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与传播

正一、隋唐之前中国佛教的发展概况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与中国存在着相近的地域关系,文化间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人们的认知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基于双方的人们具有相似的共通性,为佛教的传入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两汉魏晋时期,人们崇尚老庄,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神秘存在,并以"道"为基础建立了理论体系,最终为魏晋时期玄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     

从周、张二子看理学对道家的汲取

<正> 秦汉以后,儒学沿二个方向发展:一是与阴阳五行之术结合,其典型是董仲舒;二是向训诂考据之学发展,其代表有郑玄等。以后,训诂考据之学占了主导地位。魏晋隋唐时期,佛老思想盛行。儒家要想生存发展,必须批判佛老,而要批判佛老,必须从枝叶细节的研究中摆脱出来,针对佛道的理气心性之说,提出自己的本体论。只有这样,才能与佛道抗衡。     

论柏拉图审美视野与魏晋文学范式的相通性

柏拉图"理念"说与老庄关于"道"的观点虽然起源于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作为美学衍生的母体和审美评价标准,都是对世界本源进行叩问与探究的结果,在美学态度和文学价值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取向。而魏晋文学极大地继承了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其崇尚自然的价值指向和寻求人格自由的内在精神,是中国文学实现美感自觉开拓的源动力。在对老庄思想的继承和改良中,魏晋文学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范式:淡化了文学创作的功利目的性,体现了创作者对人生的感悟与鲜明的时代特征,强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     

论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形神”之变

以魏晋作为一个大的分水岭,人物画的形神之变可分为魏晋之前、魏晋、魏晋以后三个大的阶段。魏晋人物画家在观念上的转变,是古代人物画形神之变的重要起点,其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晋的卫协解决了画艺精微的问题,使得人物画在"形"的认识和应用上有了根本的变化;二是顾恺之解决了画人物"传神"的手段问题,并首先提出有关形神的问题,完成了古代人物画由不自觉的感性认识进入到自觉的理性认识的阶段。顾恺之"以形写神"的观点与汉画的遗形取神恰好形成反拨,开始了中国古代人物画真正关注"形神"的新阶段。     

朱熹的佛教观 从以礼排佛到以佛兴礼

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有诸多相似、共通之处,佛教的传入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尤其在宋代,通过佛教思想激活了儒家的心性思想和伦理体系,丰富、完善了其理论的思辨性和圆融性。朱熹通过对佛教思想的借鉴和转换来完善其礼学思想更是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一、由佛转儒,以礼排佛朱熹与佛教渊源甚深,其自幼与佛教就结下不解之缘。据有关文献记载,朱熹由佛转入儒的契机应是遇李侗之后。于此,他虽转向儒家思想,但其佛教思想的熏陶却早已根深蒂固,因此,在其构建儒家思想的理学体系过程中,佛教的思想对朱熹启发很大,其理学思想必然带有明显的佛教思想的烙印。     

儒家伦理的基德和荣格的道德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伦理,已经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德"或"母德",这是在长达2000多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经过以后历代的兼收并蓄和对立融合,发展成为儒、道、佛融合一体的宋明理学,近代中国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发展,促使人们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时代的反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为东西方道德观的比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从佛道关系的演变看北宋道教的理论转型

北宋时期的佛道关系实现了从激烈的对抗到彼此间平等的对话与共存的重大转折,而转折的实现与佛道两家实力的消长变化、统治者的政策导向以及佛道思想的发展演变有紧密联系。佛道关系转折代表了最基本的观念态度的转变:佛道一致的关系模式因其强调佛道两教的高低优劣,侧重于阐述佛道思想的差异而仍然坚持对抗的观念态度;而佛道合一的关系模式则强调佛道思想的融合,侧重于阐述佛道思想的共通处,因而突出了强调彼此间平等的对话与共存的观念态度。正是由于道教率先突破对抗的观念态度,站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吸收佛教思想从而实现了理论的转型。     

李公麟《孝经图》与儒家伦理道德教化

儒家思想因其具有为政治以及社会整合服务的目的,其浓厚的伦理色彩体现在绘画形式中便是"成教化,助人伦"的绘画鉴戒功能论。为了有利于封建统治政权的稳固与思想的统一,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人物画作为形象的载体,承担了教化人们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义务。     

论曹丕诗歌的女性观

据魏宏灿《曹丕集校注》载,曹丕现存诗歌40余首,其中女性题材的诗歌有10首。从这些诗歌的类别和内容看以看出曹丕所持的女性观,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他从女性行为出发强调并重视妇德,其精神不自觉地隐含着根深蒂固的封建贞节观;其次关于女性审美,他具有“色艺俱佳”的审美倾向,褒扬性评价实为物化女性而满足男性审美需求;最后,认同女性处于附属地位,女性从属于男性而脆弱地存在。在魏晋时期佛道玄三者并行的大背景中,潜藏浓厚儒家思想的曹丕女性观值得关注。     

魏晋玄学对老庄“道”的革新

魏晋玄学之所以被称为"新道家",是因为它对老、庄道家思想的继承和革新。这种革新的具体表现是:王弼、何晏,特别是王弼以其"无"本论对老子"道"的抽象性、普遍性的革新;裴颁以其"有"本论对老子"道"的具体性、特殊性的革新;而作为玄学思想发展之终结者和集成者的郭象以其"独化"论对老庄"道"的"有—无"性内在结构的发掘和革新。经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们对老庄"道"的继承和革新,先秦道家思想在魏晋时代发挥出了新的作用,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梁楷人物画中的“留白”

梁楷,南宋时期具独创精神的禅画画家,师法贾师古,多绘人物、山水、佛道、鬼神,为人放荡不羁。他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独创减笔、泼墨画法,开创我国大写意人物画之先河。梁楷画风上的创新对宋元明清乃至今天,都产生着重要影响。研究梁楷者众多,大多集中在其生平、作品、绘画风格、影响与画风的转变上,鲜有对其人物画"留白"进行具体探讨。文章通过对"留白"在梁楷人物画中的表现以及对现代绘画创作的启示进行解读,旨在为研究梁楷提供新视角,对今后中国画创作提供一定借鉴。     

孔子音乐思想在阮籍、嵇康身上的延伸及其影响

<正> 人所共知,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总体特征是玄学的盛行与儒、道、释三家的鼎立。孔子的思想在当时仍有着很大影响,但它表现为一种怎样的形态呢?怎样透过盛行的玄学之风,看清儒家思想的不息潜流呢?我们认为,孔子音乐思想中所强调的真诚自然的精神,得到了魏晋名士阮籍、嵇康二人的继承,并成为他们最深层的思想基础;同时,正是这一思想基础,导致了他们的复杂人格及矛盾思想。对这些问题做一探讨,有助于我们弄清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纷争实质。     

晋宋之际玄禅背景下中国山水画的兴起

作为中国文学艺术的组成部分,书画在汉末魏晋时期也步入了艺术的自觉。就其发展历程来看,汉末魏晋时期书法艺术率先走向艺术自觉,魏晋之际以表现人物美的人物画又得到充分发展,而晋宋之际以表现自然美的山水画也迎来了独立发展的大好局面。山水画的开创者是宗炳,他同时也是山水画理论的集大成者,至今人们还记得他写的《画山水序》。他倡导的"畅神写意"说,无疑是在此前顾恺之"以形写神"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山水画的独立发展,其前提是山水美的独立,山水必须成为有意义的存在,必须走进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成为一种意象和意境,成为人的精神的拓展和延伸。这一切,又直接依赖于当时盛行的般若思想、佛性论和心性论对人心的洗礼,特别是禅学风气对人精神世界的熏习。     

魏晋时期人物画表现形式的形成和发展

文章通过分析魏晋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探究当时人物画表现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原因,而后通过叙述当时佛像艺术对人物画发展的影响、联系以及顾恺之以形写神、谢赫六法论的提出,总结出魏晋时期人物画以线条造型、色彩烘托的表现形式。     

从“道性自然”到“道率万物之性”——汉晋道家对道与自然关系界定的变化

学界对汉晋时期道家的个案研究较多,但从整体上把握,特别是从道与自然关系的转变来研究汉晋道家的则不多。汉代《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明确提出了"道性自然"观点,认为自然是道的自然、道化生万物和治身治国都要遵循道的特点——自然。魏晋时期的王弼、郭象则认为,自然是万物的自然,万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遵循万物之性的结果;同样,治身治国也要以人之自然本性为准则。汉晋道家思想从道性自然到道率万物之性的转变,体现出道法自然理念在汉晋时期的发展,也是汉晋时期社会变化的缩影。     

墓志所见五代十国时期儒道佛信仰

五代十国时期尽管社会动荡不已,但仍延续了唐代以来儒道佛三教并存的多元信仰格局。儒道佛信仰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地域中分布、影响不一,总体来说,儒家思想居于五代社会信仰格局的主导地位,道、佛信仰仅作为儒家信仰的补充而存在。本文以历年出土的五代十国墓志为研究对象,结合传统文献,对墓志中所反映的五代时期社会信仰状况作了探讨。     

憨山德清:圆融化一的佛道观

德清在以佛释老的基础上,实现了弘法护教的佛教理念,在思想认识上超越了宋儒对佛道二教的批评,为晚明的佛道会通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这正是德清佛道观思想的意义所在。晚明时期,士大夫中形成所谓"逃禅之风",甚至出现"士大夫无不谈禅"的局面。而佛教僧人也大多倡导儒释道的合一,     

试论中国画的精神指向

中国画体现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对世界本质的探索和思维的成就体现在"道"中。"道"是万物的本体,所以中华文化的本质即是"道"。中国画就是孕育在这样一个大文化氛围中。因此,道、儒、佛长久以来主导着传统中国画的精神内涵。     

略论儒家思想对早期全真诸子的影响——以王重阳、马钰和丘处机为中心

全真道"不主一相、不居一教",高举"三教合一"之旗帜,推阐其性命之全真,在思想上与儒、佛、道三家都具有程度不等的承继关系,即采撷三教之思想,用以解决国破家亡时知识分子所普遍感受到的问题。本文主要讨论儒家思想对早期全真诸子如王重阳、马钰和丘处机等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梳他们融摄儒家思想各自的特色。     

儒学嬗变与魏晋文艺精神的崛起

自汉末以来,儒家思想逐渐衰落并发生裂变,最突出的表现是玄学的产生。玄学影响下的文人出现了"以无御有"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这种思想与文艺发展相联系,文艺精神开始在作品中涌动。在这其中,名士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们对于起兴的重视、对于唯美的追求和对于道的追寻,使文艺精神进一步升华。同时,名士聚居的世族开始舍弃经学而重视文化修养,文艺成为能让家族重现光彩的重要形式,这对魏晋文艺精神的崛起具有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