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人的眼光看中国教会——诚静怡之中国教会观的启迪

<正>诚静怡“曾经用种种方法使教会‘中国化’‘本色化’”¹。他曾断言,国家要从帝制过渡到共和,教会亦是如此,从传教时期过渡到中国教会时期,从教会在中国转变为中国的教会²。以中国教会为中心,用中国人的眼光看中国教会,是诚静怡论中国教会的着眼点。本文非一探诚静怡之中国教会观的全貌,仅择其部分观点作为探讨,期冀对今日教会的中国化探索有所启迪。     

从差会到教会:诚静怡基督教本色化思想解析

诚静怡(1881-1939)是中国近代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教会领袖。他很早就提出中国教会处于“过渡阶段”的论断,极力提倡建设本色的“中国教会”,并从中国基督教的实际出发,设计了从“差会”到“中国教会”的过渡模式,主张差会逐渐向中国教会移交财产和治权,中国教会也能逐渐承担起全部责任,通过渐进而非激进的变革,来实现真正的中国基督教。本文尝试对诚静怡教会本色化思想的来源和特征做一分析。     

基督教中国化的灵魂溯源——从诚静怡的“中国教会论”说起

<正>“神学是基督教会的财产,亦是教会的使命”,实现从“基督教在中国”到“中国基督教”的转变,务必把握筋骨部分,铺陈格局,构建中国教会特有的神学思想体系,从而从本质和内核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走深走实。20世纪20年代,诚静怡牧师作为中国基督教的属灵先驱,主张“以教会为中心”的思想,为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中国教会论”为特殊处境下亟须转型的中国基督教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历史回溯:20世纪提出基督教中国化的社会背景

<正>基督教中国化的萌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属于中国教会近现代发展中的一大特色,已经成为中国教会的思想传统和实践经验之重要构成。当时,由于西方差会对中国基督教会的政治、经济、教牧及神学的掌控,中国教会的有识之士为了打破这种被动的窘境而提出了教会"三自"发展的构想,并且尝试将之付诸实施,如俞国桢早在1906年就提出"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的思想,诚静怡在1922年代表中国教会发布了"自养、自治、     

基督教更新与中国民族复兴——从吴雷川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正>吴雷川(1870—1944)是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基督教思想家和本色神学家之一。与赵紫宸、吴耀宗、诚静怡等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基督教领袖不同,吴雷川是进士出身,在晚清被点过翰林。作为经过科举道路、有进士出身的基督教领袖,吴雷川在民国时期是独一无二的¹。他所写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吴耀宗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被认为是最能够代表中国神学思想的三本书²。本文以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第十章标题“基督教更新与中国民族复兴”为题,从吴雷川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文首先分析《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创作背景,然后说明吴雷川先生为何强调基督教更新,最后谈谈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复兴有何贡献。     

丁光训主教的“爱的神学”：以和好为目标导向

<正>丁光训主教（1915—2012）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丁主教是继吴耀宗之后中国教会最重要的领袖和教会发言人，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教会最具代表性的神学家和神学教育家。他还是一位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其影响力远超出中国教会的范围，并在普世教会享有盛誉。     

丁光训主教诞辰10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 港澳台及海外人士感言摘登

<正>丁主教是20世纪末最伟大的世界教会领袖之一丁光训主教研究专家魏克利博士在其《丁光训主教与中国教会——在丁光训主教诞辰100周年上的讲话》一文中说:"丁主教是20世纪末最伟大的世界教会领袖之一。"魏博士肯定丁主教在世界教会的地位,原因是由于他对20世纪教会有深度的认识和研究,从而对丁主教做出如此评价。由于丁主教是世界教会伟大的领袖,我们举办此次研讨会才有意义,对丁主教的神学思想和所建立事工所做的研究才有价值。丁主教既是"最伟大     

使徒保罗的颂歌——以《提摩太前书》3章16节为例

<正>《提摩太前书》3章16节是使徒保罗对上帝奥秘或真理的总结¹,如果追溯这节经文之前的内容,我们会发现3章16节似乎同之前的内容并无太大联系—3章1节至7节是论在教会中做监督的资格,8节至13节是论在教会中做执事的资格。不过,     

近代中国基督教运动中的差会与教会关系概论

近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无法逃避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处理差会和中国教会的关系,本文主要对来华传教士以及中国教会在这方面的观点以及措施进行考察分析。基督新教入华的第一个百年,传教事业完全在差会和传教士的控制之下,但随着新一代中国教会领袖的成长和传教士“中国教会”意识的增强,到20世纪初期,主张差会向“中国教会”移交财产和治权,从“教会在中国”(ChurchinChina)逐渐过渡到“中国教会”(ChurchofChina),已成为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共同理念。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直到1950年代初,能完全做到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教会还是很少一部分。原因有多方面,包括传教士的不愿主动放权以及中国信徒自身能力的缺乏。     

浅谈丁光训主教对基督教中國化的神学反思

<正>丁光训主教是中国基督教著名的领袖和神学家,他对基督教的中国化和社会化做出了自己独到的神学反思。他的社会神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教会在社会中的自我理解,具体涉及到建设中的中国后宗派基督教的民族性身份和教会性身份问题。首先来看中国基督教的民族性身份问题。1950年起中国基督教界发起三自爱国运动,意在使中国教会脱离西方传教士的控制,去除西方的殖民色彩,实现中国教会独立自主自办,与国家的主权保持一致。1958年中国教会走     

重寻历史的保罗——评介施文华博士的《保罗与保罗书信》

<正>施文华博士的又一力著《保罗与保罗书信》¹兼具学术性和教会性,向读者介绍了近年来学术界有关保罗书信研究的方向和成果,特别是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研究保罗和保罗书信的重要收获,内容丰富,对进一步了解保罗生平与思想大有裨益。     

陈永涛:教会是一

<正>丁光训主教曾说:"神学是教会在思考。"相应地,我们可以说,中国神学就是中国教会在思考,是中国教会在自己处境中的思考。有人说,中国的教会缺乏教会性,要办好中国教会,就需要加强其教会性,让教会成为教会。历史地说,中国教会是一个差传的教会,曾经宗派林立,基督的身体被撕裂。现实地说,中国教会是一个后宗派的教会,或者更合适地说是一个联合中的     

浅谈教会在环境保护中的角色

<正>环境污染已成为“地球村”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逐渐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门学科,它要求人们从哲学的高度反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识人对自然环境以及自然中各种动植物的责任¹。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公民应当增强环境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²。     

宗教是生活——论赵紫宸的宗教观

<正>赵紫宸是近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位在基督教理论架构上有所建树的基督教思想家¹。赵紫宸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备受瞩目,是近几年国内基督教领域的热门研究对象。本文另辟蹊径,不拘泥于基督教神学的研究,而是以宗教学的视角探究赵紫宸宗教观的内涵及其发展变化。     

新教在华路向变化与边疆服务的兴起

20世纪以来,基督教在华发展路向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福音"神学思潮在欧美广泛传播并开始对中国教会产生影响;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兴起,"本色教会"建设步伐加快,超越宗派的全国性教会组织开始建立;加之教会改变以往福音传播区域局限之认知日渐明确,这一切,促成了中国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的兴起.     

教会性、年轻化——有关中国教会问题的思考

丁光训主教说:中国基督教应向教会化、年轻化、神学化发展。 中国教会产生主教的问题,已经是进展到实质性的阶段,我也是协商一员,我很愿意中国基督教两会加强教会性。现在计划中国教会产生主教,这样可以使中国基督教更具备教会性。我希望将来中国教会产生的主教能够承担起更多的的责任,即对教会负责,同时也对国家和民族负责,开创中国教会的新局面。     

丁光训 论中国神学思想建设(下)北大核心CSSCISSCI

丁光训与教会同工一起思考;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目的究竟何在？ 他明确地表示,我们要真正努力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的中国教会; 能够帮助我们中国教会里的信徒爱国爱教,     

教会的发展与“大众文化”刍议

从中国教会的发展过程及现状看,就其发展方式以及福传进度,无一不在恢复“信仰自由”后形成的,尽管表现出一种后发展的特征,但对于见证中的中国教会的机遇来说,从２０世纪后半叶到２１世纪,我国教会的确随着国力的兴盛而广扬的,绝不仅仅是时间的推移,而是涵容着社会大变革的深刻内容。尤其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教会的“服务体系”得到重振,一种蕴涵着天主教会博爱胸襟正在有条不紊地在中国大地呈现,教会的“教友数”的发展较“解放前”有可喜之处,从而使中国教会以崭新的面貌立于普世教会之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这个奇迹不是…     

元代江南多民族士人交往的历史考察——以穆斯林进士伯笃鲁丁为个案

<正>伯笃鲁丁为元代至治元年辛酉科(1321)进士,在元代即有诗名。钱大昕所著《元进士考》载列其名,⁽(1))陈垣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对其生平有简单罗列,⁽(2))元史学者萧启庆、沈仁国等在钱大昕基础上作出进一步考证,⁽(3))翁乾麟则对其生平仕宦尤其是在广西任职期间的政绩及其诗文作了研究。     

化觉巷清真寺历史叙述的生成史

<正>化觉巷清真寺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座清真寺,⁽(1))但是关于它的始建年代,学界至今没有确论。关于该寺始建历史的主要依据为唐天宝元年(742)之《创建清真寺碑记》,但是陈垣、桑原骘藏等学者均已指出该碑系明人伪造之作;⁽(2))白寿彝据此说到：“因而,这座寺是甚么时候创建的,也就成问题了”;⁽(3))其后,杨志玖根据历史情境,断言化觉巷清真寺创建于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