是反复述行"天理"的过程。在"理"之"所当然"的方面,工夫过程可以阐述为"心具众理",以明了心对性、情的主宰;而在"所以然"的方面,由"博"至"约"即工夫由乾转坤,在忠信传习的述行中给出对"天理"的"要约"。"理"的"所以然",是其"所当然"的"要求"给出的。这种要求体现在,义与智的用刚而体柔、仁与礼的用柔而体刚的空阙之间,由诗性的柔和模拟而要约出"理""德"的新意义。述行式的工夫过程,尤其在智、仁之际的空阙处,可以对"天理"的内涵给以革新性的要约。     

朱熹论“理一分殊”中的同一与差异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体现出朱熹对同一与差异之辩证关系的思考。从"理一"来看,朱熹反对空谈"理一",而注重辨析"分殊"。因为空谈"理一"会局限于抽象的同一性,这并非天理的真实内涵。天理之中固有地包含着差异性,这个差异性从表面上看是"理一"与"万理""万物"之"分殊",从本体论看则是"太极之理"与"阴阳之理"的"分殊",即"理"自身就具有内在的差异性。有差异的万事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秩序结构,这一整体性的秩序结构与它内部具有差异性的事物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相互界定的关系。同一性在天理作为整体大化流行的统一体层面上,才脱离了自身在开端处的抽象性,最终成为了活生生的、具有实在性的实存。     

"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

朱熹的理本论体系是在对"性之本体"问题的思考中逐步充实和完善起来的.朱熹主张"性之本体"与"性"的"二性"和"继之者善"与"人性善"的"二善"说.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弄清性之本体为何并由此去构筑其理论,是朱熹理学基本的考虑.     

儒家成人视阈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儒家成人视阈中的"兴于诗"兴起"好善恶恶"、自信多样的真情主体,"立于礼"挺立含情节情、履言范行的文理主体,"成于乐"完成大气仁爱、自由和乐的情理主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属主体起情→守理→合情理之自我挺成与社会共生。其中,"兴于诗"先于"立于礼"与"成于乐","立于礼"把持"兴于诗"与"成于乐","兴于诗"与"成于乐"内置"立于礼","成于乐"统摄"兴于诗"与"立于礼",三者一体有分,交融互进,相须为用,圆融挺成主体之人格。     

道义政治的公利重塑 ——陈亮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新论

陈亮的政治思想并不是对儒家传统道德哲学的背叛,而是通过思维起点反思和思维方式跃迁,使天理的必然性在思维的逻辑中得以继续,让政治生活的道德法则在功利的追求中得以保留。陈亮批判朱熹理学"不免于二"的命定分裂,揭露出"理一"和"气异"的逻辑矛盾,展示出形上天理作为至善尺度的消极边界;用"体一"代替"理一",使有限绝对的天理获得了整体性超越,实现了道学逻辑起点的更替;以"定"为中介将分殊组织为"体一",达成了思维方式从两极向中介的转变。陈亮重新发现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自我规定,使道德和功利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和解,在公利中使道义政治得以重塑。     

蔡清对朱熹《本义》的折中修正——以"保合太和"与"继善成性"的注解为例

蔡清对朱熹<本义>的研究,是在逐字逐句的斟酌中走向前进.他对朱注强调全面理解,并多有义理发挥和字义辩证.在"保合太和"论中,以实理充盈诠解"保合太和",符合朱熹以理为本解释天道流行圆满的主旨;注意"各正性命"与"保合太和"的区别,并将"利"与"贞"分说之;认为"各正"虽指向理,但理不能离气.在"继善成性"论中,肯定"动静无端",道具于阴与行于阳是同一过程的两面;突出道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继善与成性相互发明,其间的差异并不具有绝对性的意义;承认人性兼有善恶高下,推进程颢以来善恶皆谓性和理有善恶的观点,具体化了朱熹对孟子性善论性而不言气的批评;讲性善重要的不在于"善"的质的统一,而在于量的差别.     

论罗钦顺心性论中的人性内容问题——以罗钦顺对“理一分殊”的新诠为中心

罗钦顺对人物之性的理解可以呈现为如下三方面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一个综合:其一,在受气至成形的这一时段气一理一,单就人性而言纯善无恶。其二,成形分殊之后,不同人、物的气质、形象各异,太极显现为不同物的不同分殊之理。不同的人、物虽然道不同,性理有差别,但是当体又都辩证地全具太极,当然,单就人而言此时还有善恶之分。其三,总体而言,这都是自然之理,也即这些有差别的分理又当体就和更广一层的天地之性同一。罗钦顺既用"理一"讲"受气之初",也用它讲"太极",还用它讲"善";既用"分殊"讲"成形之后",也用它讲"分理",还用它讲"恶"。在罗钦顺看来,善恶来自分殊而不是仅仅来自气。而且善恶只是人的事,与物无关,理禀多寡没有意义。朱子学中的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两个形式上矛盾的命题亦均被罗钦顺放弃,但其内涵都被融入理一分殊命题之中。     

孔子“礼乐教化”中的艺术教育思想探讨

孔子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千古推崇的教育家.他继承了西周贵族的"六艺"教育传统,对"六艺"教育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发掘和革新,赋予"六艺"新的时代精;将符合儒家之理的"六艺",视为教育的特殊方式,将礼、乐、射、御、书、数作为自己实行教育的科目;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丰富而又成熟的教育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