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1882—1911年)徐州近代工业发展概述

晚清徐州的工业主要有贾汪煤矿和几家轻工业。贾汪煤矿成立于 1882年 ,名为官督商办 ,实际乃民营性质。贾汪煤矿在晚清曾五易其主 ,经过多次变革和增股 ,贾汪煤矿已初具规模 ,成为江苏省第一个近代化能源工业基地 ,并为广袤的徐淮地区引进了第一台蒸汽机 ,初步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封建经济成分 ,为 2 0世纪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 ,徐州还有宿迁“耀徐玻璃厂”、“徐州劝工厂”、“宿迁永丰机器面粉公司”等近代工业 ,但由于资金缺乏、交通不便、苛杂太多、管理不善、人才缺乏等原因 ,发展缓慢。总体上说 ,晚清徐州工业特点为 :起步早、数量少 ;单位资本大、总体资本小 ;技术落后、设备不齐 ;门类不全 ,不能配合。     

基督教会与晚清台湾的教育事业(1860-1895)

晚清三十年间(1860-1895),尽管教案频发,但英国和加拿大基督教会在台湾进行的传教事业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与此同时,基督教会在台湾创办了近代教育,设立各类学校,推广白话字、创办报纸等.教会教育引进西方先进教育观念和方式,客观上对晚清台湾教育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     

晚清时期上海与文士治生

自晚清中外通商以来,上海则很少受到战争的破坏,江南的许多富商大贾、文人雅士避难到上海,或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中一些文士齐集上海治生和经商,一时成为前所未有的景象,出于各种原因从事治生或经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除了传统文人的教授生徒、谋职于书院以获得膏火银、游幕、出售书画作品、行医等治生手段外,还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色,如有的文人从事办报、翻译、买办等具有近代化特色的行业.有的不乏成为上海颇有影响的人士.     

晚清中国人的神道观--以外交官和考察游历官为中心

本文以甲午中日战争为分水岭,援用大量原始史料,具体分析了主要以外交官和考察游历官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神道的态度的转变,及这些官员基于不同的人生观、政治立场,而产生的不同的神道观。这些变化生动展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的波澜壮阔的变化,预示着新的社会变革的发生。     

晚明党社与崇祯教案新探——以漳州地区为考察中心

明末艾儒略在福建传教活动遭遇了反教士人的激烈抨击,引发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崇祯教案”。这波反教(“辟邪”)浪潮由漳籍居士黄贞挑起,福建官员或闽籍士大夫施邦曜、颜茂猷、蒋德璟、周之夔等纷纷卷入其中,漳州地区成为当时的反教漩涡中心。反教士大夫高举维护儒家正统的大旗,对天主教思想学说进行了措辞严厉的口诛笔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反教舆论的阵势背后,映射的是明末党社的纷争纠葛,这也是天主教在晚明社会传播所必须时刻面对和适应的现实际遇与历史处境。透过《破邪集》中不同人物的立场和思想言论,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士大夫对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认识是多元化的,同时也传递着可以外来宗教传播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晚明党社运动和政治生态的强烈信号。     

晚清寓华新教传教士的儒学观——以林乐知在上海所办《万国公报》为中心

晚清来华以林乐知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看法和态度存在着“合儒”、“补儒”、“批儒”、“代儒”等环环相扣的四个层次,其中,“合儒”是一种文化策略,“代儒”———基督教征服中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补儒”、“批儒”则是从“合儒”到“代儒”之间的必要手段和桥梁。西教士对儒学中的缺陷、不足和劣根性等批语是完全站在西方人立场和基督教的角度进行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对动摇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教育和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不无助益,因而在近代中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启蒙作用。     

华西地区基督教传教士人类学思想演变初探(1922—1950)——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中心的考察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华西地区传教士人类学事业的中心,在其存在的近30年间,历经非基督教运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等重大社会变革。学会的组织结构、研究方向、学术思想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单纯的探险转向为中国民众务实服务,从独立自主到寻求与中国政府的合作等变化都充分展现了基督教传教士人类学事业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互相渗透变化的内在理路。     

中美平面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设置比较研究——以美国奥本大学平面设计专业为例

美国大学艺术设计教育对我国高职艺术设计教育极具参考价值。以奥本大学为例,其艺术设计教育课程设计逻辑性强,在设计理念上实行长效机制、淘汰机制,学校院系、专业经常举办设计大赛、展览和论坛,具有相对稳定的设计教育制度体系,提倡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可根据自身情况,参考、借鉴、吸收其中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模式。     

仪式变革与合法性建构——以曲阜祭孔仪式的恢复(1978—1988)为例

祭孔仪式是传统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仪式之一,其在新中国的复办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孔子诞辰故里游”。这一活动是曲阜县政府在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顶层设计引导下,挖掘自身特色资源,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重要举措。曲阜县政府通过与孔子后裔、儒学学者和海内外客商的互动,将种种经济要素纳入祭孔仪式,显著提升了经济实绩,其党政官员也由此获得了晋升。本研究通过曲阜祭孔仪式复办的个案,揭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治系统中的一个关键过程：中央确立的绩效合法性逻辑如何传导至基层,以及处于接点部位的县域政府如何通过诸如传统政治仪式的“现代化改编”等创新治理行为予以落实并得到积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