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新生代艺术空间与多元文化的并置

2008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变革的同时,催生了一批新生代艺术空间,它们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画廊或美术馆,它们与当代艺术重要特征之一"多元化"气质相投,作为当代艺术的载体更为包容,作为经营体更为灵活,与多元文化并置,充满朝气。以郑州为例,通过时间与地缘定位坐标,探讨中原地区新生代艺术空间的生存状态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论萧乾小说象征化创作

萧乾是现代小说家中最自觉运用象征诗艺进行创作的作家之一,其创作的小说主要通过对文化哲理的隐喻、个人情感及经历的暗示以及对社会现实的象征三个层面来完成对象征艺术天地的营造.他的象征具有"影射性"、简约化、单纯化和半透明化等特点.     

苏曼殊小说新论

苏曼殊及其小说创作是从旧文学向新文学演变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中间物".苏曼殊从翻译走向小说创作,他的译作带着"小说界革命"所倡导的政治小说的特点而小说创作"六记"全是爱情小说.这既与他的生活体验有关,也与那个时代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特别是小说观念的发展有关.苏曼殊的爱情小说(六记)是他的独特个性的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讲,开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小说的先河.苏曼殊的爱情小说表现了新的恋爱观,表现了对个性解放,个人意志自由的追求.这与"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特别是"人的文学"的倡导是息息相通的.     

《永远的尹雪艳》中对“永远”的反讽——论白先勇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

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是白先勇《台北人》系列的首篇,讲述的是交际花尹雪艳在上海以及之后辗转台北的故事。故事叙述者采用的是客观的全知视角,以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刻画尹雪艳和她身边的众多人物。小说的隐含作者对于叙述者这种貌似"客观"的姿态进行了不露声色的反讽,使得整个小说的主题和寓意变得十分耐人寻味。白先勇的作品多用可靠叙述,但在《永远的尹雪艳》这篇小说里,本文的隐含作者实际上对尹雪艳持一种冷静、批判的态度,这恰与叙述者对尹雪艳的迷恋、钦慕形成鲜明的对比,共同构成了本篇小说不可靠叙述的格局。白先勇之所以使用这种不可靠叙述方式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叙述者的话语有助于读者体会到小说中的悲剧意味;第二,能引发读者的思考,使得尹雪艳身上的象征性浮现出来。     

论世界交往的空间效应——基于马克思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现代性批判视角

资本主义大工业推动了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革命,其直接后果是民族交往向世界交往的跨越。世界交往具有三大空间效应:一是世界交往的时空转换效应。世界交往成功地实现了"用时间换取空间"和"用空间集约时间",推动了资本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创造了资本文明的奇迹。二是世界交往的"空间剥夺"效应。世界交往把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扩展到整个世界,成功地实现了对落后民族、国家的"空间剥夺"。"空间剥夺"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重要视角和内容。三是世界交往的空间解放效应。资本空间解放虽然创造了文明奇迹,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无产阶级将取代资产阶级成为空间解放的主体力量,进而颠覆资本空间、解放劳动空间。劳动空间解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超越雅俗——从类型文学的角度看王小波的小说诗学

<正>从类型文学的角度来说,王小波的小说创作是严肃文学、纯文学、精英文学,有后现代小说文本的特质,具有独创性,也就是充分的反类型化;但其小说的题材、结构、人物塑造、美学风格等方面则有类型化的因子。从本体意义上来说,王小波小说就是在类型化和反类型化的矛盾张力中发展的。一方面,其小说题材的趣味和刺激性、故事情结的戏剧性、人物塑的模式化,在显性的层面上难逃俗趣;另一方面,其小说通过运用影射与戏仿、开放叙事空间的构筑以及文体的杂糅等手段,在隐性层面上具有     

“逍遥”与“无待”:从道家到道教的审美时空

道教延续先秦道家,尤其是庄子以来的中国古典美学对于时间、空间的思考,并与其长生久视、飞升成仙的宗教目标联系起来,将对生命价值的追寻落实到对道的永恒探求之中。无论是"白日升天"还是"山林隐化",无论是缩地装天的道术还是文学瑰丽的想象,都共同讲述着一个打破或者超越时空有限性的梦想。在审美的时空里,修道者逍遥遨游,实现并完成了自我。在改变时间与空间的努力中,在实现从"人"到"仙"的跨越中,呈现出神圣的超越的无与伦比的审美境界。     

A.S.拜厄特与当代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重生

当代英国小说在战后一度经历了"末日论"的寒冬,站在十字路口的小说家们不断探索,重新发现了现实主义传统的价值,推动了英国小说的复兴。本文以女作家拜厄特及其"自觉现实主义"为例,探讨现实主义传统与当代英国小说的演进脉络。拜厄特积极探索小说语言与真实世界之间的互动,既以精准细腻的笔触努力接近客观真实,又将语言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现实主义伟大传统在自我更新和兼容并蓄中获得新生,在揭示拜厄特成功奥秘的同时,展现了战后英国小说的演进轨迹。     

殖民主义时代的时间观——以进化论、民族志、结构主义为对象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第一次指出了时间以及空间对于人类知识的奠基作用,他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知识的基本形式,引领着人们对现象世界的认知和叙述。时间与空间的这种先验奠基的作用,典型地体现于西方现代人类学中:在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人类学话语中,时间以隐秘的方式无所不在,它与其说是标示光阴流逝的度量,毋宁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特别是当它与空间并置的时候,更显其复杂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人类学家跨越空间的阻隔,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异域,跨越的不仅仅是空间的距离,更是时间的距离。本文试图分析人类学的进化论、民族志、结构主义三大范式…     

论都市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批判思想——基于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的视角

在都市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平衡地理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必要和本质特征。作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制造出的最小空间规模,城市空间依然难逃其本质特征的束缚。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范围内,不平衡地理发展使得城市内部空间碎片化、区隔化,建构出一个差异明显、等级鲜明的空间序列。城市内部的空间秩序和空间差异是被资产阶级刻意生产出来的,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是社会分化和阶级差异的重要标志。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直接结果便是在城市中为资产阶级生产出一个排他性、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和充分体现阶级意志的"特权空间"。     

爱伦坡恐怖小说的艺术特色及其对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爱德加·爱伦坡是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其作品包括小说和诗歌等。爱伦坡的小说范围广泛，包括恐怖小说、侦探小说等。其中，爱伦坡的恐怖小说对于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爱伦坡的恐怖小说充满了凶杀、暴力、悬疑等情节，但这些情节却反映了人类灵魂深处的真实存在，是对于人性的探索，充满了一种荒诞却真实的美丽。本论文主要对爱伦坡恐怖小说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并指出其对于现代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     

通过叙事走出创伤——论《特别响,非常近》的后现代主义叙事

《特别响,非常近》是一部反映"9.11"事件后纽约民众如何深受心理创伤的折磨并努力走出阴影的小说,作者乔纳森·萨弗兰·弗尔打破传统的写作模式,在文本中加入照片、符号、图形、留白等语言以外的媒介;与此同时,人物的叙述也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运用了后现代主义叙事手法。     

论了凡诗词的意象空间

在诗词叙事文本的空间建构中,意象空间是诗词空间建构的主要落脚点。了凡的诗词采用空间并置的形式来处理诗歌元素,借助意象群营造意象空间,唤起并激发人们对这些意象空间的感悟。     

居住空间正义缺失的表现、原因及解决路径——以爱德华·苏贾为例

美国地理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爱德华·苏贾以"空间—时间—存在"三元辩证法为理论基础,揭示了居住空间对于人之存在的重要意义,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居住空间正义缺失主要表现为空间贫困和居住分异,揭示了导致空间正义缺失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任性和权力滥用,主张边缘群体应该采取集体行动来对抗空间不正义。     

元小说叙事策略在韩少功作品中的张力——以《第四十三页》为例

作为一个有着文体自觉意识的作家,韩少功在不断地拓宽文体的边界。他在多种文本中都使用了元小说叙事策略,元叙述的应用既扩展了创作的文类,又体现了作家娴熟的叙述技巧。在《第四十三页》中,作者用反省式叙述、互文性效果以及不确定文本使小说中的元叙述策略达到高潮。韩少功用反省式叙述探讨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使小说具有了玄幻的色彩;多重叙述视角让文本具有共时性的互文效果,揭示出两层文本空间的复调特征;元叙事技巧让文本内容充满"不确定"氛围,是作家独特文学观和审美思想的集中体现。     

论苏童《蛇为什么会飞》中的象征

《蛇为什么会飞》以象征叙事为策略,通过蛇、火车站、世纪钟等意象的营造,表达了作者关于人性的欲望化、社会进程中人与城的关系以及人类生存尴尬性境遇等多重意蕴的思考。《蛇为什么会飞》承续了苏童一贯的创作路向,小说虽将作者擅长的历史内容叙说转向现实题材的书写,但小说题旨的隐喻性、多义性与普适性特点依然是苏童创作的真正追求,这也是《蛇为什么会飞》超越一般现实题材作品的意义所在。     

汉魏六朝神仙道教小说艺术谈

汉魏六朝是我国古代小说的初步形成时期,也是我国文言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志怪和轶事小说,并由此奠定了我国文言小说的基础。所谓神仙道教小说,是指以宣扬神仙道术为题材的志怪小说,这类小说以描摹神山异境为能事,张扬神仙可学、道术可求思想,特多奇     

探寻晚清的“中国梦”——晚清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法律想象和审美价值

晚清知识分子梁启超在探索“新”的社会制度、启蒙“新民”方面,展现了无比的热情.梁启超力求以“新”的形式,来呈现他对晚清社会走向“宏大叙事”的理解和定位.《新中国未来记》就是按照他的政治理想所想象和展开的,是他的“中国梦”.从该小说对未来国家的构想、小说叙事时间的表现和小说叙事的多重声音中,我们看到该小说集个人的政治诉求、国家政法制度与社会集体想象于一体,显示了政治小说的特有文体特征.因此,它是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实例.同时,它也为我们今天的“中国梦”打开了一扇幻想的大门.     

金庸小说中的侠与情

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视为一部对人性审视的范本,其中的故事情节蕴含了中华民族某些良好品质。这些小说,若用审美的眼光来看,不仅仅是作者对人生的体悟,同时也是作者对传统文化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想象,极富教育的意义。自古我们讲究忠、孝的行为与精神模式,特别是在草莽社会——江湖,有一套与之相应的行为与精神模式,这就是"侠、情"。金庸小说中的"侠、情"实际上是"忠、孝"在社会生活的扩大化,同时在这两个范畴之中达到了自身的辩证与统一,以期人们无论在任何时代,都能发扬中华民族特有的任侠果敢、至情至性的精神。金庸所说的侠士境界,包含"儒侠"、"道侠"、"佛侠"和"丑侠",强调了人性对于真诚与自由的追求。     

哲学与“空间转向”——通往地方生产的知识

"空间转向"是一种对现代性及其人文社会科学危机进行反思的理论动向。如果将现代性从理论上理解为时间压倒空间的优先性结构及其思想动态,那么整个后现代思潮则可视为一种"空间转向"。它的主旨乃是一种以空间优先于时间的空间化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推动了知识学从以实体和给定性为依据的绝对知识(真理)向主张关系优先于实体的相对性知识、偶然性优先于必然性的情境化知识以及建构(生成)优先于给定的开放性知识的转换。而地方正是这种知识的落脚点,而且立足于生存经验的地方生产知识将成为哲学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形态。以是观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中国梦乃是一种凝聚着地方生产智慧的创造,为这种创造提供知识学的支撑则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