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

时代呼唤中国管理哲学,时代需要中国管理哲学。那么,如何研究中国管理哲学呢?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提出的时代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和企业界都在热烈地探讨这一问题。而要回答这一时代课题,我认为必须解决三个理论问题:一是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二是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围;三是如何科学地建构中国管理哲学。实际上,这是三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问题。一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说到底是对管理的本质的理解。从中西方对管理的本质的不同理解可以确定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在西方管理学界,管理的本质的最具权威的定义要数法…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

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激发了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需求,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提供了历史发展机遇。本文以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构建为主线,回顾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历程,总结了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强调用科学理性思维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在构建中,要注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思路对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要始终立足于中国公共管理实际,在汲取整个人类历史上公共管理优秀理论和文化基础上,不断探索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之道,从研究指向、核心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推动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向前发展。     

治道新诠:研究、批判、实践——中国传统治道的现代诠释国际研讨会综述

<正>为庆祝中山大学中国管理哲学学科创立二十周年,2011年12月23日至26日,全国高校中国管理哲学会2011年会暨中国传统治道的现代诠释国际研讨会,在广州和海南博鳌举行,来自哲学、史学、文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企业管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国内外著名高校的80余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进行研究、批判,并从多角度提出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社会管理的意义和价值。     

试论中西方管理理论的伦理基础

中西管理理念的异质取向追根溯源可归结为中西方伦理价值观的不同。中国管理是以人的性善论为思想基础 ,西方管理以人的性恶论为思想基础。进入 2 0世纪以来 ,中西方管理发生了重大转变。西方管理开始重视和追求管理的人文价值 ,中国的管理转向科学化。管理伦理学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管理的科学与人文的统一趋向。     

中国企业管理的道德困境及其对策

本文从伦理角度分析了中国企业管理的道德困境 ,揭示了中国企业道德困境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了现时代中国企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     

守望“留守”之心亭

<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社会结构逐步变迁，城镇化迅猛发展，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换为市场经济；社会形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转型；人口管理从静态管控到动态管理，现代化社会逐步形成。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17.92%，及至202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64.72%。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变迁，改变了城乡人口分布情况。     

中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中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发展较快,成果颇多,本文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述评:(1)"控制现在和筹划未来"的理论体系创立;(2)从支持经营决策到支持战略决策;(3)从注重物本管理到注重人本管理和智本管理;(4)预算管理创新和管理会计系统整合;(5)核心能力和智力资本管理会计研究.不过,中国管理会计研究明显弱于财务会计研究,并存在如下几大亟待解决问题: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与社会学、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理论的多学科交叉的管理会计研究的强化;支持董事会决策的管理会计系统的设计;支持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管理会计系统设计;跨企业边界的成本协同管理和管理控制.     

越南阮朝的道教管理制度研究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是越南的阮朝时期,大约与中国清朝和民国同时,其官方对儒释道三教的管理主要实行崇儒抑佛老的政策。从现存的越南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阮朝专门制定了针对道教的管理政策和法律,事无巨细、条目众多,而且与中国清代的道教管理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究其原因在于越南阮朝和中国清朝的道教管理政策均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明朝时期的道教管理制度。     

《百丈清规》与中国佛教僧团的管理创新

《百丈清规》是中国化的佛教僧制，它实质上是中国佛教僧团管理的创新。本文从管理学的角度对《百丈清规》之管理创新的空间及其创新点进行了分析探讨。     

论后新公共管理的三大超越

作为新公共管理的继承者和修正者被提出来的后新公共管理,在三个维度全面超越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主张,一是权力重组,从强调分权到适度集权;二是结构重组,从机构裂化到主张机构协作与整合;三是关系重构,从倡导民营化到主张更加重视网络化治理。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主张对当前中国的行政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