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唯一,译本则三”:中文《和合本》圣经概述

<正>在圣经汉译史上,中文《和合本》可谓影响力空前,可与英文《钦定本》在英国历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和合”一词寓意深刻,不仅指涉西方传教士译者在术语译名、译经语体、翻译理念等问题上的求同存异,也暗含着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的中国信徒借由这一译本彼此联结的美好愿望。此外,《和合本》出版之后,新教圣经汉译事业由西方传教士主导转变为华人自主翻译,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简论《圣经》“四人小组”译本

《圣经》汉译是继佛经中译之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对这一事业,近代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贡献较为突出,推出了种类繁多的各式《圣经》汉译本。1838年出版的四人小组译本在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上对《圣经》汉译事业均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深刻影响了后来著名的委办本和和合本。但因各种历史因素,宗教界和学术界对此译本多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对该译本多方面的探讨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施约瑟的中文圣经翻译简述

<正>早期中文圣经都是文言体，但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意识到文言语体复杂，未必被所有中国人掌握，遂逐渐产生使用通用语体翻译圣经的倾向。传教士称以文言翻译的圣经为“深文理译本”（High Wenli Version），而为了让受众更广泛，他们翻译了较浅白的文言圣经，即“浅文理译本”（Easy Wenli Version），以及按官话翻译的“官话译本”（Mandarin Version）圣经，这三类圣经成为19世纪下半叶中文通用语言圣经的三种主要形式。     

19世纪基督教浸礼会圣经译本考述

基督教在华传播是从传教士来华和《圣经》翻译开始的。最早一部完整中文《圣经》则是由在印度传教、终生未来过中国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完成并在印度出版。他同时也开启了浸礼会圣经汉译本的先河,19世纪之后的三种浸礼会圣经汉译本都是在修订马士曼译本的基础上形成。其中仅有《新约》的胡德迈译本、高德译本在宁波印刷出版,怜为仁译本是唯一在中国本土出版的浸礼会圣经全译本。上述四种浸礼会《圣经》译本均是深文理,与当时《圣经》中译的整体倾势相同。     

圣经中译本北大核心

最早的《圣经》中译本可追溯到7世纪的“景教本”,由景教传教士阿罗本等人根据叙利亚文《圣经》所译,现已失传,部分译文散见于敦煌文献中。元代天主教传教士约翰·孟德高雄诺曾用蒙文译出《新约》和《圣咏集》,但译本也已失传。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亦曾将《圣经》的部分卷章或经文汉译。此外巴设于18世纪初译有部分《新约》,而贺清泰于18世纪末也曾译出《圣经》大部。这些译文被称为“明清本”。     

《和合本》翻译中的中国参与者

<正>近代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之后,各教派的中文圣经译本、地方语言的译本等层出不穷、种类繁多。用词不同的各种译本不仅造成信徒的困扰,不同教派的传教士也常常因词语翻译问题争论不己。1890年,各地传教士在上海召开译经大会,会议最终决定以《英国修订译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为译文根据,成立三个翻译委员会,分     

《圣经》汉译版本之最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原文为希伯莱文,共有39卷。“新约”原为希腊文,包括《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和《启示录》4个部分,共有27卷,是耶稣的门徒等著述的汇编。在19世纪以前,《圣经》只有个别天主教传教士翻译了部分内容。19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热心于《圣经》的汉译工作,翻译了许多种版本。从语体角度可以分为三类:深文理译本(High Wen Li Version),即文言译本;浅文理译本(Easy Wen Li Version,Sample WenliVersion),即…     

《圣经》“南京官话译本”考论

《圣经》“南京官话译本”是中国近代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圣经官话译本,由麦都思主译,1856年首次刊印.译者一反新教传教士的文言译经传统,选择以南京官话译经,这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这种官话文体的选择是译者应当时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并与之互动的结果.这种主体性不仅表现为文体的选择还表现在翻译的模式上,此译本并非延续西译中述,而是西人指导,中士转译,翻译过程兼及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这开辟了圣经汉译的新路径.同时,本文把此译本放到官话译本的谱系中,考证了此译本和《古新圣经》及“北京官话译本”、“官话和合译本”等译本的关系,指出此译本作为第一本官话译本不仅开启了其后官话译本的翻译历程,也为此后官话译本文学性文体的探索作出了铺垫,不仅昭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到来,也给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们建立新白话提供了颇为有益的启示.     

萧静山译本《新经全集》简介

<正>任何一种宗教在其诞生地之外的异文化区域传播都离不开经典的翻译,基督教也不例外。圣经的汉译工作不但是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必然努力,更是教会本地化(enculturation)发展的必经之路。对于在华天主教而言,直到1968年12月才有了全部的汉译圣经,即《思高本圣经》,而之前的传教士或中国教会人士汉译圣经的工作均未能系统化,最高的成就是完成了新约部分的翻译和出版。献县教区(今沧州教区)萧静山的译作《新经全集》是第一本新约译本,也是影响力最为深远的新约译本。     

《教务杂志》关于《圣经》汉译中传达问题的讨论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传教士在《教务杂志》上几乎讨论了《圣经》汉译涉及到的所有问题,传达问题则是其核心议题之一,其中包括翻译原则的确立、是否需要在译本中附加解释性材料及语体的选择等。这些讨论为我们认识和反思传教士《圣经》汉译的历史及其遭遇的困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也为我们思考文化交流中的翻译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犹耶圣号命名的差异性及其原因探析

本文重点探讨犹耶在中国语境中圣号命名的差异性并分析成因。文章从比较的视角，通过文本分析的路径，分析犹太儒生与天主教传教士圣号汉译的异同，同时以《希伯来圣经》为对读文本，从犹太人对圣经传统承继的角度进行分析。中国古代犹太人的圣号汉译承继了《希伯来圣经》中数量多样、形式繁杂的特点，并以多种儒家概念对译圣号，而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圣号命名时则受《希伯来圣经》传统影响较少，他们固定“天主”为主要译名。犹耶圣号命名不同来自犹耶的宗教差异：犹太教是兼容“一神信仰”,而天主教为排异的“一神主义”;犹太教不是外传宗教，天主教有外传使命；犹太儒生在华认同于儒家文化，天主教传教士没有这种认同。     

基督教&#183;《圣经》&#183;西方文学

基督教,英文为Christianity,公元一世纪源于巴勒斯坦,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及一些小的教派。《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早期的《圣经》包括《圣经旧约》、《圣经后典》和《圣经新约》。1520年后,基督教分为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新教的《圣经》只包括《圣经旧约》和《新约》,天主教《圣经》除此之外,还包括《后典》。《圣经》的前一部分为希伯来文,后一部分为希腊文。及至公元5世纪才有了统一的拉丁文译本。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前后,《圣经》在欧洲逐渐被译成各国文字。     

漫谈中国南方方言圣经译本

<正>一随着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他们逐渐发现了远超认知和想象的巨大困难:南方方言口语是如此的繁杂丰富,差异之大,不能互通,而一般民众的识字率低下,没有阅读能力。前期的深文理圣经虽然已有《马士曼译本》(“马士曼”又译“马殊曼”)《马礼逊译本》《委办译本》等圣经全书,但却无法提供给只能讲本地方言口语却无阅读能力的广泛民众。     

天主教中文圣经翻译简介

<正>现今,天主教中文新旧约圣经有两个全译本。一个是《思高译本》,由香港思高圣经学会参照圣经原文译出,于1968年出版全译本。《思高译本》以学风严谨、忠信原文、语风沉稳独具特色。《思高译本》也是第一个中文圣经全译本。另一个中文圣经全译本是《牧灵圣经》,由天主教国际圣经学会和圣母圣心爱子会共同翻译,于1998年出版发行。顾名思义,《牧灵圣经》以牧灵为宗旨,用现代语言风格,辅以牧灵性理解注释,也深受信徒欢迎。相对新教而言,天主教中文圣经全译本出版较晚。     

从“经”到《圣经》:HOLY BIBLE汉译书名之演变

宗教传播的历史业已证明,经典翻译对外来宗教的传布至为重要。圣经汉译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步,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但《圣经》成为基督教汉译经典书名却不足百年,其间经历了从“经”“圣经”“遗诏书、圣书”“《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到《圣经》的演变。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基督教在中国如何实现关联化、本色化的过程。不同时期译名的选择,反映了译者的此种考虑。众多不同名称的汉语《圣经》译本的存在,既丰富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也构成中国版本史上一道绚丽的风景。此诚可视为基督教传华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实质性贡献。     

《和合本》翻译对今日中国教会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些启示

<正>1919年4月,完整的中文旧约新约译本圣经《官话和合本》(以下简称《和合本》)历经近30年,在众多中外学者的努力下出版发行,"这是在圣经翻译中运用白话文(通俗中文)最成功的尝试,该译本很快风行中国教会(新教)~1,至今魅力不减"~2。时光走过了一个世纪,《和合本》单单在中国境内已印刷发行超过8000万本。它并非第一本中文圣经译本,在此译本之后尚有其他译本问世,但它却是世界华人基督徒中最通用的译本~3。回顾《和合本》的译经历     

明清西方传教士对《易经》的适应性解读与英译——以麦格基译本为例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制定了"适应"儒家文化的传教政策,他们解读《易经》并竭力从中寻找基督教与儒家学说的契合点。晚清新教传教士继承了"适应"政策,并提出"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易经》麦格基英译本是"适应"政策和"孔子加耶稣"传教策略的产物,译本具有明显的《圣经》色彩。     

回应“和合本圣经的特色与修订浅见”一文

<正>在晚清国势风雨飘摇之际,多位来华传教士及华人同工们,都曾以圣经翻译成中文为上天所托付之使命和首要任务。因此,自马礼逊来华后的一个世纪,新教传教士在中文译经上都曾作了众多尝试,包括把圣经翻译成文言、浅文言和官话,以及在中国东南地区通行的方言译本。不过,正由于在译经上百花齐放,反而有碍不同地区的华人教会合一,并有碍福音     

清末民初天主教白话圣经译写及其滞后原因

较之近代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卓有成效的白话译经,天主教在这方面要相对滞后,直至1968年才出版《思高圣经合订本》。此前天主教内也出现过对白话译经的提倡及实践,但较之新教《官话和合本圣经》,只是个别修会的努力和部分圣经的翻译。本文基于民初天主教部分期刊史料,对天主教内白话译经滞后原因作初步探讨,也兼及与新教《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比较。     

天主教《思高本圣经》简介

<正>《思高本圣经》（下称《思高本》）是由天主教修会方济各会（亦称“小兄弟会”）会士组成的“思高圣经学会”（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于1968年正式出版发行的新旧约全本汉语圣经译本。经历了五十五载春秋的考验与磨铣，《思高本》以其忠于原文的译文及雅俗共赏的语言，直至目前，依然是天主教在华语世界最受欢迎、最具权威性的圣经译本。在许多教友眼中，《思高本》中的白纸黑字就是“天主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