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诗》学观及其政教思想

《诗经新义》在政治权力的托庇下，成为官方教学的教材和科举取士的标准。随着熙宁变法的失败，新学与新党失势，《诗经新义》也处于被诟病批评的舆论状态。其对《诗经》文本的穿凿附会与断章取义固然铁证如山，但其创作生成的背后动因则更值得关注。跳出尊《序》与疑《序》的二元划分，重新审视《诗经新义》与《毛诗序》的关系，把握荆公对诗歌本质是“法度”的认识以及“教化”的设计初衷，才能真正了解荆公的《诗》学观与政教思想，并对熙宁变法中《诗经新义》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做出更为全面的评判。     

论理雅各对朱熹《诗》学的接受

理雅各英译《诗经》与朱熹《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雅各不仅赞同朱熹"自然的"批评风格,而且在废《序》言《诗》、比兴标定等具体问题上亦与朱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使得英文世界第一部全译本《诗经》自面世以来就带着浓厚的宋学色彩。当然,理雅各对朱熹的推崇并不是毫无判断的盲从,而是批判性的欣赏。     

从汉代四家《诗》的异同看《毛诗序》的成型时间

《毛诗序》有相对一致的解释思路,十五国《风》、大小《雅》各部分的《序》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相邻的《序》文也往往有一定的关联度,则其很可能成型于一人之手。三家《诗》本无序、四家《诗》解说有不少歧异,说明《毛诗序》非出于诗人、国史、周之乐官、孔子、子夏。先秦时期虽也有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的趋向,但尚未成为普遍原则。《毛诗序》与三家《诗》皆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说明它们是同一时代的选择。而《毛诗序》比三家《诗》有更浓厚的政治教化的意味,则《毛诗序》晚于三家《诗》的创立。三家《诗》的创立在高后至文帝时,结合《序》《传》关系、《序》的资料来源,可以断定《毛诗序》的成型在景帝前元二年至中元五年间。     

论姜夔的"风雅美学观"

自<诗经>始我国古代文学中"风雅兴寄"的美学精神便一脉传承.<毛诗序>释"风雅"曰:"风者,讽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多次将一风雅"并举提出"圣文之雅丽",强调作品意蕴的雅正.他释<诗经>"六义"时说,"风清而不杂""文丽而不淫"认为"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这些都为古代艺术的风雅传统定下了基调并为后世的文艺思想与美学观奠定了基础.     

《诗经》研究之津筏——读冯浩菲教授《历代诗经论说述评》

冯浩菲先生的新著———《历代诗经论说述评》(以下简称《述评》或冯著)于200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从经学的角度研究《诗经》,是建国后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是当今传承《诗经》文化、弥合历史断裂的重要津筏。笔者读后认为主要有两大特色:一、从《毛诗》入手,以经学立基冯先生在《述评·序》中说:“近百年来所出现的有关《诗经》的专书,以注释和文化阐释为大宗,论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即所谓经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这种看法可以说抓住了现代《诗经》研究的主要问题。其实,从《毛传》到现代人研究著作如吴闿生《诗义会通》、林义皇《诗…     

"蜀石经"与《十三经》的结集

儒家"十三经"何时结集而成,自古迄今,众说纷纭。本文通过考察,发现始于孟蜀广政而成于北宋宣和的"蜀石经",已经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刻入石经,从而完成了"十三经"的结集过程。《孟子》之刻入石经,标志着儒学从"尊经重传",到"尊经重子"传统的转变;也预示着儒学从重视"经学"到重视"理学"的时代的来临。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 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与客观基础。     

孔颖达的《诗序》观

《诗序》观是孔颖达《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诗序》的作者和价值两个方面。他在《毛诗正义》中有8处说《诗序》的作者是子夏,但又有2处言及毛公和他人,这种矛盾不是《毛诗正义》作者的群体性造成的,而是因为他疏郑笺时自觉遵从郑玄"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之说。从全局来看,他按照"举重可以包轻"等原则,将《诗序》的作者最终归于子夏,其目的是为提高子夏的地位,将尊序推向极致,以充分发挥《诗序》的作用,建构《诗》学的理论体系,树立经典的权威,服务于时代大一统诗教的需要。     

新世纪《诗本义》研究综述

欧阳修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文献学家。他以文学家、经学家的双重身份来解诗,对《诗经》注解的权威著作《毛传》和《郑笺》提出了批评,并对《诗序》进行质疑进而删改,他"据文求义"力图还原《诗经》的"本义"。欧阳修的《诗本义》,在《诗经》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进入新世纪,有关《诗本义》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可以让我们对欧阳修的诗经学成就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对《史记》修撰的影响

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的宗旨之一是为"上明三王之道",其修《史记》实效孔子作《春秋》而为,故《春秋》"王道"思想对司马迁修史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重"德"尊"礼",强调以"亲民"为中心的德政的重要性,并注意到"德"性对国家直至君王个人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司马迁重视"德"性的作用有时对其传记的写作间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德"性的书写上也有一些独特的方式。在尊"礼"问题上,司马迁对礼让精神的揄扬、对礼仪规范的要求,都反映了《春秋》"王道"思想对太史公精神的渗透,直至"法天则地"这一"礼"的最高理想的彰显。司马迁既接受了《春秋》"王道"思想的影响,又受到了孟子、董仲舒等人"王道"思想的濡染,并加以了发展,将"德"政思想与刑名之学关联起来。     

陆贾对《诗经》的阐释

陆贾对《诗经》进行阐释:以仁解《鹿鸣》,进而提出普遍原则;以义解《关雎》,赋予政治哲学内涵。他强调《诗经》的仁义观,使《诗经》具有强烈的仁义政教功能,同时为自己的政治理论寻找经典的根据。他认为《诗经》有"情得以利"之效,兼重诗情、诗志,继承了孔子《诗论》说。他结合时代背景来阐释具体《诗》篇,使《诗》义的内涵更丰富、更有时代感。     

马克思与正义——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的一场争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热潮是由一场"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引发的.从立场上看,主要有"马克思反对正义"和"马克思赞成正义"两派,议题涉及正义价值的来源问题、道德善和非道德善问题、道德现实主义问题、道德改良主义问题等.在争论中,虽然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现作出了合理客观的评价,但从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西学立场来看,英美学界实际上是想借助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为新型的资本主义良序社会扫除障碍.所以,由这场争论带动的正义问题研究,从程度上讲,尽管很深入,但却不彻底.     

西医东渐及其与中医的碰撞

在西医东渐过程中,中西两种医学的相遇及其关系涉及到社会、思想、文化因素.考察历史的过程中重点关注民国时期的"废止中医案",认为当前关于中医存废的争论是历史问题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中西医论争是外部因素推动的结果,而非根源于医疗实践.最终将中西医争论的问题引入到医学自身的进步上去.     

师道的力量

中国人历来讲究师道。《礼记·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韩愈更是一针见血地指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中国的艺术史,很大程度上讲就是师承衍化史、尊师重道史。蒋天枢是陈寅恪先生早年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的学生。1949年以后,十余年间师生二人只见过两次面。1964年,病榻之     

诗教与中国“和”文化

孔子的诗教是用《诗经》来进行礼乐教化。其教化个人的目标是成就"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礼"乐"既是维系政纲、社会秩序的典章制度和上尊下卑的伦理纲常,又逐渐成为君子之"德"的体现。周礼、诗教、对君子人格的推崇都是为了建设周礼提出的"和"的社会理想,实现"和"之上的小康。     

“忠臣尽心”:《鹿鸣》传笺歧解与经义建构

《鹿鸣》作为《诗经》"四始"之一,在经学中有着重要地位。毛传、郑笺虽然都以小序"忠臣尽心"解诗,但对"忠臣"的理解有着儒法之异。毛传之解基本贴切经文,其最大的败笔是以"至道"解"周行",违背了经文用语的语言学意义。而其所释全诗主旨在于君以宾之位待群臣,群臣方以臣之分报君。这就意味着君不以一己之智治国,而是尊重群臣、倚仗群臣治国,由此必然导向虚君。郑玄则竭力将赴宴者区分为嘉宾与群臣,由群臣招呼贤者成为嘉宾,并置之周之列位。于是在郑玄的经义中,只允许存在君臣之分,绝不容有非臣之宾师,乃是一绝对的君尊臣卑观念。     

缘复仇以明王义——《公羊传》“九世复仇”说辨正

在齐灭纪一事上,《公羊传》的作者贤齐襄公能复九世之仇,引起历世争讼。质疑者往往从事理与经义角度批评"九世复仇"为无稽之谈,却不明乎《公羊传》本以《春秋》为借事明义之书,托齐襄能为远祖复仇,实为张大复仇之义,并非真许复仇于九世之后。不过,一些学者以"复仇"违背"尊王"质疑"九世复仇"的观点恰恰补正了《公羊》学者历来在诠释"九世复仇"时的阙如。一方面,"尊王"首先意味着"尊天子",若推本公羊学诞生的历史情境,认为"九世复仇"隐含了导向"仇天子"之抽象可能亦未为不可;另一方面,《公羊传》所谓"尊王"本非尊时王,而是尊王道、王义,故"复仇"不仅不违背尊王,而是以推明王道正义于"无王"之世为最终目的。     

需卦上六爻不当位问题及解《易》体例略论

关于需卦上六爻当位与否的问题,自《需卦·象》所言"虽不当位,未大失也"以来,就一直争议不断。若从卦爻象上来看,阴爻居上六之位,乃是阴爻居阴位,所以是当位;但若从阴阳对应、爻位变化方面来看,阴上阳下,与《周易》乾为首卦、阳性为尊之精神不合,更何况,阴居上而三阳来,阴爻性柔顺,不宜为主来招待三阳,故为不当位。基于对《需》卦上六爻的诠释,在解《易》体例方面,除了要重视《彖》、《象》及《文言》与《易》经之间的思想关联,更应该在解《易》的过程中重视《序卦》的卦序次递推演关系,从而在整体思维的指引下进行综合性诠释,以有效化解碎片化、孤立化的研究模式。     

宋代学者对《周礼》的争论

宋代学者围绕《周礼》的真伪及作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尊信者认为,《周礼》为周公遗制,是最完备的治国大典,可以用之万世,怀疑者认为,《周礼》为刘歆傅会而成,内容荒诞不经,不符合上古社会,实为祸乱天下之典,折中者认为,《周礼》非纂于一人一时,其中既有周公旧章,又有后人陆续搀人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冬官》并未遗失,一些学者还分析了《周礼》不能推行于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