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律观念的德治特色

德治观念是中国早期国家的主要观念,浸染于其中的法律观念也带上了浓郁的德治特色,先教后刑、“刑期于无刑”、“以伐辅德”均是这一特色的体现。此外,伦理观念与法律的结合及对德、刑的灵活运用,也是先秦法律观念的重要特点,而这一特色最终也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形成。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人性论根据——兼评唐镜的《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与人性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人性论及其善恶问题构成了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孔子的"性近习远"说是德治文化的人性论前提,孟子的"人性善"为实行德治提供了可能性,荀子的"人性恶"则揭示了实行德治的必要性。唐镜先生在《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一书中提出孔子的"人性可塑"思想是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理论基石,为我们进一步从人性论角度清理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德治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线索。     

儒家的德治为什么产生了人治的结果

儒家思想家 ,尤其是孔子和孟子 ,本质上是将德政和人治紧密联系起来了。德政和德治的思想 ,原本并非人治的同义词 ,但儒家的德治和德政思想为什么导致了人治的结果 ?人们为什么自觉不自觉地将德治与人治等而视之 ?本文试图从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源、儒家德治导致人治的根本原因、古今德治依赖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分野等方面回答 :究竟是儒家的德治思想导致了人治、等同于人治 ,还是中国古代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了儒家的德治思想与人治思想难以分离或者不可分离的状况。     

比较与参照:中西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与道德意义

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德治与法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对治国方略的理论思考。传统治国方略的主流是儒家的德治,德治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德之人在位;二是在位者推行道德教化;三是实行利民惠民之政;四     

“德治”平议

目前学界批评传统“德治”的意见多带有主观随意性 ,然而对“德治”需要作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公平评价。孔子关于“德治”的本义是“德治”与“政治”并举。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德治”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德治”与“政治”、“刑治”都是通过“礼治”实施的。传统“德治”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个性 ,因此对“德治”的批评应持慎重的态度。在当前实行依法治国的历史时期 ,在认识和实践上都应当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     

提高对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坚持“法治”和“德治”并重的治国方略

通过探讨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的基本内容,论述了它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德治”有什么不同;分析了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法治”和“德治”并重;阐释了我们今天强调“德治”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部深度探讨德治问题的佳作——读李兰芬著《当代中国德治研究》

进入新千年后,在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引发下·德治同题成为理论界关注和探讨的热门话题,有不少颇有见地的著作、文章相继面世.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李兰芬教授的<当代中国德治研究>,就是其中一部难能可贵的探索佳作.     

德治与法治:何以协同?谁更优先?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古代西方走的是法治的道路,而当代西方却开启了复兴德性伦理的运动;古代中国走的是德治的道路,而当代中国却把法治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中西历史治理之道的反向运动表明,必须坚持德治与法治协同共治。考量现实可以发现,治国理政面临着道德滑坡与违法乱纪的双重困扰,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治与法治相协同,意义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需要强调的是,在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与协同中,德治具有价值优先性。     

习近平的道德治理思想

道德治理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以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道德治理为出发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道德治理的总体格局和价值导向,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道德治理价值目标,采取先公德后私德的道德建设路径,强调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从而展现了道德治理思想的深刻性、系统性和感召力。     

以德治国:路径·功能·框架

一、路径开新: 统治、治理、善治将“统治、治理、善治”的治理演进形态作为现代德治的开新路径, 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基本价值判断: 一是中国社会治理发展对于德治的需要程度; 二是人们对于德治价值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三是德治本身以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成果之于中国治理的满足程度。选择治理理论解读“以德治国”, 旨在强调德治并非与法治分庭抗礼, 更不存在任何弱化法治权威的意味, 而只不过是要表明或更好地表明现代治理的多元事实或者说社会控制的多元格局。政治国家、民族地域作为一个实体, 其强大与否, 并不仅仅得益于某种单轨的治理主体…     

“卡里斯玛”崇拜与中国古代“德治

“谁”来实行“德治”、“谁”才能实行“德治”?围绕着这一问题,文章从韦伯的统治结构“三类型”说切入,论述了儒家的“卡里斯玛”崇拜及其与“德治”思想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德治”是以“卡里斯玛”崇拜为特征的“德治”,即“圣王”-“德治”。儒家寄希望于“卡里斯玛”式“圣王”来实现“民本”-“德治”-“邦宁”的“德治”理想。然而,这在“传统型”的君主制政体下是不可能真正和全面实现的。文章还分析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影响,指出除了给君主以“卡里斯玛”光环和一定程度上对君主有规范作用,唯有“德治”思想体系中的“德教”产生了实在的重大影响。     

文化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德治主义

中国古代的德治主义有其深刻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的血缘型社会网络,农耕文明重土地、重经验、重资历、重整体的传统,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结构,对中国古代德治主义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家德刑观论析

在道德与法律、德治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从其仁爱的思想原则出发,主张为政以德,强调社会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主张德刑兼治、德主刑辅,重德治、轻刑政;主张宽猛相济,先教后刑;主张富而后教,强调社会道德教化,重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儒家的德刑观在中国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仍然可以为我们的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型乡村德治建构的若干问题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中国农村继脱贫攻坚之后的战略选择。为了卓有成效地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而且应当建构内容涵盖乡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同时又能有效促进乡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成果于一体的新型乡村德治。新型乡村德治的建构整体上应立足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具体实情,瞄准全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继承中国传统乡村德治模式、近现代乡村建设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为基本遵循,启迪全体村民的伦理觉悟和道德良知,实现乡村德治与善治、法治的有机结合。新型乡村德治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基层组织和全体村民,建构的路径是共建、共治、共享,建构的方式主要有合理吸收传统德治的成果并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总结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土地革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有益经验,制定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并能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时代的乡规民约,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并激励其扎根乡村敦风化俗,合理利用和借鉴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优秀成果等。     

德法并举:实现社会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6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办的"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研讨会在南昌工程学院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等几十个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八十多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法治、德治的内涵及功能;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道德治理的实现机制与实现途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传统和法治精神;社     

牟宗三论政治神话的建构、解构与重构

牟宗三先生认为有两种政治神话,一种是西方民主政治所蜕变的非理性的独裁与极权的政治神话,一种是儒家德治所倡导的各适其性、各遂其生、人皆尧舜的政治神话。在详细阐释政治神话的建构后,通过对根源理性的挺立和次级理性的架构,牟宗三先生解构了西方式非理性的政治神话,重构了一个既保住中国德治之长又开出西方民主之长的中国式现代政治神话。藉此政治神话,牟宗三先生实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使命、现代意义和现代化道路之所在。     

牟宗三论政治神话的建构、解构与重构

牟宗三先生认为有两种政治神话,一种是西方民主政治所蜕变的非理性的独裁与极权的政治神话,一种是儒家德治所倡导的各适其性、各遂其生、人皆尧舜的政治神话。在详细阐释政治神话的建构后,通过对根源理性的挺立和次级理性的架构,牟宗三先生解构了西方式非理性的政治神话,重构了一个既保住中国德治之长又开出西方民主之长的中国式现代政治神话。藉此政治神话,牟宗三先生实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使命、现代意义和现代化道路之所在。     

中西方德治思想比较研究

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治国模式或治国理念 ,中西方古已有之。只是由于积淀了太多的历史污垢 ,又值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和重组 ,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忽略或放弃了对传统德治思想的合理批判和文明传承。对人类历史留给我们的丰厚治国思想遗产进行比较甄别 ,是现代德治获得历史文化合理性支持的必要路径。本文拟从德治思想内涵、德治与法治关系、德治的文化差异等方面对中西方德治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孔、孟与管子德治思想之比较

孔子和孟子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中都有着丰富的德治内容。管子虽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但思想中同样具有德治的内容。孔、孟与管子在德治思想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在惠民爱民、正名、正身率下、以民为本、善政措施、选贤任能等方面有着诸多的一致之处。但出于各自学派的立场,孔、孟与管子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德治的目标与特征、德治的人性论的出发点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儒家德治的四大形态与以德治国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批判性地继承了儒家的德治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善于借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从政以德、以德治国的政治智慧,而且注重挖掘传统仁义道德在当代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角度,儒家阐发的德治可以分为不同的形态,主要有仁治、义治、礼治和孝治四大形态。正因如此,儒家的德治思想不仅体现为从普遍性高度强调以德治国,还体现为致力于从仁、义、礼、孝这四个儒家核心道德理念维度更为具体地阐发独特而深刻的治道思想,这为当代中国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