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初探

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在当时来华的整个西方耶稣会士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不仅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自成体系,与葡系耶稣会士分庭抗礼并最终取代其地位;还因为他们深入到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之中,行动活跃、策略灵活,对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中西文化交流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法国耶稣会士的这一重要作用,但由于资料的局限,对大部分法国传教士还缺少探讨,对于法国传教士的来华过程尤其缺少专门性的研究。鉴于这一情况,作者利用在国外所接触到的某些中外文材料写成此文,专门就明清时期法国耶稣会士的来华过程作一专门性探讨。     

天主教推动中西文化交融

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东土华夏,在传天主福音的同时也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的文化带回到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交融。耶稣会士利玛窦是在中国传天主福音的奠基者,也是最早把西学介绍给中国人的．他交给中国的士大夫,“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入乡随俗”与当时当地社会相适应的传教方式和中西文化交融的楷模。     

明清来华耶稣会士汉名琐议

明清来华耶稣会士曾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过积极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为了在中国立足,首先为自己起了汉姓、汉名,而且其中国名字的素材大多来自中国文献典籍,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蕴。这一点与唐、元以及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华情况大相径庭。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了那稣会士们选择以“学术辅传教”的策略,而用道地的中国名字则是他们能够在明清历史舞台上成功地从事传教及文化交流的原因之一。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传教士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在明末清初近两个世纪中，天主教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给人们留下了和谐、美好的回忆。他们把西方的天文、历算、地理、数学、物理、哲学、建筑、医学、绘画等诸多科学知识带到了中国；同时，又把我国悠久的文化思想介绍给了西欧。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     

沙勿略、利玛窦在广东

明朝以降,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丰富多彩的时期。毋庸置疑,在不同的文明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历史阶段,广东体现出了开放性、兼容性和进步性。当我们回眸历史,就会发现明末清初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在广东,也留下了墨彩浓重的一笔——"东方宗徒"方济各·沙勿略试图叩开中国大门未果而抱憾病逝于江门上川岛,以及"中国传教第一人"利玛窦在肇庆开始的中国之旅。     

连接中西文化 见证丝路交流 汤若望在西安北大核心CSSCI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an Bell, 1592-1666）,字“道未”,德国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康熙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是在中国宫职最高的传教士,是一位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天主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     

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翻译与阐释

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对中国经典<四书>的翻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对<四书>的翻译与阐释既是出于耶稣会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需要,同时也是与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密切关联的一项重要工程.耶稣会传教士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尽管这些传教士的最初动因是为了更好地在华宣教,但与其它差会的传教士不同,基于"补儒易佛"的...     

西方欠中国的“债”

人所未知的最大历史秘密之一是: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是中国和西方种种成分的独特综合而成的。“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创造发明和发现可能有多一半来自中国。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为什么? 中国人自己和西方人一样也不知道这一事实。17世纪以来,中国人一度忘记了他们自己的重大成就,日益为欧洲的科技发展而目眩。当耶稣会传教士给中国人看机械制的钟时,他们充满敬畏。他们竟忘记了第一个发明机制钟的是他们自己。西方人和中国人一样感到十分惊奇,原来现代     

97断想:明天会更好——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９７断想：明天会更好———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赵经农主教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会忘记，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曾经发生过一桩由殖民者导演的、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侵略者明知鸦片有害，严禁鸦片流入他们本国，但为了牟取暴利，大发横财，却以武力大肆向政治上软弱无...     

97断想:明天更美好(续)——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97断想：明天更美好（续）———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赵经农主教来华耶稣会士中许多都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如邓玉函（瑞士人，１６２１年—１６３０年在华，卒于北京）、汤若望（德国人，１６２２年—１６６６年在华，卒于北京）、罗雅各（意大利人（１６２４年—１６３...     

苍石碑魂──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苍石碑魂──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高智瑜北京行政学院幽静校园内，经过修整的一大一小两块墓地比肩立於校园中央。小园内，端立着倒品字形三通墓碑，著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碑居中，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墓碑立放左右两侧。大园中重新竖起６０块墓碑...     

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

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王立新近代英美传教士为了用西方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实现中国基督化的目标,不仅热衷于传播西学,而且还从事了广义的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的工作,即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批判,并在比较和批判基础上对中西文化进行调和与嫁接。为此他们...     

明末天主教杭州开教与活动考述

本文就杭州开教，来杭传教士人数，教徒发展状况，天主教堂、墓地的建造，天主教教育机构的创办，以及翻刻西方学术、宗教书籍，中国儒家经典翻译等方面作了考述。并对明末在浙江发生的天主教与儒士佛徒的辩论作了分析。认为杭州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角度看，也具有典型性。     

早期来华传教士活动特点及其影响——以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及其参与英国对华外交政治为例

本文以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及其参与英国对华政治外交为例,分析了早期来华传教士活动特点及其影响。文章指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传教士和殖民扩张势力的合流,是历史的必然,这也使当时的传教活动在中国并不成功。文章也肯定了马礼逊等在传教事业上所做的基础工作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利玛窦《天主实义》及其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神学发展之影响——为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而作

引言 《天主实义》是明末来华意大利耶稣会利玛窦神父一部杰出的神哲学著作。初稿撰于1595—1596年间。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传统时代的士大夫们介绍了西方天主教的神哲学思想,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与冲撞具有重要意义。这部著作版本极多,     

"先入之见"与"自以为是"——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与传播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引人注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于清前期西方来华传教士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尚有探讨余地。当时,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传,均是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进行的。也就是说,对多数中国人与西方人而言,他们所认识的对方文化,实质是间接的即经过传教士诠释后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传教士决定了东西双方的相互看法。这样,作为文化中介,传教士对双方文化的诠释便变得尤为关键。以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为例。传教士对于中国人,程朱理学对于西方人,均构成跨文化的对象,而传教士肩负的传播天主福音的使命更增强了跨文化…     

康熙与天主教

康熙接触和打过交道的天主教传教士多达30余人,是曾与传教士打过交道最多的中国皇帝,也是传教士最了解的一位中国皇帝。传教士对康熙的记述琳琅满目,散见于他们的日记、书信,汇报资料和著作之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又称白进,Joachin Bouvet,1656-1730）呈给法王路易十四世的奏折中的《康熙帝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他威风凛凛,仪表堂堂,举止不凡,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鼻子略显鹰嘴形,鼻尖鼓起。虽然脸上有几颗痘痕,但丝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宦官交往评析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在与中国社会上层的接触中，其触角也涉及到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宦官。耶稣会士初入中国曾受到宦官的伤害和刁难，但随着传播宗教的需要，传教士们在晋接官绅时也注意利用宦官这一权势集团，其后亦有少数宦官信奉了天主教。但由于宦官群体的“寡昧失学”，他们中不可能出现西学派人物。而耶稣会士在与宦官的接触中，对中国封建社会集权专制下的宦官干政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们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宦官所进行的批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清之际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的演进——从“四书”到《易经》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时所推行的适应政策,大致经历了曲折发展和逐步深化的三个阶段,即从起初利玛窦时期以孔子和先秦儒学的"四书"为主的文化适应,到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士对中国语言、地理、历史、儒学的广泛层面的文化适应,再到最后白晋聚焦于中国文化源头活水的《易经》以论证中国文化与天主教同源性的文化适应。每个阶段的推动都与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每个阶段也都催生出了一批重要的思想成果。文化适应政策虽然最终受挫,但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积极影响却不应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