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要”

论“要”胡传胜１．要在人的生命中最常见，最基本。人对它太熟悉和清楚了，以致从思想角度来讨论它，都显得琐屑、无聊。它在人的具体生命（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在学术或思想上的被忽视状态，形成巨大反差。２．在世界各民族思想中，对要的讨论和对认识（“看”与“言”...     

谈先秦时期的“诵”

先秦的诵可大致分为行人之诵、瞽史之诵和经师之诵。行人之诵就是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瞽史之诵就是把帝王世系、四方古史传说及风俗民情等用“乐语”的形式讲诵传播。经师之诵 ,主要指的是老师传授学生的讲诵。它们是中国早期经典流传的主要形式。“诵”体现在文本上大致是节奏感强 ,韵律和谐     

荀子“情义”观探析

荀子认为自然情欲构成了个体生命存在的基础,但自然情欲具有随环境变迁的流转性以及对于物质对象渴求的无限性等特点,任凭欲望的自然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的冲突与混乱;以“义”为核心的道德原则的确立既是对于欲望进行引导和限制的重要途径,也是人性内涵得以提升和展开的维度,“义”的精神内涵与意义贯穿和表现于各种礼仪形式之“文”中,完美的礼应该是“情文俱尽”,它以物化的形式涵养了个体的情感欲望,又为耳不可见的伦理道德提供感性的保证。苟子的“情义”内涵体现了自然人性与社会文明之间的动态性关联,在其中实现了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的和谐统一。     

“天地之正”与《庄子》自由思想的天道根据

对《庄子》自由思想的主观化解释取向,表现为解除自由与天理所表达的客观秩序的关联,通过去政治化方式达到对自由的审美化、境界化、心理化处理。这一解释取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充分。充分理解《庄子》的自由思想,必须重视对《庄子》自由思想最核心的“天地之正”,后者关联着天道的视域。“天地之正”与“六气之辩”具有一定的张力,前者表现为万物各自遵循自身本性而呈现的自然秩序,而后者可以理解为这一秩序的某种偏离或变异。自由与“天地之正”的关联在于,它来自天道的自然秩序中的深层被动给予性,又以存在者自己的存在参与并承担这种给予性,完成这种给予性,也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自然”。     

物我感通,无为任化——庄子“物化”思想研究

论文从庄周梦蝶的“物化”思想开始分析,阐述庄子与老子“自化”思想的关系,说明物化不仅强调万物以气为根据的变化,更在人与万物之间建立关联与感通,实现物我交融的忘我状态,体现了道家式的“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庄子不仅强调了“物化”中个体生命的自主性和超越性,还说明它与道的必然关联,使人能够突破形体、时空与知识的障碍,直面大道,同于大通,上契天道,实现生命的变化与提升,在与物交接时,不为个人欲望、执念、外物及社会政治所异化。最后论文通过对庄子超越个体生命的现实境遇的方法进行梳理,从而说明物化与坐忘思想的关联,并反驳荀子对庄子的批评。     

从义务概念的两个层次看康德的“说谎难题”

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一文中提出的“对凶犯不可说谎”的主张，在国内外学术界一直都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哲学“难题”。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义务概念的层次性寻求解决的出路。康德对义务首先作了法权义务与德性义务的区分，其中法权义务又被区分为“基于契约的义务”和“作为这些义务之基础的义务”两个层次。“真诚”或“不可说谎”属于后一个层次的义务，它事关公民社会的根基，因而是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违背的，即便个体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必须在所不惜。德性义务中的说谎虽然也是对人格中的人性尊严的伤害，但它只涉及我们自己作为“纯然道德存在者”时的义务，而不涉及公民社会的根基问题。从德性义务的角度来看，说谎虽然“不应当”,但毕竟“可以”现实地存在，尽管说谎者为此必然要受到别人或自己的蔑视。然而，说谎在法权上是绝对不被许可的，因为作为公民，任何个体都没有这个权利，即便在面对凶犯时我们也只能说真话。不过，对凶犯说真话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朋友的生命，因为既然相对于公民社会而言，个体的生命是无足轻重的，那么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朋友，也是我们出于法权义务而应当采取的必然行动。     

“兼”与“交”:墨家“兼爱”思想新探——兼与儒家“仁爱”思想比较

“兼爱”是墨学的核心与基础，平等与交互是兼爱思想的两大支柱。墨家对“交”的强调意在描绘一种交互式的群体结构，“兼爱”不表现为“反求诸己”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必须在群体交往中才能体现出并被遵循的行为准则。墨家“兼爱”旨在建立外向平等秩序，个体与他人及群体在交互社会中密切关联，人己互动塑造着个体行为的边界。儒家“仁爱”思想包含深刻的平等思想，不能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笼统地归结为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只有通过对实现平等之爱的不同路径的反思才能达到对儒墨差异的深刻认识。     

说“道理”

“道理”作为日常用语包含基于事实的观念、言说或推论的根据、“规范”或“规则”以及实践智慧等涵义。与之相应,“讲道理”既指以事实为依据,提出某种观点、看法;也意味着言说及行为过程合乎规范或规则。它与实践智慧相联系,“讲道理”同时涉及所谓实践推论(practical reasoning)。“道理”与“讲道理”,蕴含着当然与必然、真与善、理论知识与实践智慧以及理性与情意等关系。道理”与“讲道理”的哲学意蕴有其历史之源。     

《晚坛功课》“步虚”词解

《晚坛功课》“步虚”词解梁俊雄《玄门日诵晚课》卷首有一首“步虚”词：大道洞玄虚，有念无不契。炼质入仙真，遂成金刚体。超度三界难，地狱五苦解。悉归太上经，静念稽首礼。诵之日久，笔者认为这首“步虚”词五言八句短短四十字，实足为对道教整体之概括，它说明了道...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     

“穷神知化”的生命精神与审美蕴含

“穷神知化”包蕴自然天地的“化”与“变”,亦呈现生命活动及“生生”运演的“化”与“变”.其中的“神”既有自然天地之德性内蕴的“神”性,也有人悟解生命实在与精神、德性品质及审美体验所蕴积的“神”性,并通过人的活动(社会、道德及艺术审美)的现实化、对象化而转化不断放射、放大.“穷神”亦呈现由理性的体认去穷究感性、现实事物及生命存在的本根,深测“大化”运行及内外转换的生态轨迹;“知化”也表征着人们通过感悟生命而润化生命,进而品味、悟解审美与艺术生态之妙的机理.中国古代艺术与审美中的“神”也经由自然生态之“神”、生命之“神”向人转化,通向人的精神之“神”,以凝化、结晶而成就艺术之“神性”.     

《论语》“君子有三畏”章新释

从故训材料看，从《论语》一书的语言内证看，特别是从孔子的思想性格看，《论语·季氏》篇“君子有三畏”章的诸“畏”字只能训为“敬”，训为“敬重”，而不能训为㈠惧”。即便训为“既敬且惧”或“由敬生畏”，也必然会歪曲孔子的思想。     

道统意识下孟子“德位”观之再阐释

孔子之“有德无位”的事实极大冲击了西周以来“以德承命”的信念,儒家学者不得不重新理解德位、德命、德福的关系,“德命”与“时命”的问题成为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对德行与权位关系的阐释不同于以《穷达以时》《荀子·宥坐》为代表的“时命”观。孟子从“圣人一道”的道统意识出发,在塑造与诠释圣人的过程中,聚焦于几种具有代表性与争议性的权力转移方式。孟子吸取西周以来“德福合一”“天命惟德”的思想资源,采用“天与之,人与之”的观念论证圣人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孟子的阐释,尧舜、禹、汤武、孔子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获得或不获得天子之位。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如时遇一般难以捉摸,而是遵循着相对确定化的流程与评价原则,“德位一致”的必然关联被重新建构。     

言简意赅 译味悠长——《古兰经》汉译本“泰斯米叶”的翻译特色

言简意赅译味悠长——《古兰经》汉译本“泰斯米叶”的翻译特色白剑波一“泰斯米叶”（）是穆斯林称颂真主尊名专用语的简称，系阿拉伯语音译，原意是“命名”、“名称”、“称谓”等，引申为专指“诵真主之名”。原文是“”，意译是“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俗称“道泰...     

浅谈《古兰经》中的“叩头经文”

伟大的真主说:“你应当为真主而叩头,你应当亲近真主。”(96∶19)穆圣(愿真主赐他平安)说:“仆人最接近他的养主的途径是在他叩头时,因此,你们要多做这样的祈祷。”一、叩头经文:“叩头经文”是《古兰经》中最尊贵的经文章节,而叩头是穆斯林崇拜真主最直接、最虔诚、最恭敬的行为方式之一。《古兰经》中有15处需叩头的经文,穆斯林男女在诵读或倾听到这些“叩头经文”时,不论是在拜内或拜外、有意或无意地听或诵,皆须遵照教法有关规定履行叩头义务,这是“肯定的圣行”。伊斯兰教各教法学派对有关《古兰经》中“叩头经文”的数目和出处有不同…     

由“道德束缚”到“道德美感”——乐道而自得的“孔颜之乐”境界

“孔颜之乐”的体验由“道德束缚”转变为“道德美感”,是源于这种美是生命主体在悟道、得道、践道的过程中,消融了道德在人生命中的紧张感、异质感,在美之陶冶中自然而然检点身心,从而自觉追求道,自觉运用礼。这种“乐在其中”体验是在道与人之生命相统一后的精神和谐。作为儒家传统命题的“孔颜之乐”在宋代以后多次被理论阐述,宋明理学家对“孔颜之乐”的诠释虽然见仁见智,但相互之间亦存在着共同点,他们在获取“乐”时重视对超越物质基础之上的内在涵养工夫,使“乐”没有摆脱儒家伦理道德成分,指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和谐。     

五台山的“北方佛事”

清脆的钟磐引导,低沉的鱼鼓击节,笙管和着深沉的唱诵。五台山的音声佛事充满了庄严、肃穆、神秘的气氛。五台山传统佛事被当地老辈称为“北方佛事”,这是针对南方僧人来此做南派佛事而言。“北方佛事”特指在近两千年的岁月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木地特色的佛事。“北方佛事”与没有波特称的南方佛事的最明显区别,是北方佛事“带音乐”。“音乐”,指加入钟、鼓、木鱼等法器以外的乐器演奏,如笙、管、笛等。乐     

切“己”与“尽己”——孔子“仁”学诠释的内在进路

孔子讲“仁”是立足于“己”的。在孔子看来,要想在人与人之间能够“行仁讲让”,应当先以“我”(“己”)为原点,彰显“亲亲为大”的真性情。另外,“仁”是人最本质的特征,但凡“知人”者皆具备内省自己(“知己”)的能力;由“知人”而“知己”的过程中无不贯穿着对“仁”德的体察。在切“己”“知人”的前提下,通过“尽己”的方式最后顺利实现“行仁”之目的。     

“虑以下人”与基督的谦卑——从理雅各对“虑以下人”的译解谈起

处于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之交叉点上的理雅各译解蕴藏“儒耶对话”的丰富资源和重要意义.理雅各以“humble”翻译《论语·颜渊篇》第二十五章“虑以下人”中的“下”时,便是有意识地将孔子此语对应于基督宗教思想中的“谦卑”,从而在《论语》和《圣经》两种经典之间开辟出了崭新的思想关联点.在此关联中,我们不但能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虑以下人”与“达”之间内在的必然关联,而且能够进一步反思基督永恒的“谦卑”和“虚己”特质.     

中国数理哲学续论：从“混沌—崩裂”到“七日来复”

在中国古代之数的基本体系中,一、三、五、七之数实为易数的不同表现。《乾凿度》所记一、七、九,可藉谢尔宾斯基三角形观其分形数理,见“混沌”为一,“崩裂”为七、为九的“混沌—崩裂”分形之数。九宫数与“三”“五”关联密切,而“文王演《易》”很可能是潜心推演九宫数及其中数“五”。深究“三”“五”之数理,可以定天下之象、见天下之吉凶。复卦“七日来复”、震卦“七日得”、《庄子》“七日”“七窍”之“七”均与“混沌—崩裂”之数直接相关。震作为“七”的分形之数的集合,兼具“混沌—崩裂”之数理与象义。在东西方哲学与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中,中国数理哲学之“历史”,“推动”并“接续—推动”着人类“哲学”与“科学”的“历史”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