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与矜

正在《论语·雍也》中,孔子表扬了一个叫孟之反的人。孔子表扬他什么?"不伐"。"伐"在古汉语中,是"夸耀"的意思。"不伐",就是"不自矜"。这与《史记》中司马迁评价项羽恰相反。司马迁说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这大约就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回头看看孔子为什么说孟之     

司马迁与孔子:两位文化巨人的学术关联

正确阐明司马迁与孔子的学术关联,对于研究儒学史和文化史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本文认为,司马迁撰史宗旨是自觉地继承和弘扬孔子的事业,故以“继《春秋》”自任;他对儒家六经有全面论述,高度评价它们对于治国和社会伦常的作用。司马迁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诸篇,构成了最早的儒学史,令其他学派黯然失色;他又称孔子为“至圣”,由衷地发出“高山仰止”的赞叹:所以司马迁对于确立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是有很大功绩的。西汉前期大量史实表明,儒学地位在逐步上升,所以司马迁尊儒乃深深地扎根于时代土壤之中。班氏父子对司马迁提出“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偏颇批评,是不适当地拿东汉初期儒学国教化的观点去框定司马迁。历代学者对班氏父子多有批评,惜未能揭示出他们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及其产生的时代根源。     

民俗学视角下管晏“不死”故事的比较探析——以孔子的评价为中心

管仲与晏婴同是先秦齐国历史上著名的宰相,他们的故事中均有不为所事之主而死的情节。从民俗学角度,说明时代和民俗的变化影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分析孔子评价人物的仁、道标准及其言说标准下的管晏形象,为当下职场人士处理上下级关系提供参照。     

陈胜与秦代的官爵秩

陈胜与秦代的官爵秩于敬民丛鲁江一陈胜起义前的身份，汉代有如下几种说法：司马迁一方面认为陈胜是“戍卒”（《史记·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又称陈胜为“匹夫”（《史记·儒林列传》）。徐乐称陈胜为“布衣穷处之士”（《史记·主父偃列传》）。贾谊说“陈涉，瓮...     

死中求活法

“死中求活法”,是一种比较特殊而富有表现力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塑造人物,为了使之“活”,先要置之“死”,而又让人物从“死地”中站立起来。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就会突现在读者面前。兵书云:“置之死地而后生”。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而战”,都可以说是把自己置于了“死地”。然而,正因为如此,才激发了全     

《孝经》的作者及其成书时代

《孝经》的作者为何人,最有影响的传统说法是孔子。此说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小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司马迁的意思是说,孔子认为曾参能通孝道。故传授其业,并为之作《孝经》,“作《孝经》”是“授之业”的具体做法。后人不细察,以为司马迁认为曾子作《孝经》。所以,两晋以后,有认为《孝经》是曾子所作,这其实是误解了太史公的意思。太史公之后,刘敬作《七略》,科固作《汉书》都同意司马迁的说法,班固《汉书·艺文志》更明确的说：《孝经》者,孔子…     

孔子天命意识综论

孔子有极深刻的天命意识 :他注重对神的体验 ,认为神是现世道德的本源和保证。孔子天命意识解决了道德的本源问题 ,可以为道德实践的主体提供心理支持 ,并对芸芸众生 (尤其是最高阶层 )发挥规范作用。孔子天命意识的意义 ,还可以从与之关系密切的几个历史人物身上 ,得到说明 :屈原最终用经验事实 ,否定了天命佑助善良的观念 ,但是 ,屈原恰恰因为彻底拒绝神的眷顾 ,而承受了人间最大的凄凉和孤独 ;司马迁一方面流露了对天道疾恶向善观念的浓重困惑 ,一方面却坚持天命对道德的眷顾 ;王充明确论定天命与德行了无关联 ,但却并没有否定儒学天命观的独特价值 ,即“合于人事”。要之 ,不论是就理论与实践言 ,还是就历史与现实言 ,孔子天命意识均不容回避     

“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辨

“大同小康”之论是否出于孔子之口 ,古往今来经历了一个始信终疑的曲折过程。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包括朱熹在内的宋代学者 ,元代的陈更是斩钉截铁地指出 :“大同小康之说 ,则非夫子之言也。”2 0世纪三四十年代 ,围绕孔子与“大同小康”之论的关系问题 ,学界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学术论战 ,但是最终未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大同小康”之论不是出于孔子之口 ,因为孔子仕鲁期间 ,他不可能向童稚之年的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 ;周游列国返鲁之后 ,他不可能“与于蜡宾” ,从而也不可能在蜡祭事毕讲论“大同小康”之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大同小康”之论明显带有杂糅众家思想的特征 ,存在着历史知识的错误 ,表露的是一种历史倒退论的观点 ,它不可能出自孔子之口。     

老子朴素辩证观念的逻辑思想——无名论

一老子朴素辩证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关系老子是春秋末年楚国人,他与孔子,少正卯,邓析等大概都是同时,并且与他俩在关于名实问题上也有过论争。孔子特别向老子问过“礼制”的名实问题。据庄子天运篇说:老子与孔子还论过“道”的问题,老子认为“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他告诉孔子说“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这话与孔子所说的“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的名实观念,恰是相反的看法。     

从孟子看齐鲁文化的交融

孟子一向与孔子一起被视为鲁文化的典型代表;春秋战国时代的齐、鲁文化有着许多不同的历史特征,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代表鲁文化的孔、孟与齐文化并没有什么关联,实际的研究工作对这一点也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齐文化和鲁文化是绝非截然不相干的。孔子有“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论语·雍也》)之     

论孔子的“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篇有两段关于孔子政治思想的记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从统一说明德与政的关系,“道之以政,……道之以德”,从对立说明德与政的关系;德与政的对立,指出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德与政的统一,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总要求。朱熹在解说“为政以德”的时候,提出:“政之为言正也,所     

《晏子春秋》中晏子形象琐谈

晏子及《晏子春秋》古来多有评说。虽然臧否不一,爱恶有异,但总起来是誉多毁少,多所肯定。孔子与晏子并非志同道合,交相毁亦交相誉。孔子曾数赞晏子是“达于礼”、“合于义”的“君子”,“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并表示“以兄事之,而加爱敬” (见《论语》及《孔子家语》)。司马迁则大动感情地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其后论者蜂起,或以儒者赞之,或以墨者称之,或谓非儒非     

司马迁笔下子贡形象探微

身为孔子著名弟子之一的子贡 ,在外交与经商两大领域表现出过人本领。司马迁在展示子贡的经历与才华时 ,灌注了与《左传》不同的精神内涵 ,将重“礼”的儒者子贡写成一个有违于孔子思想、且言行口吻颇似战国纵横策士的离经叛道者。这些地方无疑便利于对司马迁思想之深微旨趣的探测 ,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独立不倚的学术品格以及对汉儒的批判态度。     

孔子不是有神论者

孔子是无神论者。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一段话中所说的“天”,与《易传》中所表达的“天之道”的含义相一致,指的都是自然。孔子认为人死后无知无鬼。他虽重视祭祀,但并非相信鬼神,只是为了“神道设教”。孔子以后的荀子、王充是较孔子更为彻底的无神论者,然亦重祭祀。他们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并不真信鬼神。孔子之所谓“天命”,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他所谓“命”,是指人的寿命、运命而言。无论在形神关系还是天人关系上,孔子都不是有神论者。     

人生减法

我对三个历史人物万分敬佩,一个是春秋吴越争霸时的范蠡。他倾尽全力帮助越国国君勾践打败吴国国君夫差,成就了霸业。但他在功成名就之时,却悄然全身而退,隐居江湖,成了一代巨贾。另一个是西汉的张良。他协助刘邦运筹帷幄,与项羽争夺江山。吹萧吹散霸王八千子弟兵,逼迫项羽垓下大败之后自刎乌江。把刘邦送上了皇帝宝座。而完全可以封侯拜相的他,却放弃荣华富贵,隐退林泉学道去了。第三个是美国之父华盛顿。他率领军队浴血奋战,使美国从英帝国的殖民地独立出来。而胜利之后他却放弃权力去当农场主,后来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任总统,接下来又连…     

孔子“欲居九夷”探析

孔子叹道不行 ,欲乘桴出海 ,到君子居之的九夷去推行其道。这是历史铁案。但“九夷”是泛指“东夷”———原以山东地区为发源地和大本营的原始土著 ,后来繁衍迁徙 ,分布遍及中国整个东部沿海远及海外朝鲜、日本诸岛 ,且支系繁多 ,具体去处 ,孔子没有言明。孔子之时 ,山东及中国东部沿海已无独立完整的东夷国家可寻 ,倒是被称为东夷国家的箕氏朝鲜尚盛 ,仁义教化 ,有君子之风。箕氏朝鲜始祖箕子与孔子先祖微子同出殷朝王族 ,被孔子称为殷之“三仁”者。虑及地理、交通、族缘关系 ,孔子欲居之九夷 ,实暗指箕氏朝鲜。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都说“孔子晚而喜《易》”，班因《汉书·儒林传》所载亦同，只不过改“喜”为“好”而已。孔子为何要至晚年方才“喜《易》”？他晚年前后的易学现有没有变化？对此，司马迁、班固没有记载，人们也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孔子的思想终其一生，是“一以贯之”的，不可能有转折变化，其易学观也当如此。因此，探讨孔子何以“晚而好《易》”这一问题，不但可以加深我们对孔子易学观演变的认识，对孔子整个思想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论的启示。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六篇…     

“六经”的内容、流传与古代文明研究

孔子所整理的“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之前早已在社会上流传。作为古传文献,“六经”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自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的大致框架与基本内涵,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最重要的书面资料。由于孔子的传授及其弟子的普及流传,这批资料虽经秦始皇焚书坑儒而仍得以保存,又因司马迁《史记》的全面采用而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六经”的史料价值也因此而愈显珍贵。历史考古学界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时,“六经”是值得信任并应当充分重视的文献典籍;而哲学文化界研究“六经”时,若能从文明史角度入手,便能发现其中更广阔的天地。     

从因循之路到怀疑之途:汉至明学者关于孔子与《尚书》关系之论述

孔子与《尚书》的关系是《尚书》学史上的一大问题,前辈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孔子是否删减或者编次《尚书》以及为《尚书》作序上。这种讨论延续了两千余年,至今未有定论。《论语》本身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孟子》、《荀子》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汉代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编次了《尚书》,班固则有孔子删《书》为百篇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后汉时期,孔子删《书》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很有普遍性。孔子删《书》百篇并为之作序之说创立后,汉唐学者,无论是经今文学家还是经古文学家亦或史学理论家,大体因循而无异议。宋、元、明学者对于孔子与《尚书》关系的认识,怀疑与肯定汉唐学者观点的均有之,就具体内容而言,在孔子与《尚书》方面,认为孔子编次了《尚书》的意见依旧占主流,而在孔子与《书序》方面,反对的意见开始占上风,许多学者开始否定孔子作《书序》。学术在因循与怀疑之路途中得以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