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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开创伦理政治模式的鼻祖是周公.周公"神人相分"的天命观第一次融入了"以德配天"的道德内涵;周公确立的"德"、"孝"道德观念与制定的"礼"、"乐"行为规范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重要作用.周公建立"明德慎罚"、"保民重民"的伦理政治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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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通过"德"将天与人整合起来,并通过"配德于天"和"敬德保民"的逻辑展开,富有创见地触碰到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表达了周人的历史反思意识,首开中国政治伦理之先河。在周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力量的交结与撕扯:既有天帝崇拜的残余,又有人文思考的曙光;既有天命思想的纠缠,也有人文精神的觉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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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克商的事实促使周初的统治者反思权利更迭背后所隐藏的“秘密”,促使他们赋予权力更迭以某种思想逻辑。周人继承了殷人的天命观,将自己的历史叙事置于天命的权威之下,同时指出,天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权更迭的过程就是天命转移的过程,“德”是沟通天命与人事的纽结。周人通过“德”将天与人整合起来,并通过“配德于天”和“敬德保民”的逻辑展开,富有创建地触碰到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表达了周人的历史反思意识,首开中国政治伦理之先河。在周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力量的交结与撕扯：既有天帝崇拜的残余,又有人文思考的曙光;既有天命思想的纠缠,也有人文精神的觉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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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一人"作为殷周传世文献中常见的君主自称,有着丰富的义理内涵。从现存《尚书》看,"予一人"体现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专制君主与普通民众的天然对立,而是在"天命-君主-臣民"这一政权体系中,借由对君主这一核心的强调,申明彼时君主稳固这一政权体系的现实职责,以及君王保持天命、臣民与自身的有效沟通,乃至稳固各方力量配比平衡的戒慎之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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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2020,(7)
《书》《诗》二经是《大学》重要的思想渊源,《尚书·康诰》一篇所体现的政教传统,尤为《大学》首句之义理原型所在。《康诰》载,周公述文王受命历程,始于"克明德",进而"显民",终而"丕显"于天;以"天命在周"为前提,周公勖勉周室后人赓续文王德业,其要在保民,而保民之本又在于自身之敬慎其德。根据《康诰》之政教理念,观照《大学》首句"明明德"语,可见其蕴含双重"明"义,实际上对应于"天命在周"这一终极状态;继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盖依循周公守成之教,呈现"承天命→保民→敬德"的推本逻辑。八条目"明明德于天下"至"格物"之论,乃承接这一推本逻辑而来;后续格致至治平之序,复由本及末,正面拓展出一条明德开显之路,在此过程中,《大学》将《尚书》政教传统中特殊性的明德与普遍性的敬德相结合,呈现出一种普遍性的明德精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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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研究》2019,(4)
周公在平息"三监之乱"后便着手于殷遗治理。《周书·酒诰》中,周公训导前殷遗民戒酒、止酒,悬为厉禁,态度坚决,手段强硬。以道理晓喻、德性规劝在先,借助于律法刑杀的手段予以强行约束在后,可谓"宽猛相济,先教后诛"。"予其杀"的对象是违抗禁酒令的群饮者,凸显出周初政治军事斗争的严峻性和法规执行的严厉性。当杀则杀,不留情面。教可立德,杀可立威。周公强调治国先治官,司民之吏应当"正身帅民",率先"不湎于酒",才能在全社会形成断酒、戒酒、谨慎喝酒的良好风尚。周公借酒所实施的殷遗治理,经由历代儒家学者的注疏训诂和意义诠释,渗透着儒家设刑不用、德主刑辅、教威并举、官为民师等价值取向与精神意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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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论、革命论、国家论方面,黄宗羲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存在很大差异。在君主论方面,黄宗羲以“职能”说突破了孟子的“天命”说;在革命论方面,黄宗羲在恢复孟子的“王朝革命”思想的正当性的同时,去除了其“天命”色彩,揭示了“革命”的功利性一面,扩大了革命主体的范围;在国家论方面,黄宗羲根据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论题。突破了“君国一体论”的框架。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中国的政治传统与西方的近代政治思想具有相通因素,二者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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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2020,(5)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论域,西周初年已大体成型,经先秦诸子的理论阐发,一直到清末,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政治实践中一直有着重大影响。民本思想的内涵是:民是注重民生的有德之君获得国家政权(天命)并且维护统治的根本力量。它包涵着一种内在的困境,表现为民本与君本的冲突,其实质是民作为目的性存在和工具性存在之间的冲突。造成这种困境和形成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传统民本思想并没有把民当作真正的政治主体。这是由王权和君主专制制度决定了的。明清之际和清末一些思想家对君主专制作了激烈的批评。中华民国建立后,于"民生"之外更讲求"民权",才使传统民本思想开始摆脱困境,为真正实现自身准备了思想与制度条件。当前我国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其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希望克服传统民本思想的内在困境,以真正实现民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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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研究》2020,(4)
帛书易传《二三子问》所蕴含的丰富政治哲思,是在天人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其德政纲领与理想境界,都与其天道观内在相契,这昭示了其政治哲学的体系性。顺应天道时变是合理施政的前提,《二三子问》正是基于对天道客观性的警惕,充分阐扬了谦卑、忧患、尊天与重民之德。谦卑的哲学基础是人相对于天道的有限性,外在依据则是贤人辅佐之裨益、体察民情之需和执政之忧患。为政者必须倚重于心的"精白",即清明无私的觉察和洞见"几微"的能力,才能保证施政决策与实践得当。"精白"不仅是狭义的认知学说,更关乎政治实践的心性修养。尊天与"敬众"和"敬官任事"互为一体——将外在的天(天道、天命及其所赋予人的具体政治职责)、民众(包括贤人)以及主体内心"戒慎""精白"修养三方面都作为政治行为的约束力量,兼具自律与他律,这也是先秦重民思想的深化。"敬众"表现在抽象的道(德)必然下降于人间社会,求得心物感通和人际协作,及重视"法物"即典章制度建设。其天道观一方面褪去了先秦宗教性和人格化色彩,凸显人的尊严;另一方面则继承了西周以降敬畏上天和天命的思想,天道仍保持超越性,发挥着价值源泉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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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2017,(5)
性善论是儒家人伦文明的精神标志,但它既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主张或所谓应然追求。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它是殷周以来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之继起探索与人文追求的一种历史结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周公的"以德配天"并以制礼作乐的方式完成对殷商以来传统天命观的人伦落实,使中国文化彻底告别了外在信仰的形态,走上了以人伦文明落实天命信仰的道路。继起的孔子,又以个体之士的身份深叩礼乐之源,通过视听言动之内在性统一,将德性文化与礼乐文明凝结为一种君子人格及其人生信仰。到了子思与孟子,则一方面以"天命谓之性"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天命根源,同时又通过实践生活中的"大体"与"小体"之辨,将"天之所予"的道德善性直接落实于君子的日用常行之中,从而完成了对儒家人伦文明的一种信仰凝结与精神奠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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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的宗教信仰与政教实践发微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周公拥有大祭司、摄政王和政教宣化者的多重身份。在周公这里,周人的"上帝"崇拜与"天"之信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周公"以德配天"与"制礼作乐"的文化与制度创设,既表现出理性的精神,又洋溢着对神道的崇敬。周公的政教实践,贯穿着道德的理想,但仍与宗教信仰相配合。周公之信仰与政教实践,对后世儒教有深远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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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2016,(4)
"御"起源于驾车,定型于君主专称。本文通过梳理"御"观念的演变,分析其与中国古代治国之道的关系。文章首先简要论述马在国家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指明以御为治国隐喻的发生根源。接下来沿动、静两条线索展开:第一,御的动词式演进,经历"御马→御民→御臣"的转化。先秦诸子对此均有贡献,但是充分奠定御的君术地位的无疑是韩非,他的"驾车喻"具有"技艺""控制""主体客体对抗"等特征。第二,御的名词式演进,经历"御者→御礼→御制"的转变。这是一个从具体名词到抽象概念凝固化的过程,仪式是名词性演化的核心。秦汉之际,皇权建立,御最终转化为君主专称,儒家的御礼和法家的御臣术共同缔造了强大的君权。御作为君制概念反应了先人对于治国的理解:君主以仪式和控制实现统治,政治生活中充满了对抗,又不乏协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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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商周天命观之变革在于周人以道德之天、伦理之天取代殷商的命定之天与前伦理之天,从而确立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德治传统,表现出“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或者“道德人文主义”的特征。但事实上,“以德受命”“为政以德”可能是源自殷商的一贯传统,而非周人的创造。周人的贡献在于,否定任何氏族、王朝与天“有亲”的观念,将“德”作为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周人的天命观总体上呈现如上倾向,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理性精神的高歌猛进与绝对胜利:一方面,道德性成为天命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西周的天命观仍带有“不完全理性”的成分,与天道“有亲”的观念通过其变形依然得以留存,甚至对春秋末期孔子的天命思想犹有影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