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吉藏后期思想的转变问题——三论宗到天台宗的内在演变趋势

<正>一、吉藏后期思想的转变及其主要争论三论宗,是以弘传“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要义为中心的中国佛教宗派,吉藏是三论宗的实际创宗祖师。中国三论宗与古代印度中观学派既有继承关系,也有所区别。印顺法师曾在《空之探究》中强调过,《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论与原始佛教的关系紧密,而中国三论的研究者深受大乘般若思想的影响,     

真心与皇极——北宋契嵩禅师三教论视域中的《洪范》学及其意义

在唐末宋初道统论和辟佛论兴起之际,兼治三教的契嵩通过阐发《洪范》皇极论与《中庸》未发已发说,提出"《洪范》与《中庸》相为表里"的观念。他一方面认为三教皆是皇极大中之道的体现,以皇极统摄三教;另一方面又以理事体用之分判教,认为佛高于儒,是皇极大中之道的最圆满表现。这一说法有着政治与理论上的双重意义,既为宋仁宗时期佛教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也对宋代理学的理论创发有所启发。     

入华佛教对应儒佛关系的三个典型

佛教来到中国,必不可免地要部分改变自身的形态,以求发展。佛教中国化,其关键之一,即是如何处理与儒家意识形态的关系。本文选择了《牟子理惑论》、庐山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和禅宗三个典型,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佛教回应时代、处理同儒佛关系的三种不同模式。     

先立后破再解结

《金刚经》是中国佛教流行最广,普教于佛教领域以及在中国社会各界影响最大的一部佛家经典,古往今来,下至一般平民百姓,上至帝王将相,乃至当世伟人毛泽东都曾屡屡拜读。此经能产生如此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最根本的是取决于该经所表述的佛法威力,若论此经功德之大,非我辈凡夫所能概论,正如经中所说：“我著具说者,或有人闻,心即狂乱,狐疑不信。”因此,释边牟尼佛对此经功德也未一一具说,但他终究告诉我们：“一切请佛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曾说：“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     

汉译《阿含经》于近代的再发现及其意义

汉译四部《阿含经》在传统上被视为小乘经典而未受到重视。近代以来,受欧州、日本学者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起,梁启超、吕澂、聂耦庚、邱晞明、印顺法师等一批中国学者,陆续开始了对汉译《阿含经》的整理、研究。他们的成果一定程度纠正了传统上对《阿含经》是小乘经的认识,促进了对《阿含经》的重新重视。近代以来《阿含经》的再发现,也直接影响了人间佛教思潮的兴起,促进了南北传佛教交流,并将为中国三语系佛教的持续交融发展贡献独特的智慧。     

镇澄对僧肇《物不迁论》的批评

僧肇，东晋十六国时著名青年佛教哲学家。他才思幽玄，长于抽象思维，解“空”弥深，又精于撰写，曾著《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和《物不迁论》等名篇，在中国佛教哲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然《物不迁论》问世后，到了唐代，有清凉国师澄现含蓄地批评了该论的“不迁”说。受澄观评论的启发，明代五台山狮子窟沙门镇澄更撰《物不迁正量论》专文批驳《物不迁论）｝，在佛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场大辩论，是关于事物存在形态，或者说是关于动静关系的重要论辩。这里我们先简述一下澄观对《物不迁论》的评价，之后再…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中华开盛世

正南京金陵刻经处由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的杨仁山居士于1866年所创立,他一生致力于搜集、校勘、刻印、流通佛教经典,并办有癨洹精舍,开中国近代佛教教育之先河。另外,他还首倡建立佛学研究会,其思想主张,与时俱进,深具世界性眼光,给当时的佛教界、文化界以深刻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杨仁山如此评价:"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正因如此,金陵刻经处成为了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的策源地、中国佛教教育     

试论《牟子理惑论》之真伪

《高僧传》、《祐录》等佛教文献记载佛法初传历史,依据的是《牟子理惑论》。《牟子理惑论》甚至影响了在南方翻译的佛经。汉末交州,社会安定,儒学盛行,学术自由,与海外交往密切,从而为佛教传播提供了条件,但也抑制了佛教传播范围和程度的进一步扩大,这是《牟子理惑论》创作的历史背景。《牟子理惑论》首先译Buddha为“佛”,并在中国南方介绍了佛“相好”制。     

“本际”考论

"本际"词源为古代印度与原始佛教同时代的外道思想流派解释世界本源的哲学范畴。"本际"虽在汉译佛典中也间有使用,但在大乘经典中,才被赋予形上学的内涵,逐渐突出其"本体"色彩。"本际"又曾经是道教与中国佛教哲学的范畴之一。道教学者借"本际"一词的多义性,探讨"道体"与"道性"的本体之究竟和本源之起始,诠释"道"与"自然"在重玄学语境中的内涵和外延;"本际"范畴的定义,经历了由相似本体论向道性论和心性论的逻辑发展,这也是李荣的"本际义"与《本际经》及《宝藏论》的哲学诠释路径。《宗镜录》的"本际义"是佛教如来藏思想与道教重玄学"本际"理论相互借鉴、吸收的成果,代表了中国佛教宋代以后的思想发展趋向。     

起信与唯识（上）

在上一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佛教界围绕《大乘起信论》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该论是否符合大乘思想。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先生等依据唯识学,对《大乘起信论》持批评乃至否定的态度,指出它不仅非印度所出,且根本违背佛教教理１。《起信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堪称中国佛学的根本经典,他们对《起信论》的批判等于否定中国佛教的基础,自然激起了传统佛教界的强烈反对。维护《起信论》者大多视中国化佛教为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是大乘教理最圆满的体现,因此坚决捍卫《起信论》的…     

论梁启超对康有为著作的侧重、解读和态度变化

梁启超好史,尤其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情有独钟。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对康有为的关注自然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南海康先生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介绍、宣传涉及方方面面。就对康有为著作的解读来说,梁启超始终侧重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而很少关注其他著作。如果说对这三部著作的侧重、解读奠定了梁启超对康有为的整体评价和历史定位的话,那么,其中的态度变化则生动再现了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变化以及与康有为思想的差异。     

论梁启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介绍、评价和误读

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梁启超不仅将康有为称为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宗教家,而且声称康有为"宗教思想特盛",并对康有为的宗教思想予以概括和阐发。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中,他声称自己的演讲只不过是"述康南海之言"。就康有为的宗教思想来说,梁启超对孔教思想的介绍、阐发最多,态度变化也最大。从早期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亦步亦趋到后来的公开驳斥,直观地展示了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通过梁启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介绍和评价,可再现梁启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误读及两人思想的分歧。     

论梁启超国学思想的演变与发展路径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本长达14年。在最初的几年里,梁启超国学研究以批判中国文化、批判中国人奴隶性为主。而受日本国学影响,梁启超亦开始正面评价中国文化,认为国学即一国"所以立之特质",希望"淬厉之而增长之"。而对美欧社会的实地考察,梁启超感触极大,促使其国学思想有了根本转变。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主张"中西文明化合论""心物调和论",并提出了"四步走"的方案。梁启超晚年,更是希望"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把"求智识"与"求道术"结合起来,强调要"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这是梁启超对自己一生学术反思的结果。     

试论佛教曹洞宗对《易》的利用

试论佛教曹洞宗对《易》的利用夏金华在中国诸多的佛教宗派中,与《易》关系最密切者,当数华严和禅宗。而作为禅宗“五叶”之一的曹洞宗,则又是禅《易》关系中的翘楚。从盛唐的石头希迁开始,中经晚唐五代洞宗之形成,直至宋元明清各代高僧对曹洞五位理论的阐述发挥,几...     

梁启超与孔学

<正> 梁启超一生写过许多评论孔子的文章,他对孔子的看法也与其政治主张一样,是多变的,从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少经过了四次较大的变化。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基本上追随康有为,是一个坚决的保教派。1898年写的《读<春秋>界说》更发挥了康氏的观点,认为“《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为孔子范围万世之精意。”此为其第一阶段之思想。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由提倡保教变为反对保教。同时,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责孔子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由尊孔变为批孔。此     

《大智度论》中的宇宙观与佛陀观

《大智度论》中的宇宙观与佛陀观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所长、佛教大学教授山雄一一、宇宙之构造鸠摩罗什译的《大智度论》的特色之一，是在将大乘佛教的宇宙观，与小乘佛教、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宇宙观做比较讲述这一点上，不论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因其宇宙观皆各与其佛陀...     

佛教世界与《因明正理门论》宗、因、喻关系再辨析

《因明正理门论》重在立破,宗、因、喻组成的"三支论式"沟通信仰的现量世界与名言思辨的比量世界,体现启发立、敌之智并证成所立之宗的独特推理形式。通过因喻,喻宗,因宗以及立破规则四个方面,辨析《理门论》新因明逻辑推理规则与体系的本质,对深入理解和把握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思想,进一步明确陈那新因明的研究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从“不二论”看佛教对吠檀多哲学的影响——以乔荼波陀的《圣教论》为例

吠檀多是印度正统派哲学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哲学派别。本文以吠檀多哲学的代表作——乔茶波陀的《圣教论》为例,着重从《圣教论》的表述形式、"不生说"、"不二论"以及"幻论"与中观论的联系等四个主要方面,对吠檀多哲学与大乘佛教哲学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研究,详细论述了早期吠檀多哲学家基于"梵-我"关系的哲学原理,在充分利用佛教概念和哲学范畴的同时,吸收并杂糅了大量大乘中观佛教的思想理论和论证方法,以建构自己的绝对无分别不二论哲学体系。在论述吠檀多哲学与龙树中观哲学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二者哲学的本质上的区别,以及在对经验世界的看法上和与真理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所具有的相近或相似的地方。     

梁启超有感于小说文学的污染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梁启超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告小说家》等文章。他对小说文学“熏、浸、刺、提”感染人的“神力”,做出了十分精采的论述。同时,对一些坏小说文学坑害青年、毒害社会的恶劣影响,也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抨击。     

佛教僧团管理的历史经验 以《敕修百丈清规》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

历史上,佛教僧团管理在凝聚僧众信仰、促进佛教健康传承发展、协调与世俗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佛教早期,僧伽是比较松散的组织,僧团管理主要依靠佛陀说法、戒律以及师徒的联系来维系;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最初完全依古印度佛教的戒律,至道安提出《僧尼轨范》,由此开启了中国佛教僧团管理的新篇章。而作为佛教中国化典型体现的禅宗,其僧团管理无疑最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