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佛寺知多少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提起历史上的南京佛寺,相信每个人都会吟诵起杜牧的这首千古名篇《江南春》。的确,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南京,南朝时各朝先后建都于此,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南京佛教盛极一时,成为全国重要的佛教中心,佛寺多达700余所,“南朝四百八十寺”为当时南京佛教、佛寺繁盛的形象说法。南朝以后,南京政治地位下降,佛教时有兴盛,断续发展,但已远不及南朝,佛寺数量大减。到了明代,南京先后作为首都和留都,政治地位提高,再次成为全国的重要佛教中心,佛寺大量修建,为南朝以后又一高峰。登…     

慧泥为形 华彩见真 苏州保圣寺罗汉彩塑的中国化佛教艺术特质

正佛教雕塑作为义理阐释的视觉载体之一,自传入以来就逐步呈现中国化的过程。独特的区域地理环境和古国农业文明,孕育产生了天人合一、以泥为塑和以线写体的中国佛教造像语言的审美哲学。保圣寺原名保圣教寺,坐落于江苏苏州,建于梁武帝天监二年(503),为杜牧诗云"南朝     

南朝帝王与南朝佛教

自公元420年宋朝建立,至公元589年陈亡于隋,在中国的南方先后经历了宋(420—478)、齐(479—501)、梁(502—556)、陈(557—589)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以京都建康为中心的南朝佛教可以说是东晋贵族佛教的延续和发展,虽然朝代的变迁令人目不暇接,但历朝的统治者及庶民百姓大都崇信佛教,南     

仙城佛国九华山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两句诗,取自晚唐诗人杜牧《江南春时绝句》,是诗人对宋、齐、梁、陈民间崇礼佛教,大兴佛寺的写照,也是诗人对当江南寺院建筑的讴歌。而皖南九华山的佛教先于此,早在东晋隆安五年(401)就有了佛事活动,虔诚的佛教徒就在山中烧香拜佛了。佛教的兴起,山河的秀色,使九华山闻名于古今中外。它具有匡庐的奇秀,峨嵋的清凉,黄山的风韵。极目远眺山中84座寺庙,     

中国佛教与印刷术

源于印度的佛教,于公元二世纪前后,传入中国,并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战争、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迅速发展,到隋唐时期达于鼎盛。唐朝诗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具体描述了发展中的佛教盛况。 佛教信徒把念佛、诵经、造像、布施等视为“功德”之事,把抄经看作造“功德”的重要手段之一。认为怀着虔诚之心抄写佛经可以“所获福聚,无量无边”,可“见释迦牟尼”,可以“灭罪”,而且写经越多,功德越大,那么虔诚的佛教信徒怎能不夜以继日、全神贯注地抄写佛经呢?     

南朝四百八十寺

在中国,黄河流域的佛教称为北方佛教,长江流域的佛教称为江南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指的就是江南佛教。     

新昌佛教中国化系列之六 剡东新昌佛教中国化的当代价值

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就风靡到江南一带,"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魏晋南朝时期的写照。江南的佛教以浙江与江苏为重要地区,这里不仅培育了有影响力的寺院与高僧,而且还孕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从浙江杭州到新昌到宁波再到普陀山,是一道著名的亮丽风景线,曾经有人称此为"唐诗之路",其实它更适合被称为"佛教之路"。因为在这条路上分布了很多著名的佛教寺院,这里的佛教早就闻名于世。杭州的佛教自不必说,如果再往东去,我们可以见到诸如新昌大佛寺、天台国清寺、奉化雪窦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以及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等等名刹名山,这些寺山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宏观烛照微观探析——《南朝佛教与文学》读后

正南朝170年,是佛教在中国深入传播、独立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中国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在此阶段也极为活跃。玄言诗、山水诗、永明体、宫体等诗歌实践与《诗品》《文心雕龙》等诗歌理论的总结,标示着这是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南朝,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佛教走上独立发展的"自觉时代"。因此,南朝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陈寅恪、饶宗颐、季羡林、陈允吉、蒋述卓、张伯伟诸先生在此领域,多有耕耘创获,     

南朝帝陵画像砖中的道教元素

<正>南朝帝陵画像砖内容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些埋藏在陵墓中的画像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对于理解南朝社会的思想意识及宗教信仰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南朝是佛教开始兴盛的年代,很多学者在对南朝帝陵画像砖内容的分析中多从佛教的角度进行解读。     

佛教世间化视域下的晚明题寺诗研究——以紫柏真可为中心

寺院是佛教僧团居住、修道、弘法的场所,也是僧团活动的基地。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批寺院在各地兴建起来,成为佛教兴盛的体现与标志。北朝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洛阳城郊佛寺之盛,“京城表里,凡一千余寺”。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也体现了南朝佛教的发展盛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众多寺院形成大大小小的经济实体和文化中心,并发挥了广泛的社会作用。     

南北朝判教略说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各种佛教判教学说。判教亦称教相判释 ,萌芽于大乘经典中对大小二乘的分判 ,由来华梵僧译介经论时将其传入 ,为中土高僧所继承和发展。在南朝 ,自慧观分二教五时始 ,经刘虬、成论师的发挥 ,形成了三教五时等判教。北朝的判教学说以地论师为主 ,出现了四宗、五宗、六宗等异说。南北朝判教是自印度传入的佛教获得创造性发展、实现自身形态中国化的非常关键的一步 ,是中国佛教创宗立派的先声     

东晋南朝比丘尼自主性社会活动及影响因素探析——以《比丘尼传》为中心

东晋南朝时期比丘尼初登佛教历史舞台,这一群体与比丘僧人共同推动佛教在东晋南朝的传播弘扬。佛教超脱出俗、远离尘世的主旨并未使她们完全脱离世俗生活,主动自由地参与社会活动成为此时比丘尼的时代特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比丘尼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认可和社会地位。尼僧高行者以其卓越的才学、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弘扬和发展,做出了女性特有的贡献。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内部推行的限制较少的比丘尼戒律、当时各个政权对佛教的扶持政策、佛教相对超世俗的独立精神等使得比丘尼能够获得从事自主性社会活动的支持。同时,比丘尼自主性社会活动的记录也应与《比丘尼传》作者释宝唱有意弘法的撰写目的有关。     

佛都金陵

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拥有2480余年的建城史和1780多年的佛教文化发展史。它既是古代中国出现佛教活动的最早城市之一。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研究中心。“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既是人们对当年佛教兴盛的追忆,也是南京以弘扬佛教文化隆盛于中国的佐证。从东汉末年佛教东渐江南,     

《大乘起信论》在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地位和影响北大核心

《大乘起信论》相传为印度马鸣菩萨所造,现今流行的版本为南朝梁代真谛译。这是以如来藏为中心理论,为发起大乘信根而作的一部大乘佛法概要的论书。《大乘起信论》是中国佛教的根本经典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大乘佛教思想的建立有很大影响。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佛教各大宗派的思想发展,而且影响了中国佛教整体思想体系的形成。     

论"秀骨清相"风格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佛像艺术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化审美,佛教造像的形态朝向南朝文化审美风格的方向发展,盛行[秀骨清相]的风格.     

魏晋南北朝佛教忏法考述

东汉末年,随着佛教经典的相继传入,佛教忏悔思想也逐渐流布开来。晋代,僧人从事斋忏活动之风很盛,出现了一些忏悔方法。南北朝时期,忏悔更加流行,忏法名目也多种多样。南朝与北朝的忏法各具特色,且均对此后的佛教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土的佛教忏法,既包含原始佛教的灭罪思想,又融合了中国原有的礼仪形式和祛灾求福心理,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考察南北朝时期的忏法,对认识中国佛教忏法的源流具有重要价值。     

以五台山为龙头 提升山西佛教文化

正一、五台山得天独厚的佛教文化价值五台山是唯一汉藏佛教并存的佛教圣地和大乘佛教华严宗的发源地,2009年以文化景观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其文化价值得天独厚。代表佛教最高智慧的明证。五台山佛教是中国佛教起落兴衰的典型代表,包含了所有中国佛教宗派,代表智慧的文殊思想是五台山佛教文化的核心,五个台顶供奉的五方文殊——聪明文殊、智慧文殊、狮子文殊、孺童文殊和无垢文殊,就是佛教最高智慧的明证。真正名副其实的华严圣境。《华严经》是大乘佛教经典,南朝刘宋永初二年(421)译出后就传入北魏,也是五台山佛教的开山圣典。唐代清     

南京与佛教的殊胜因缘

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拥有2480余年的建城史和1780多年的佛教文化发展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既是人们对当年佛教兴盛的追忆,也是南京以佛教文化隆盛于中国的佐证。从东汉末年佛教东渐江南,到清     

南北朝道教与“三洞四辅”

综观南北朝的道教,大体而言,南朝以吸收佛教为主,北朝以排斥佛教为主。自北魏的寇谦之(365—448),南朝的陆修静起,对佛教的态度各有不同,而同在因佛教教义日在发展,当有以改革道教。寇谦之结合崔浩,合儒道以排佛,陆修静创立三洞,已在庐山有以吸收慧远东林寺的仪规。(慧远于公元386定居庐山,陆修静于公元453入庐山)于明帝太始七     

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

中国哲学“体用”观念的树立，起始于六世纪初的南朝佛教撰述。梁武帝、沈绩与宝亮等佛教思想家在形神论语境中缔造了这一哲学范畴。而在北朝佛教地论学派的撰述中，体用观念整体上带有明显的修道论色彩。梁武帝与沈绩以“体”为中心，以“用”为附庸，体用之间无所谓平等。但是，在地论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法上所撰《十地论义疏》中，体用与本末一样，指向不同的修道位次，体用平等关系由此浮现。法上更在缘起论语境中开出体用说的存在论意义。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为体用成为中国哲学的关键性范畴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