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传统“民本”话语体系的变革

话语体系是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中国古代以"民"为核心的"敬天保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话语体系,不仅对于稳定统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近代以来,毛泽东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中国现实出发,变革了以"民"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形成了以"人民"为核心的"人民当家做主""为人民服务"的话语体系。话语核心的转变体现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意义表达,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城市老建筑空间表达——电影《西小河的夏天》中的江南建构

《西小河的夏天》是一部以浙江绍兴为背景的怀旧电影,以三代人的视角还原了20世纪90年代江南的一个家庭、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化记忆,斩获第22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观众奖。导演周全作为浙江绍兴人,在片中表现出了浓厚的故乡情结。在城市文化迅速发展的冲击下,一座城市的底蕴和文化根基渐渐被湮没,怀旧和追忆成为众多导演表达时代情怀、返璞归真的文化探讨。     

“伯尔曼之思”:从法律信仰到现代性反思——以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流行成因探讨为线索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名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中国广为人知,"法律信仰"超溢了伯尔曼文本范围,甚至进入官方话语体系,成为中国法律实践领域的重要指导。"伯尔曼现象"与中国语境的对话出发点在于"危机-重建"中"法律"和"宗教"的分合,但中国的宗教、法律和社会特点,和伯尔曼的现代性反思和超越视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于"伯尔曼之思"的深入理解正可以为我国探讨宗教与法律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非虚构言语实践与新的语言转向——流行语现象在当代的社会实践价值

目前,以流行语为代表的民间语文的兴起拉开了一场新的语言转向的序幕。基于群众性非虚构叙事行为的现实性和行动性,大众的言说行为突显了主体性,演变为具有民主意义的话语实践。我们把这类兼具"现实性"与"行动性"特征的言语实践称之为"非虚构言语实践",其特征是:文本编码行为、话语言说行为和社会实践行为三位一体。"非虚构言语实践"在当代极具社会实践价值:作为饱含当下性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事实,它以民间包围学院的方式解构了虚构的宏大叙事,以新的话语形式开启了新的文化启蒙的路径;它也促发了言语实践重回本体论地位的认知反思,导致"语言转向"运动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再次整合和发展。     

反思与启示——读《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启蒙哲学》

<正> 反思过去,思考未来,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必要的;对于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渊远流长,近代文化思想又与现代文化思想息息相关,联系紧密,所以,反思过去,对于探索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发展的道路,就显得更为重要。解放以后,曾有不少学术著作对过去进行过反思,但其深度抑或广度,也都不能令人满足。最近出版的张锡勤教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下简称《思想史》)和陈庆坤教授的《中国近代启蒙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下简称《启蒙哲学》)对过去     

启蒙的逻辑与现代性的秘密——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文本学解读

《启蒙辩证法》通过对启蒙理性"抽象同一性"原则的批判,指证了"神话变成了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启蒙辩证法》通过揭秘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从而得出启蒙的逻辑作为现代性之秘密的基本判断.《启蒙辩证法》虽然将卢卡奇基于"物化"思想的现代性批判推进到了工具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定向,然而这一批判仅止步于理性主义批判,尚未达到现代社会资本统治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的原则高度,对启蒙理性蜕化为工具理性的现代性批判,就其本质而言只是对现代性"副本"的批判.     

伦理启蒙的形而上学基础

启蒙作为本源于西方文明的哲学思潮与社会运动,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价值。这一普遍性价值在方法论和伦理学向度上的表征最为明显。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对于启蒙思想的引进和诠释上表现尤甚。相对于西方文明宗教启蒙作为主要论域,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以伦理为中心,内在地要求伦理启蒙作为中国近代启蒙的民族文化特性。虽然近代中国启蒙先行者注意到在方法论和伦理学层面阐扬启蒙的普遍价值,但由于特定历史阶段对富强与主权的强劲要求,作为伦理启蒙的形而上学基础,个体主义被浓墨重彩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涂抹得难以辨认。从地域性和时代性文化中抽离出来的普遍性启蒙精神,被中国人自身文化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禁闭起来。     

伦理启蒙的形而上学基础

启蒙作为本源于西方文明的哲学思潮与社会运动,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价值。这一普遍性价值在方法论和伦理学向度上的表征最为明显。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对于启蒙思想的引进和诠释上表现尤甚。相对于西方文明宗教启蒙作为主要论域,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以伦理为中心,内在地要求伦理启蒙作为中国近代启蒙的民族文化特性。虽然近代中国启蒙先行者注意到在方法论和伦理学层面阐扬启蒙的普遍价值,但由于特定历史阶段对富强与主权的强劲要求,作为伦理启蒙的形而上学基础,个体主义被浓墨重彩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涂抹得难以辨认。从地域性和时代性文化中抽离出来的普遍性启蒙精神,被中国人自身文化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禁闭起来。     

民族主义·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1922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中民族主义话语反思

1922年的非基督教思潮是一次以民族主义话语作为主要运作方式的运动,展现出民族主义在历史语境中的复杂面相。民族主义话语使得本不确定的民族国家,显得确定无疑;它在危机中产生,因而充满紧迫感,并以此拒绝反思;它是人以共同体形式对求生意志的表达,是必需性暴力的延伸。类民族主义话语以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为科学主义、共产主义话语提供了支持,转换篡改了自由主义话语。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周作人、吴虞等知识分子在宗教民族问题上出现分歧和争论,类民族主义话语促成了20年代历史语境下,时势权力与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学衡》文章以民族立场发言,在珍视本民族宗教文化的同时,对外来文化持同情之理解,并对非教运动的消极影响提出批评,展现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在国族问题上的务实品格、宽容态度、批判精神,提示出国族建构的另一种极具价值的路径和可能。     

纸花的自然史——读《繁花》

《繁花》是最近大热的小说,这部小说是处在"历史终结"处书写上海经验的,所以契合了对于上海以及当下中国现状的认知。小说结构导致了小说中没有"历史";小说对"物"的描写提示我们需要对其传达的经验做批判性的理解;小说中"沉默的大多数"正指向了社会存在中人道主义的缺席;小说中没有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正是解读的关键。市民在社会中最终是脆弱不堪的纸花。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启蒙辩证法》的主旨在于反思启蒙如何倒退为神话,以及如此与神话纠缠的启蒙是否还能通过对自身倒退为神话的环节进行反思从而找到拯救自身的出路。《文化工业》一文则表明以真理样态出现的意识形态早已将自己构造出来的系统伪装为"自然",引诱大众深陷其中。对于生活在技术,更进一步说,是技术背后的权力为他们打造的完美世界之中的大众来说,在这个华美的牢笼中反思启蒙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但文化工业理论本身的面世似乎向世人表明事实不尽然如此。于是,挖掘启蒙拯救自身的可能就变得非常必要。     

现代中国语丝体散文的主体话语形态

"语丝体"散文是1920年代现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的成功实践,文体学的理论视角可以有效考察其创作主体深层心理涵蕴及话语复杂性.现代中国"语丝体"散文的自由话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自由"主题的建构,同时也使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品格,进而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核心精神没有堕落或丢失的证明.主体话语的意义功能与力量价值因此更为丰厚深远,从而使"语丝体"散文具备一定的超越性质.     

也读《园冶》

《园冶》是我国造园史上最重要的园林专著。因其诞生年代较晚,又是唯一的一部造园技术专著,常被认为是中国明清园林的技术总结。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园冶》中许多观点具有前瞻性,对今天的设计仍具有指导作用。《园冶》采用以"骈四骊六"为其特征的骈体文,全文气韵贯通,辞藻华丽,不仅在园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和欣赏性。     

韦伯思想在中国

马克斯·韦伯很早就被引入中国,但其影响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显现。韦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同中国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学崛起的进程相一致。中国的社会学一方面需要从韦伯的论述中汲取其弥合行动与结构、唯物与唯心二元对立的成果,彰显其多元因果分析的论述路径;另一方面则要基于中国的文化语境对其《儒教与道教》所阐发的若干基本观点,如儒教与清教的可比性、理想类型运用之得失以及普遍历史与历史个体之关系,进行深刻反思。唯其如此,才能借助韦伯之论述推进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觉"。     

现代性视域下中医药对外传播策略转换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及"中医热"的全球升温,体现精神文化变迁和社会性的现代性价值与现代性语境,给孕育着深奥传统哲学思想的中医药对外传播注入了新的意识、观念和精神内涵,为其在"中学西进"、建构与国际对话以及同西方表达接轨的进程中拥有本土性与民族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现代性语义与框架,探寻如何有效转换过度聚焦西方价值观的传播理念,进一步合理完善语境沟通和传播手段,从而建立基于民族特质与文化价值观的传播策略,构建融通中医药对外话语体系具有良好的现实意义。     

海派文化的建筑风格研究——近代上海建筑风格

现今社会流行的复古风,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文化的一种回归,是一种新的符合需求的"复古文化"。上海的文化与传统的中国文化不太相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提到上海文化一般也会联系到海派文化。近代海派建筑作为反映上海历史的一个侧面,对于它的研究可以唤起公众对于上海本土特色文化的关注。一、海派文化的简述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中说过,"上     

论第三次启蒙的构想及其基本思路

启蒙社会的思想大多会因为时代发展而沦为被批判的对象。发生在农业社会以激活人的精神存在为使命的"权力启蒙",已经成为了工业社会启蒙时期思想家祛魅的靶子;发生在工业社会以人格概念为制度基础、以激活人的物质存在为路径的"法的启蒙",同样留下了"绝对缺陷",导致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的"道德黑洞",并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彻底的"风险社会"。张康之先生的《论伦理精神》是新时代、新技术、新实践催生的新思想。根据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治理要求,突破了第一、二次启蒙的思想界域,提出了人的三重存在:物质存在、精神存在和道德存在,将道德存在应用于合作的社会并嵌入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之中,弥补了第二次启蒙的"绝对缺陷"。这是社会治理模式设计的重大思维转变。人的道德存在的提出、理解和应用是第三次启蒙的基础,没有道德存在的第三次启蒙难以可能。     

孔颖达美学思想发微

<正>被奉为隋末唐初经学大师的孔颖达以主撰《五经正义》扬名于史。《五经正义》历来被视为经学诠释文本,但涵有不可忽视的美学营养。其中《毛诗》、《乐记》、《周易》孔疏,包含美学直接材料,其余各经孔疏,所保留周人以礼乐为中心的泛美学思想材料,也极为丰赡,实系研究早期儒家美学及其承传的宝贵资源。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孔颖达在中国唐代特定文化语境中,是如何展开其哲学和美学本体运思的,以及这种本体运思对于中国古典美学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大象传》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易传》作为《周易》理论化的标志性成果,其对于社会治理提出了大量理论观念,其中又以《大象传》最为突出。清代学者将《大象传》视为《周易》的核心精神所在。在笔者看来,《大象传》以"德治"思想为核心,详细论述了君子从自身道德建构到以德治世的道德扩充,同时,《大象传》也提及在道德的约束下展开"法治"。这种以人性善为基础的法治理念有着浓厚的儒家特色,其以诚信为基础的治世理念对于今日的社会治理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湘籍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的早期启蒙

区域性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在中国早期启蒙之关系,是学界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而且值得进一步开拓和深化的新视角和领域。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启蒙中地位极为重要的湘籍群体,在启蒙他者之前经历了自我被启蒙,并在个体与团体交流、整合依托作用下,实现从个体意识向群体结构意识的递进和转化。他们接受、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有所侧重,对不同受众采取区别启蒙的策略和多路径影响,努力回击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异向启蒙,从而使正向启蒙不仅效果明显,而且影响范围超越本省,辐射全国。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的典型缩影,又有鲜明的地域传统特色。其强调实践理性,注重切合实际及收获实效,可视为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以"外王经世"、"即知即行"、"注重事功"为特征的湖湘文化的天然契合和主动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