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对人性中根本矛盾的解决

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体。人性中既有美好闪光的一面,又有丑陋猥琐的一面,这种矛盾的对立统一形成了人生的痛苦和社会动荡的根源,于是便有了古今哲人关于人性为善为恶的争论。国家、社会企图用道德、法律来抑制人性中的弱点,发扬人性中的优点,以求得社会的安定祥和。然而我们发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人性中的弱点得到了抑制,但并未彻底消除,人性的负面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佛法对人性问题有深刻独到的看法,它不认为人之善恶便是人的本性,在人之善恶之后尚有一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东西——佛性,善恶不过是佛性的外在表现,只要我们以正智般若照破无明烦恼,则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贪嗔痴亦可作学佛之用。如此,人性中的矛盾自然消融,社会矛盾也随之解决。佛日居士在《佛法对人性中根本矛盾的解决》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别有一番新意。     

论道德叙事

哲学的叙事就是有关生命和生活的道德叙事,道德叙事的主体通过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中的事件叙述,呈现或揭示隐藏在这些体验、经历、事件或行为背后的道德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创造出生命或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存在形式和生活运行轨迹表明道德叙事的主体是一个在时间流逝中呈现的历史主体;有意义的人生和道德生活表明道德叙事是基于一个统一主题对人性目的的理解。"道德主体""历时性""人性目的论""主题统一性"和"可理解性"构成了道德叙事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通过"道德训诫"把"未受教化而偶然所是的人"转化为"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这是人类深层次的道德叙事。     

金庸小说中的侠与情

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视为一部对人性审视的范本,其中的故事情节蕴含了中华民族某些良好品质。这些小说,若用审美的眼光来看,不仅仅是作者对人生的体悟,同时也是作者对传统文化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想象,极富教育的意义。自古我们讲究忠、孝的行为与精神模式,特别是在草莽社会——江湖,有一套与之相应的行为与精神模式,这就是"侠、情"。金庸小说中的"侠、情"实际上是"忠、孝"在社会生活的扩大化,同时在这两个范畴之中达到了自身的辩证与统一,以期人们无论在任何时代,都能发扬中华民族特有的任侠果敢、至情至性的精神。金庸所说的侠士境界,包含"儒侠"、"道侠"、"佛侠"和"丑侠",强调了人性对于真诚与自由的追求。     

人性：德育建构的始基

人性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统一体,它是德育建构的内在动因.理论上人性观为德育预设了理论的逻辑起点、价值取向和方法论体系,形成了德育范式;历史中人性观的发展预制着德育形态的变迁.人性与德育的相关性在现代社会具体化为“主体”认知发展带来的三次德育范式转变.     

从美学角度透视“伟大心灵”

本文试图从朗吉努斯“伟大的心灵”论入手,用美学视角剖析“伟大的心灵”在古希腊罗马民主政治社会时期的形成、运动和跃迁,从而在“伟大的心灵”的阐释中把这一崇高的主体精神实体有意识完满建构的美学意义引向主体塑造意义、审美创造意义和民主政治社会意义。以期为我们发掘古希腊罗马这部美学打开一条通道,为建构现代美学接通-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本思想和人性文化的主血脉。     

从美学角度透视"伟大的心灵"

本文试图从朗吉努斯"伟大的心灵"论入手,用美学视角剖析"伟大的心灵"在古希腊罗马民主政治社会时期的形成、运动和跃迁,从而在"伟大的心灵"的阐释中把这一崇高的主体精神实体有意识完满建构的美学意义引向主体塑造意义、审美创造意义和民主政治社会意义.以期为我们发掘古希腊罗马这部美学打开一条通道,为建构现代美学接通一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本思想和人性文化的主血脉.     

麦金太尔论自我与共同体的联结——兼论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美德何以可能

关于自我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麦金太尔将其置于美德理论建构的视阈中讨论。他提出了一种叙事性的自我观,从可理解性、可持续性、可解释性、角色统一性等方面提出了自我与共同体联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时,他也指出传统为这样一种联结提供了社会背景,实践的内在善则为其提供了规定性内容。而且,自我与美德之间的统一,要基于对共同体的善的认可来实现。正是社会目的论集中体现了自我与共同体联结的内在结构。此外,他进一步刻画了自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爱国主义被视为一种核心的美德如何可能。     

政治的去道德化努力——韩非对政治与道德关系之思考

在战争四起、社会动荡的诸子时代,政治的正当性与有效性是诸子无可回避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与儒家对于道德在政治治理与政治行为中之价值的充分肯定而表现出的泛道德化倾向不同,也与道家因对"道"的推崇与服膺而对政治治理与社会管理的理解呈现为一种超道德化的立场不同,有鉴于对人性的不信任及道德在政治运作当中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韩非的思想彰显了一种去道德化的政治理论建构之努力。当然,关于道德、习惯与法律,我们应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它们,并让其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     

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反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

19世纪中叶,达尔文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达尔文进化论。现代社会中,这一理论发展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在上部《清晨》中建立了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化外世界,在现代文明对应下的鄂伦温克人和谐自足的生活构成了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无声的反抗;在下部《黄昏》及尾声《半个月亮》中处处显露现代文明发展至今自身所显露出来的种种焦虑感,瓦解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中部《正午》中显示了作者对于传统现代共融的美好构想,表达了在现代文明社会,我们应推崇的应该是一种更加多样和包容的世界观,而非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向的无休止的争斗。     

规则与标准——重析休谟“趣味标准”的双重内涵

休谟"趣味标准"理论中蕴含的"规则"与"标准"的双重内涵,体现了这位思想家对于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洞察,同时这两重内涵之间的理论张力也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休谟既敏锐地看到个人趣味中偶然而主观性的一面,同时又乐观地相信自然健全的人性与社会历史的进步会逐渐改善人们的趣味。后世对于这一问题的种种争鸣,一方面丰富了休谟的思想,另一方面折射出了时代文化的不同发展、弊端与诉求,对于我们现今的社会文化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戴上面具的笛卡尔与卸下面具的卢梭

笛卡尔与卢梭在论述自我与他人、外部世界、社会的关系时,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进路。对笛卡尔来说,这一关系需要以不同形式的面具为中介。这一面具或者是普遍怀疑之后的观念与表象学说,或者是临时道德策略的庇护。笛卡尔最终试图通过宽宏这一德性来卸下这些面具。而对卢梭来说,他一开始就致力于卸下文明社会中的人性面具,从而实现人性的透明性。这体现在他对自然状态中人性的回溯和对爱弥儿的道德教育等处。而在最后"孤独漫步者"的身影中,卸下面具的状态无法在社会中持驻下来。笛卡尔与卢梭在面具问题上的不同策略及其结局,展示了近代哲学在"我思"的思想前提之下,面对其遗留问题走出的不同发展道路与所到达的不同终点。     

试论王夫之的“通”论思想

王夫之深刻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通"之精神,并在其"通"论思想的具体展开过程中,表达了重视个体与殊异性等颇具现代性意义的思想内容。在天人关系中,王夫之阐明了天人相通相继但不同的道理;在社会历史领域,他强调以"变通"之精神师法古人智慧,以应对当下社会具体问题;他继承和吸收了张载的"通"观念,在伦理学中强调在尊重他者的基础上以"尽己"和"推己"的方式与他人交往的平等思想,并在人性论中彰显了人性的丰富性及人性与物性相通的内容;在知行问题的阐述过程中,他从"诚明"与"知行"关系层面,深刻揭示了广义的知与行在人之成德、成性过程中所具有的相通性。王夫之的"通"论思想,为我们思考当代社会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智慧提供了新的致思路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性和道德价值的同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性和道德价值的同构章海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性和道德都是一种价值系统。不同的经济形态中,两者有着不同的关系,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它们之间存在着价值的同构。从人性的静止状态来看,它呈现为一个不同层次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的体...     

同情的进步——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的文明问题

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强调道德判断的情境性和道德情感的社会生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持有一种相对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在斯密那里,跨文化的比较始终是可能的,因为自然合宜性构成了我们评判某一习俗的客观的、外在的尺度。文明与野蛮的差别在斯密那里并不是中性的,文明社会与野蛮民族在生活条件上的差别本身就具有重要的道德后果,而且文明的进程在道德上体现为人的同情能力的进步。斯密借助“文明”的概念表达了一种关于人性完满性的理想,这一理想使他得以对18世纪欧洲社会本身持有一种批判的立场。     

《边城》:人性光环下的悲剧建构

沈从文的《边城》用"人性"为我们展现出一幅美好和谐的世外桃源画面,但是这仅仅是作者为我们构建的表层话语组合,从深层结构上来看,《边城》则包含着由死亡事件作为主线而透露出来的悲剧感,表现出现代与传统冲突带来的无奈和悲剧情绪。     

论人性及人性的价值导向和制度规约

我们不能笼统地或抽象地谈论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具体的,具体的人性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在其特定的社会时空和社会关系中满足和实现需要的行为表现,人在满足需要的行为中表现其人性,在社会关系中获得规定性。人性从表现到获得规定性,存在着两道“闸门”,即价值导向和制度规约。     

大学生社会化辅导的必要性——大学生与社会人员的差异研究

毕业生走向社会,适应与否,会严重影响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而作为其影响因素——人性哲学观的不同会对大学生的社会化尤其是就业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使用Wrighsman的人性哲学量表调查了苏州部分学校的大学生和社会一些参与工作的人员,发现大学生与参加工作的社会人员在独立性、人性的理性与意志力、人性的复杂几个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可能是我们在大学生走向社会前给其辅导的内容之一。大学教育者在大学生走向社会前应该对其进行社会化方面的辅导,了解作为学生与社会可能存在的差异,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以减少其由于社会化不良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性范畴及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

<正>在马克思的德文版原著中,"人性"一词用"Die Humahitat"表示,意指与动物相比较而言人的属性,还有"仁爱"、"人道"的含义;"人的本质"一词用"Das Wesendes Menchns"表示,意指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或根本性质。马克思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在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过程中论及人性和人的本质,并有针对性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是我们解读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性范畴和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的重要依据。     

向秀《庄子注》主旨之蠡测——从向、郭人性观的差异切入

学界普遍认为,向秀《庄子注》的主旨与郭象《庄子注》的主旨一致,均为"名教即自然",这一看法值得商榷。考今本郭注,可知其中蕴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观,一种视"仁义"为普遍人性,另一种则仅将"仁"视为少数人的个性。种种迹象表明,这两种人性观的并存是今本郭注中混入向注所致,前者无疑是郭象的人性观,后者则应当是向秀的人性观。由向秀的人性观,可引申出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相类似的观点——伸张个性、顺任自然。这便是向注之主旨。将这一主旨以及向秀的人性观用于解释向秀之言行事迹,可以解释得圆满通透,这进一步印证了伸张个性、顺任自然才是向注主旨;学界以往认定向注主旨为"名教即自然"的论据则颇为牵强,殊难成立。     

人性结构与管理性质

<正>任何管理实践的推进与管理思想的演化都离不开对人及其本质的认识。那么,管理与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澄清这一问题必须考察管理中的人性是如何展现的,进而探讨为确保了人在管理实践中的主体性及目的性,人性对管理实践应当有哪些内在规定。一、管理中的人性考察:反思与批判现代意义的管理学诞生仅有百年,但管理活动伴随着人类同时出现。人类在探寻良好的治理之道的过程中,对人性提出了种种假设,并在以人性假设为前提的各种管理观念的指导下进行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