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界重评“综合经济基础论”

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公布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理论界不少同志开始探讨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报刊上对此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和活跃了。这场讨论可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侧重在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什么的问题上;后一阶段则侧重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本身上。当时讨论的重心则是“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一经济基础论”问题。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就是主张迄今为止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几种生产关系并存,其中以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为主,构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基础。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应该是以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为领导,包括其它四种经济成份的综合。     

革命政治过程中理论的生成:以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为中心

在学术史意义上检讨现代思想研究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心得 :“文革”时代的理论框架是“两条路线斗争史” ,继续革命成为历史叙事的元话语 ;而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 ,则发生了向发展主义、经济中心主义的转换。前者可以说是政治史取向的革命思想史范式 ,后者可以说是社会史倾向的现代化思想史范式。大致而言 ,政治大气候压力下的革命思想史研究总能定一说之尊 ,但经济中心主义语境中对“符合实际与否”的论证就发生了众说纷纭式的分裂 ,尤其是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相关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研究方面 :如有人认为过渡时期…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纲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人民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自觉推进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 1 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重心是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问题,而非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及其一般趋势作出一些预见性、规范性而非经验性、实证性的论断。列宁根据新的实践,就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及过渡时期所预示的未来社会发展的萌芽问题,提出了在落后的小农国家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某些独到见解。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差序格局”下的乡土中国——读费孝通《乡土中国》的思考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概念。这一概念十分符合中国乡土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本质。费孝通认为,中国的整个基层社会结构式差序格局式的,而不像西方国家“团体结构”的。这样的差序格局是中国农村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形态的反应,同时也影响了乡村人际关系与互动,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既而对乡村的政治,文化也起到了深刻地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与内涵在不断扩大。     

加速发展战略的哲学与社会学问题

社会历史过程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在社会发展中相互制约的理论,我们希望更深刻地认识苏共中央四月(1985年)全会表述的、在二十七大文件中得到论证的总路线——加速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通过对社会经济形态的相互比较、仔细研究劳动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确切地表述了社会学一般规律:“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在苏联和一系列其他国家消灭了资本主义,完成了     

论孔子、毛泽东

孔子和毛泽东都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伟大人物。他们都生于中国历史转型的过渡时期，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不朽贡献。     

南宋书院教化与道学社会化适应——以朱熹为中心的分析

朱子的书院教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南宋道学的社会化适应。朱子书院的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创造、传播新的知识、价值观和信仰(即道学)来影响社会革新,促进社会的变迁;通过道学价值观的教化与认同,塑造新的人格,从而完成书院师生的社会化;通过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锋来传播道学核心话语;通过科举实现对精英人才的筛选和分配。道学思潮也在官民两种力量共同推动下最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实现了其对社会的控制,迎来了南宋道学发展的又一个高潮。     

毕飞宇小说中的乡土情结探析

毕飞宇小说中有一种独特的乡土情结,它通过三个层面体现出来:在时代与乡土传统的双重背景下衍生的权力、乡土世界男男女女的无法弥补的创痛以及乡土世界在当代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这种乡土情结的深层意涵,囊括了他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反思、现实的城乡状况的把握以及对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的回应。     

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

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是治理过程的本质,也是有效治理的保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传播发挥了政治认同功能、社区整合功能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功能。乡村社会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分别有助于村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治认同,同时,乡村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也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个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方式正由行政型迈向传播型,传播型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及信息担负治理媒介等特征。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天津优秀乡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

乡土文化传承在农村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必须重视文化的社会价值,做好优秀乡土文化的继承发展工作,才能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天津优秀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认可度较高,因此,激发农民文化传承的主体自觉性,建立乡土文化振兴的长效机制就成为了优秀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保障措施,而充分发挥优秀乡土文化的推动作用,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助力。     

政策下乡的传播路径及其运作逻辑——一项基于江苏省J市10个乡镇的实证调查

政策如何下乡及有效运作,是乡村传播学及乡村治理研究应该给予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通过江苏省J市10个乡镇的实证调查,主要探讨了国家对农传播过程中信息沟通或实际运作的背后,存在着由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所构成的政策下乡传播系统,其中体制性渠道与非体制性渠道的传播博弈,将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对农政策在乡村社会的认知、理解与传播效果。     

对我国过渡时期的經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怎样进行研究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經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問題,我們已看到了不少論文,这些論文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現在我也願意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研究这个問題的同志們商討。一过渡时期的經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到底怎样?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到底怎样这一个問題,据我所看到的来说,有下列几种主要的不同意見。一、对这个問題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認为在过渡时期沒有經济基础的問題。一九五六年第五期学習譯叢譯載了苏联阿·索波列夫同志的“論欧洲人民民主国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規律”一文。     

职业道德传播的特征、模式和障碍的探析

职业道德传播的研究是一块被人们遗忘的角落,笔者在此尝试加以阐述和分析。 一、职业道德传播的特征 传播是信源通过传播将信息传递到信宿的过程。职业道德传播是职工在职业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所接受的关于职业和职业行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它是无结构的、非制度的职业道德传播。 职业道德传播不同于职业道德宣传。职业道德宣传是指社会或企业有目的地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     

关于乡土民居更新设计的理路思考

乡土民居是人类在20世纪以前生活方式的表达,以保护传统乡土民居为切入点,探讨传统乡土民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变迁,传统民居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居住者的生活需求。文章首先回顾了传统乡土民居的背景及创作历程,并对它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有探索性的理论和研究,概括了当代乡土民居创作的新思路,提倡乡土民居在乡村振兴的前提下进行设计,提出乡土民居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设计过程中还应注意的问题,以期对今后的设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拓展乡村伦理研究的多维视角——评王露璐新著《新乡土伦理》

<正>南京师范大学王露璐教授是当代中国乡村伦理研究领域的突出代表,她于2007年出版《乡土伦理》,此后历经近10年的探索,又出版新著《新乡土伦理》(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从《乡土伦理》到《新乡土伦理》,作者将研究的视野从《乡土伦理》中单一的乡村经济伦理拓展到了多维的乡村社会伦理领域。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的变革,出现了诸多新型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形态。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引入,理性"经济人"意识的不     

基督教在儒家乡土的传播:空间与限度

近现代中国,基督教作为一种异域文明,难以嵌入曲阜儒家乡土社会的文化空间。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特殊环境下的"因缘际会",却使少部分乡民走进了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近年来,乡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增加、传统文化习俗活动的张扬等诸多因素,逐渐削弱了基督教迅速传播的外缘性"动力",基督教在儒家乡土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式微态势。     

当前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共处情况的调查与分析——以闽南H县J镇为例

在基督教和民间信仰的发展都很强势的地区,基督教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共处关系,受到基督教的全球地域化特征的强烈影响:基督教地域化后出现的民间信仰化趋势,使得基督教日益被接纳为乡土社会的组成要素;而基督教的全球化特征,又使得它与乡土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在基督教与民间信仰既混融又紧张的环境下,闽南H县J镇民众在社会资本与宗教资本之间的理性选择行为,给乡土社会的信仰秩序的建构带来了复杂的图景。     

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几个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职员,二月十六日召开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主要讨论了下面三个问题: 一、“过渡时期”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对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过渡时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论据有四点。     

科学传播、风险与怀疑论

科学传播以各种沟通与传播的方式,将科技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传入社会各阶层,争取公众理解。科学传播曾经是人类启蒙的象征,长期被视为国家教育的核心,也是国民素质的指标。在这种科技传播的观念中,科学是有益处的,应当寻求社会大众的理解。但是,伴随着快速的科技发展,许多应用的技术,在短期效益的满足中,逐渐突显出这些科技在长期所显现的风险。武器的发明、核能的应用、环境的破坏、气候的变异、药品的滥用等等,都已经让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发觉,科技的应用,充满不确定的风险,导致怀疑科学效益的氛围。这种怀疑的风潮,在20世纪末可以说达到最高潮。狂牛症、基因改造食物、有关气候的科学数据可能造假、手机电波伤害大脑、商业化的科技产品等等,都充分体现科技风险已经不再是一个专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是发生在每一个人身旁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科学传播的过程,已经不再以追求公众理解为主,而是期待公众信赖。这一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应用科技的两难,因此也成为一个如何降低公众疑虑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哲学家长期处理怀疑主义的理论,能够从对于知识的批判的角度,为科技传播发展的方向提出两项建议:第一、科技传播的内容中,必须列及风险的机率,并且考虑"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应用;第二、科学传播的作法,必须以寻求公众信赖为主,而不仅是公众理解。本文最后强调,这两点的落实,充分体现现今科学传播工作者应当提升科学文化的使命。     

台湾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发展研究

台湾妈祖信俗与传统乡土社会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个以妈祖信俗为核心的"祭祀圈"和"信仰圈",并孕育产生了丰富的地方文化艺术;受现代化交通、网络和新媒体等因素的影响,台湾妈祖信俗与当代乡土社会的互动进程不断加速,其交织面也越来越广,除却民众日常的宗教信仰生活之外,也波及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深入影响各行各业。妈祖信仰的政治化、商业化、遗产化、国际化也反过来加速了妈祖信俗在当代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其形式与内容变得越来越复杂,呈现出后乡土时代的特征。台湾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的结合有其内在的生成机制,妈祖信俗是台湾乡土社会和谐的"文化纽带"、治理的"整合器"、经济的"助推器"及运行的"规制工具"。当代台湾妈祖信俗传承与转型所累积的有益经验值得借鉴,其教训需要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