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恶论改变中国

<正>两千多年前在中国进行过一场人性恶与人性善的大辩论,这场辩论至今也没有结束。两千年的封建统治者推崇人性善,性恶论被儒学的卫道士视为异端。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却是性恶论改变了中国。荀子是性恶论的首倡者,他与孟子同是儒家大师。荀子批评孟子的性善论是错误的,认为孟子的性善论不仅严重障碍儒学发展,而且也使儒学脱离社会实践。孟子以人性善为基点,谈人生,谈治国,谈理想,教导人要尽心、知性、知天,保守人生来就有     

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

在整个20世纪,儒学的现代命运始终是中国思想界最为困扰的问题之一。一次又一次文化论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一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无论是从发生学的意义来说,还是从其实质内涵和功能作用来说,儒学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地位都是不容置疑的。 把儒学定性为封建意识形态并不是全盘否定它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封建意识形态和“封建遗毒”、“封建糟粕”不能划等号。因此在预计儒学的未来前景时,我们不认为它有重新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以至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唯一的定盘针”的可能,但却认为它的一些思想富有积极合理的价值,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对今后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仍将有重要的影响。 作者认为,现代新儒学所能贡献于世界多元文化的,说到底就只有所谓“儒家人文主义”,其渊源要到传统儒学中去找,它不过是其现代发掘者和阐释者而已。此外,民主、科学等等则均非其所长。儒家人文主义     

论儒学之“道”的哲学品格

儒学特别是儒学之"道"能否称得上哲学?这是中外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作了肯定性的回答。哲学作为"类称"的本质规定有两个方面,即探讨宇宙人生最根本的普遍性原理和人最根本的价值理想,而儒学之道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由此表现了哲学的自觉和个性。儒学之道这两方面的意义是围绕"性与天道"而展开的,同样讨论和回答了康德的四大哲学问题,只是其理论旨趣与后者有所不同。本文论证了儒学之道既具有与西方哲学同样的哲学品格,又有着不同于后者的个性。     

经学传统与诠释型文化

经学从西汉开始盛行,纵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在伦常道德规范、思想、行为方式和人生价值观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学就历史而言较经学为长,就内容而言较经学为广。但是,儒学在封建时期的发展同样依赖于对“六经”的诠释,呈现出和经学大致相同的演     

第三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诠释与创新

第三代新儒家在儒学诠释与创新中做出了超迈前贤的成就,代表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四个新趋向:儒学本位坚持下的思想多元化的倾向;对知识论的注重与方法论的自觉,彰显"道问学"的转向;凸显批判精神和对话意识;批判"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儒学重建方向的肯定.与此同时,其思想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论黄宗羲实学和朱舜水实学的区别

黄宗羲和朱舜水同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但两人的实学思想却有重要区别。本文揭示了三方面的重要区别：（１）弘扬原始儒学而反对理学与继承原始儒学又发展理学的区别。（２）维护封建君权政治和宣扬民主启蒙思想的区别;（３）传播儒家文化和潜心史学研究的区别。文章最后从上述区别中得出了不能把反理学、倡启蒙视为实学思潮必具的本质特性。     

陆王“心学”的道德修养论

陆王“心学”是以南宋时期的陆九渊为开山祖,由明中期的王守仁加以系统化、精微化,并以此二人为主要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注重道德修养理论,培养道德完美的理想人格,是“心学”的主题。 作为封建社会的杰出思想家,陆象山、王阳明对他们所处社会的道德现象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在他们看来,维护封建秩序,不能依靠间接的知识和手段,也不能单纯依凭政治军事措施,只从表面上清除“恶”,而是要使人们都真正从内心里树立起封建道德的权威,都自觉地以封建道德规范约束自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论康熙的儒学观

<正>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如同清初康熙帝那样视“崇儒重道”为基本文化国策,并于国务活动之余,数十年如一日潜心讲求的帝王,实不多见。儒学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演进,显然不是个人意志所能转移。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空前强化,帝王的好尚,往往又会给儒学的发展以重要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清初的康熙帝就是     

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与批判

儒学在汉代意识形态化而成为一种官方指导思想 ,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汉儒以文化守成自任的意识 形态阶层职能的自觉意识,儒学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是在反思与辩护两个层面进行运作的 ,以及它阐明现状的意义和提示行动方向的社会历史功能等。对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功能的分 析与批判,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儒学的认识。     

孔学“损益”杂议

孔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原则是“损益”,对传统思想的“损益”,是为了宗法等级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损益”思想原则对我国封建社会有极大影响。孟子、荀子损益孔子思想,发展了儒学,董仲舒适应封建大一统的客观需要,对孔学损益而非改铸。宋明理学仍是传统儒学的损益,它在理论上增益新的内容,却减少了民主性的精华。“损益”原则的长期发展,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特点。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儒学的损益,有维护旧制度,又作某些改良的总倾向。封建后期,儒学虽在思辨方面对中国哲学发展有巨大影响,但某些进步因素和民主性精华已丧失。直到五四运动,才彻底反对宗法制度,完全摆脱孔学“损益”观的束缚。但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力量异常强大,至今仍有反封建思想的艰巨任务。由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已不存在,儒学失去了依据,不能再予“损益”,今日再提倡新儒学也是行不通的。对于历史上的孔学“损益”原则,要科学地、历史地分析;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它同真正的变革是不相容的。     

康有为与近代儒学

<正>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以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从内容到形式虽然也经历了种种变化,但是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和秩序的思想工具的性质却丝毫未变。只是到了近代,在西学的冲击下,它才开始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特别是早期改良派为了减轻推广西学的阻力,常常牵强附会地把某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置放在儒学名义之下,于是儒学就被着上斑斑驳驳的资产阶级文化色彩。后来,著名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更自觉地利用他所掌握的西学知识对儒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造,使之不再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而成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这样,儒学就不再属于地主阶     

儒学现代转型的“引桥”——宋明儒学的时代性再认识

儒学的现代转型,根本上是从传统儒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一种思想趋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宋明儒学的时代性,即一方面它是前现代的帝制儒学,但另一方面,它自发地孕育了现代性的根本观念——个体观念,因此成为儒学现代转型的一座"引桥"。按其逻辑推进,宋明儒学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步深入地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型:前段,周敦颐提出"立人极",为个体价值的确立作了最初的理论铺垫;中段,程朱理学以"格物穷理"高扬了个人的经验认知,在客观上启发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后段,陆王心学提出"心即理",从理论上打开了个体价值消融天理权威的通道。当前,深入推进儒学的现代转型,需要基于现代生活批判地发展宋明儒学中所孕育的主体自觉意识,实现儒家主体观念的自我超越。     

新实学的展望

<正> 一在东洋哲学中,儒学从初期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现世、现实的倾向。在儒学史上,这一现世、现实倾向经常以“实际性追求”的精神起作用。自孔子以来,这一“实际性追求”的精神就从“修己”、“安人”(治国)的角度被发挥出来。即:这一精神与和个人修养相通的伦理、道德和礼共同发展了理想的政治思想。     

康熙与清初庙堂儒学

清初儒学对当时及其后的中国社会与思想影响较为深刻的,无疑是早期启蒙儒学和庙堂儒学。前者体现了明代中后叶以来、尤其是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气息,显露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更新的动向;后者乃正宗官学,是清初统治者利益意愿的体现,不仅在当时即具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而且更奠定了有清一代思想统治的根基。本文仅拟透过对康熙儒学思想的评析来审视后者。管台之见,尚析方家教正。一、倡明道统治统合一论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尊崇孔子。似乎不如此,便不足表明自身统治的合理合法性;…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儒学“万物一体”思想及其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

儒学传统一直被视为理想主义的典范,似乎儒学之道就是悬置了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王国,引领着世俗生活中的人去追求和超越。儒学传统是否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主义?本文通过分析儒学"万物一体"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取向,认为儒学传统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着某种张力和富于弹性的平衡,其价值取向介乎于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并由此进一步阐述儒学"万物一体"思想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     

儒学论“人”

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而仁学也是人学。儒学的人论包括人的地位与价值、人性与社会、人格与人伦、人的理想等许多面向。以人为本是儒学人论的基本立场,而儒学还认为,离开社会来论人肯定是不充分的;"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成就理想的人"则是儒学人论的根本问题。     

人生之境与意义世界——儒学的一个向度

在儒学的系统中,对性与天道的终极追问,往往关联着人生的境界。孔子要求“志于道”,其中已蕴含着对理想的人生之境的追求。在仁道这一总的原则下,孔子从人格的角度,对理想的人生之境作了多方面的规定:它既有仁爱的情感向度,又凝含坚定、自主的意志,而二者又与自觉的理性相融合;从而,完美的人生境界既涵盖于人道精神之下,又表现为知情意和真善美的统一。对境界的这种追求,在《中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与极高明的理想相联系,《中庸》提出了“诚”的要求:“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     

孔子的社会理想及儒学政治与政治儒学

孔子创立了意在惠及天下众生的"仁爱"学说,为儒家所宗,奠定了中国主流文化的思想基础。儒学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民为本。孔子的全部学说,关注的最终焦点都是百姓的幸福。汉代以后,儒学被统治者定为一尊,成为封建丈化的正统。但是,统治者标榜的儒学,已非"原典儒学",而是经过文人政客改造了的儒学。儒学政治演变成了政治儒学。孔子的学说近乎理想化,存在两大严重缺陷:"尊君抑臣"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自律"的调控手段。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由康有为论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康有为用人道主义思想否定了封建道德纲常对人的束缚 ,但并不否定儒学 ,而是认为用人道主义阐释的儒学是真正孔子儒学。过去一般认为康有为这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 ,其实不完全如此 ,康有为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改造传统儒学 ,试图使儒学在近代蜕变为人道主义化的新形态儒学。同时 ,康有为也用传统儒学改造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 ,否定了西方人道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观念。康有为的这些思想代表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特点 ,显示了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在近代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