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先秦儒家的仁义内外之辨

仁义内外之辨是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一,区分了私德、公德。对此,先秦儒家普遍认同仁内义外。其二,分析了道德准则的根源。礼学派和告子认为仁内义外,孟子则认为仁义内在。其三,揭示了道德实践的基础。告子坚持仁内义外,孟子则认为仁义内在。其四,阐释了治理法则的来源。孟子承继仁义内在的理路,荀子则取仁内义外之说。仁义内外之辨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余波一直延续至宋明理学。     

先秦儒家礼学“内向化”的三次转向

先秦儒家以礼乐著称于世。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崩坏的只是原有的制度层面,礼乐的思想层面却在这场大动荡中不断得到反思和继承。礼学也由此实现了从强调外在伦理规范到注重内在生命信仰的转向,即礼由最初关注自然天命的神、鬼的祭祀,转而关注人世、人心;进而在礼学的思想层面挖掘了"仁———情———心"作为内在源泉和动力,具有深刻的生命意识与浓郁的道德追求,这种变化可称为"内向化"。藉由郭店简、上博简等新出文献的面世,孔子("克己复礼")、子思("礼形于内")、孟子("辞让之心")这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在礼学"内向化"发展进程中贡献最大。     

论“为政以德”与“王霸之辨”

"为政以德"是孔子以至整个儒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本义指统治者修德而安人安百姓,但它还有另一含义,即将道德作为政治手段。前者是孔子"义利之辨"与道德自律的要求,后者是由其民本主义立场所逼显。孟子与荀子"王霸之辨"思想的源头正是孔子的"为政以德",他们分别将它向重德性的"为政以仁"与重规范的"为政以礼"发展。孟子除收紧在统治者的道德存心上论"王霸异质"外,还坚持霸道能向王道转进的观点,这与"为政以德"的两层含义及其关系有关。荀子的王道理想重视外在合法性的礼,却忽视了"为政以德"的本义。"为政以德"虽为孔、孟、荀所共倡,但它实际上无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真正充分展开。     

“道之以德”与“齐之以礼”——儒家管理哲学的控制理论

<正> 控制,是管理的基本手段,其对象包括对于人、事、物和行为的控制。儒家管理哲学所谈的主要是对于人的控制。它以“德治”为核心,既承认“齐之以礼”,即以礼义制度为规范的外在控制,更强调“道之以德”即以道德价值为导向的内在控制;上述主张,固然是适应古代社会管理实际需要,而对于现代社会的管理,也有一定的启发。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礼乐政教的心性论奠基——孟子礼乐论及其思想史效应

礼乐论是孟子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以礼为四端、五行之基本要素。在礼乐本原问题上,孟子从性情论角度抉发礼乐制度的内在生命根源,认为礼发生于宾主之际,本于恭敬之心,而以辞让为其行为法则。在礼乐践行论方面,孟子重点阐明礼与仁、义、智诸德之相互支持关系,认为仁、礼之爱人、敬人两原则相互补充,礼、义二者则相互发明,智主要体现于礼之权变中,代表了礼学修养的最高境界。孟子以复兴礼乐为王道政治的终极归宿,强调与民同乐的音乐政教精神。孟子礼乐论的性情化、内在化特征代表儒家礼学的重要方向。     

“礼”的道德意蕴

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对于个体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德性自我,在礼义规范的认同、体验中确立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从而将外在的礼义约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进而成就理想人格,达到道德境界。     

论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成德路径——以孔孟荀韩为中心

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成德思想有"由内而外"及"由外而内"两种类型,前者包括孔子之"循亲成德"与孟子之"循心成德"路径,后者包括荀子之"循礼成德"与韩非子之"循法成德"路径。"由内而外"之思路,强调道德意愿与道德行为、私德与公德、个人道德与社会整体道德之间的连贯性,核心在于"内源性"道德意愿之培育。孔子侧重血缘亲情,孟子更多关注普遍性的人心与人性之善。"由外而内"之思路,主张外在行为规则体系之重要性,由道德行为之养成而塑造道德意愿,由公德之规训而成就私德之完善,由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之维护而营造个人道德实现之氛围,核心在于"外塑型"道德意愿之养成。荀子之礼,贵在柔性教化与熏陶;韩非子之法,重在公正无私地确保社会道德底线。     

德性与伦理规范刍议

道德都是历史的、具体的,但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存在某种道德的普适性,也不表明当今社会毋须对普适伦理的寻求.康德的道德既是德性又是规范性;既是道德主体之自觉,又含有道德本体之意味,两者是内在统一的.然而,西方社会因历来政治、法律重于伦理道德,更多的表现为外在的规范伦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之不同,是以内在规范和道德自觉之统一为其特征.传统的规范性道德理论,面临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和道德无序的局面,已无能为力.德性伦理的复兴,并不排斥伦理规范,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化外在规范为内在规范,使德性和规范在更高的层面得到内在统一.     

“礼”的道德意蕴

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对于个体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德性自我,在礼义规范的认同、体验中确立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从而将外在的礼义约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进而成就理想人格,达致理想的道德境界.     

孔子之仁与老子之自然──关于儒道关系的一个新考察

关于儒家与道家的关系问题,学者多有不同见解,或强调二者精神之不同,或强调二 者之互补,或争辩儒道二者孰为主流。本文通过孔子之仁的观念和老子之自然的观念试图说明儒道 两家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孔子强调仁者安仁,为仁由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固然是强调仁的内在 意义,但同时也透露了儒家道德实践中的自然的原则,即自然的道德流露高于勉强的或有意的道德 行为,而这一点恰好与老子所强调的自然的价值相一致。笔者曾论证老子哲学的中心价值是自然而 然的原则,儒家在道德实践这一中心课题上也是承认自然高于人为做作的。在这方面,儒家与道家 的精神是相通的。论者常认为道家是反对儒家伦理的,据笔者考察,老子并非一概反对儒家道德,只 是反对强制的或虚伪的道德表现。道家的自然原则为儒家的道德原则提供了一个实践的标准,为儒家道德原则的社会实践提供了润滑剂。     

儒家实践智慧的礼学演绎——论朱子的礼学实践观

儒家礼学有着较强的实践性,朱熹出于应对佛老的挑战和纠正当时学界重空谈义理而轻道德实践的流弊的需要,更为强调儒礼的实践特质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实践。在朱熹看来,"因人之情"的情感原则与"经权相济"的辩证智慧,是儒家礼学在生活实践中得以有效运用的方法论基础。其中,"敬"与"礼宜从厚"是其情感原则的基本内容,"时"与"中"则是构成经权"相济"原则的核心要素。朱子对礼的实践性特质的重视和对礼学实践原则的讨论,为儒家的实践智慧提供了一个情理并重的理论样本。     

麦金太尔新保守主义德性观之检视——兼论其对中国当前道德建设的启示

麦金太尔以历史叙述的方法批判与审视了现代西方伦理学,提出重返古典美德伦理传统的新保守主义德性观。其德性观的意义在于:批判现代社会道德危机,探索出一条重建道德之路;反思当代西方分配正义理论,注重德性对正义的价值;凸显道德与实践的关联性,强调实践中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的依存性。其不足表现为:过于注重批判,忽视了理论建构;强调德性回归传统,陷入理想主义境地;德性理论不彻底,陷入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逻辑悖论。麦金太尔的新保守主义德性观对中国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富勒论法律的道德性

法治一般分为实质性的法治和程序性的法治,前者强调善法、良法,后者则更注重形式正义.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L.富勒的学说即为程序法治论的一种.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并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而义务的道德与法律相似.他提出法律具有内在的道德性,将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而他主要阐述的是法律的内在道德,也称为"程序自然法",并将法律的这一道德定位于八项"法治原则"和达致法律的"目的性事业"的手段.     

仁学的政治化与政治化的仁学——荀子仁义思想发微

在仁、礼关系上,孔子存在以仁释礼与以礼成仁的不同进路。荀子虽然形式上视仁为最高的德,并提出了由"爱人"到"自爱"的仁学理论,但不是将仁落实在心性上,而是体现在制度中,是以礼成仁,发展的是政治化的仁学。荀子的仁义偏重于义,主张"处仁以义",通过义来成就仁。荀子以差等为正义,为儒家礼学奠定了基础,但他突出等级、差等,缺乏平等精神,是其思想的不足。今日儒学应发展出寓差等于平等的正义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儒家的忠恕之道由道德原则上升为政治原则,使其成为礼的原理、法则,这样仁的内在原则与礼的外在原则才可以真正得以贯通。     

孟子“义内”说发微

“义内”说是孟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涉及到人性、人禽之辨、道德礼法的本原、道德理性的普遍合理性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分析了孟子与告子围绕人性和“义内”问题所展开的辩论,并根据《孟子》和其他早期儒家思想材料对“义内”说作进一步正面阐发。文章指出,从作为道德本原的“仁”和“义”的关系来看,“仁”源于自然本能,而“义”才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自觉意识和道德理性;从“义”和“礼”的关系来看,“义”是一切“礼”的创制和改造的依据,是人们道德理性的终极依凭。因此“义”必然是内在于作为一个类的人的规定性之中的。“义”的普遍合理性可以在历史中得到证明,也可以经由忠恕的方法加以体认。“义内”说在道德实践层面上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礼器到礼教:礼乐文化推衍的内在逻辑

礼乐文化起源于上古,完善于周代,从原始的祭祀活动逐渐拓展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历了从礼器到礼制、从礼仪到礼义、从礼治到礼教的发展过程,其形式逐渐丰富,其内涵逐渐深化,其社会功能也逐渐由外而内,从注重外在的规范性到越来越强调内心的认同感,成为维系封建社会统治的重要方式和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研究礼乐文化建构的基本进程,阐发其推衍的内在逻辑,对于深刻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礼”之忧思:《老子》第38章礼制思想解读

春秋战国之际,"礼之辨"由"仪"向"义"的转变,是老子忧虑与反思礼制思想的时代视域。《老子》第38章忧患于忠信衰薄、"非礼"频现,而虚矫繁琐之礼仪遮蔽礼义、窒息生命之现状,透显出重塑礼之本义、归礼于道、重建形上本原与人格品性合一的礼制思想。沿着这条超越与内在统一的思想路径,基于内外一致、本末通达的根本要求,不仅有益于拨正老子绝弃礼法、否定礼制之固有偏见,而且对于扭转当下忠信缺失、心性扭曲、情感缺位等道德失范现状,戒除"屑屑焉习仪"的形式主义时弊,纯化社会风习,优化社会生态环境,都有积极、本原性的价值和作用。     

心术还是心性?——《性自命出》心术观辩证

本文认为,《性自命出》关于"心"的思想不是心性论而是心术论,代表了前心性论时期儒家对心的看法,同时又为后世的心性论奠定了基础。心术论没有预设一个形而上的心性本体,而是将道德的产生视为自然情感向道德情感提升转化的结果,促成这一转化的是诗、书、礼、乐的教化过程。在"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的理路下,通过内在心术与外在礼乐教化的有机结合,《性自命出》不但实现了道德基础与道德原则的统一,也实现了道德的主观精神与客观教化过程的统一,是周代礼乐文明道德实践的思想总结,与后来以理学为代表的道德形而上学形成明显区别。     

维护共同利益：医学道德存在的现实基础

我们为什么需要医学道德 ?作为医务人员处理医患关系的行为准则 ,究竟是一种社会的外在要求 ,还是一种与行业生存、发展有关的内在要求 ,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要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 ,这需要我们去探讨医学道德的本质和存在的现实基础。搞清楚这些问题 ,或许能帮助我们解决在临床医疗道德实践中碰到的各种难题和困惑。1　临床医学道德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在处理医患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时 ,社会和医疗管理部门会对医务人员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道德要求。对此 ,有人常常会问 ,为什么在医患关系中总是要强调维护病人的利益 ?医生是一种职业 ,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