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与现代中国国家成长——评“现代国家成长研究丛书”

正引言当人们结束部落生活,或者说当众多部落聚合为一个规模更庞大、成员更多样的群体时,政治共同体产生了,政治生活开始了。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政治共同体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城邦、帝国、王国、封建领地、民族国家,但既称之为政治共同体,便须具备一个最低限度的条件,即通过权力与权威的交互使用,保证政治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及携手合作,进而保证共同体本身之存续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政治共同体都是由权力体系和权威体系组成的混合物。权力是一种物理上的力量,即强制使人服从的能     

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国家权力结构的制度分析

任何以政治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作都会有相应的制度费用或制度成本。在国家权力层面,制度成本的高低直接与一个国家的权威资源有关。根据韦伯的说法,权威是让人自愿服从的力量。当一个国家的强制性命令不受耗散地得到执行时,也就是权威资源没有流失时,制度成本为零。制度成本为零的政治是不存在的。但是,制度成本确实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权力配置状况。国家权力的覆盖面越广,国家权力的强制力越强,是不是就意味着权威资源留存的就越多?权力和权威是一对关系密切的概念,但是二者并不是正比例的关系。很多事实是,越是运用强制性的…     

通过契约建立国家:霍布斯契约国家论的基本结构

霍布斯的契约国家论,描述了自然状态下个体如何通过契约建立一个人为的政治共同体.这一理论包含三个核心环节:契约的订立、共同权力的建立和统一人格的构成.霍布斯的人为国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双边契约,克服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困境.不过,理性的契约结构形成的规范义务,仍需借助共同权力,才能保障义务的有效性.建国契约,作为国家的奠基性契约,同时建立了服从的义务和保障这一义务的强制权力.为了确立这一权力的公共性质,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阐发了一套代表理论,作为具有统一意志的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但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却无法摆脱具有自然性的主权者.霍布斯通过契约建立的国家,仍然面临人为性与自然性的内在张力.     

现代爱国主义的权力阈值与权利旨趣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现代爱国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政治诉求,需要将其置于以权力-权利为脉络的政治哲学论域中加以界定和阐释,以获得必要的现实感与规范性。在权力的逻辑中,当爱国主义蕴含着对现代国家及其政治权力体系的认同与忠诚时,"对祖国的爱"能转化为强大的行动力,爱国主义也成为捍卫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此时,需要廓清爱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边界及其指向的政治权力的边界。这是爱国主义的权力阈值。在权利的逻辑中,爱国在广义上是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权利。将这一权利旨趣确立为界定与规范现代爱国主义的核心机制,既对由权力话语单边塑造的爱国主义有所矫正,也为探寻现代爱国主义理论中政治权力的边界、以及厘清权力-权利之间的界限提供了一种指引。     

道德共同体的现代建构——基于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的阐释

滕尼斯较早根据人类群体生活结合状态的差异作了共同体与现代社会两种类型的划分。共同体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是持久和真正的具有道德性的共同生活。现代社会的发展及现代性的展开以多种方式加剧了对逝去道德共同体的乡愁:眷恋其自然而然性、默然一致性、和睦性以及道德性等。同时现代社会也创造了道德共同体再建构的新形态:即业缘群体意义上的职业道德共同体、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社区地缘道德共同体、基于政治认同的民族国家道德共同体以及基于规避现代社会风险意义上的人类命运道德共同体。     

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与支配:基于分配视角的考察

从分配视角出发,权力是稀缺的产物。稀缺使分配成为了必要,权力则产生于分配的行为与过程之中。分配可以采取设置一个分配者,由它决定所有社会剩余之归属的方式,也可以采取设置某种竞争规则,由社会成员通过竞争来获取社会剩余的方式。在这两种分配方式中,实践性权力与制度性权力有着不同的功能与特征。实践性权力的行使并不必然造成支配,只有当不存在退出选项时,实践性权力关系才变成了支配关系。现代社会保障个体层面的退出自由,在很大程度上祛除了实践性权力的支配性。结果,支配更多成为了制度性权力行使的结果。当集体决策中出现了永久少数,或授权决策中的授权决策者失去了中立性时,制度性权力就变成了一种支配性力量。     

家庭结构的政治哲学考察——论精神分析对政治哲学一个被忽视的贡献

人被亚里士多德界定为"政治的动物",但自古希腊以降的政治哲学,家庭始终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其结构也被理解为前政治性的"自然联合"。当把精神分析引入政治哲学时,我们恰好可以对家庭展开一个政治哲学考察:家庭不仅典范性地展示了人类共同体的根本性结构,而且映射出了共同体内部"权力"的运作机理。在此意义上,弗洛伊德与拉康关于家庭的精神分析论说,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作出了极富价值的学理贡献。     

黑格尔和谐社会观的伦理意蕴

面对启蒙运动所造成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现代社会困境,黑格尔以其合理性的原则致力于实现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和解。这种"和解"需要"伦理"的内在支撑,即市民社会的成员为了促进并维持基于"理念"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须恪守一套义务,参与共同体的生活;而共同体也致力于充分实现个体自身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达到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谐共生。     

在教会与国家之间:东正教政治理念辨析——兼评俄罗斯教会之依附性悖论

长久以来,东正教在政教关系层面具有"依附性"的观点一直为国内学界所认同,甚至已经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演化为解析当代俄罗斯政治生活的重要范式之一。本文对前述观点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被学界泛化为解释工具的依附性政教关系,并非东正教之原初政治理念。后者缘起于拜占廷帝国,是由东正教的"出世性"价值取向所界定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尊崇世俗权威的表象之下,所彰显的是"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与之相对,自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东正教会更倾向于在行政意义上突显世俗权威的核心地位,进而使其政教关系陷入了某种依附性悖论:即教会对世俗权威的行政依附程度愈深,则对其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感就愈加弱化。     

民族共同体、现代国家与新兴世界体系——以康有为民族论为考察中心

晚清以降,康有为等士大夫群体期望能合满、汉、回、蒙、藏诸民族构建一“华族”,以现代国家的身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所谓“华族”“五族共和”乃至“中华民族”,本质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民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康有为等志士仁人虽未直接运用“共同体”理论,但在思考中能洞见疆域、文化、经济对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并依此对中国当时状况及未来给予深刻省察。康有为等努力倡建的“民族—国家”不啻为与新兴世界体系相对接的“现代共同体”。迨至今日,尽管民族国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但它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的概念。在新兴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不仅要维护本国国界以内“国族共同体”的利益,更应在共同价值理念的框架下,努力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新文明的构建路径与未来趋向。     

伊朗政治进程中宗教领袖地位的演进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国家领袖权威与诸多权力机构相结合,形成庞大的法吉赫体系,成为伊朗政治体制的核心。1989年宪法修订使国家领袖在宗教领域的弱势与政治领域的强势形成对比,引起人民对领袖性质及其职能的质疑。来自教俗两界的压力使领袖干预政治成为必然,其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起到的平衡作用,是领袖在处理宗教和政治关系上困境的表现。人民主权和领袖权威之间的矛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伊朗改革的渐进特征。     

共同体规则意识与人格尊严 ——对近来伦理事件的反思

人们生活中的道德要求有不同层次,规则是最低层次的要求,这一要求是建构 起共同体生活秩序的最起码的要求,霸座问题的出现表明一些社会成员无视 共同体生活的这一最基本要求。一个人如果自己没有最起码的规则意识同时还要求他人更有 道德,则是提出了一种类似于道德绑架的超义务道德要求。享有人格尊严是每个 社会成员在生活世界中受到尊重的基本人格条件。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是平等的,人格尊严 是无价的。我们要维持共同体生活的最基本的道德 条件,树立起规则意识和人格尊严意识。     

从“塔利班”到“新塔利班”——伊斯兰复兴在阿富汗部落社会的形构与表达

塔利班运动在宏观上反映了普什图族的诉求，但其长期存续与微观的部落社会生态息息相关。阿富汗部落社会兼具宗教和世俗两种权威，并以此建构了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阿富汗长期的战乱导致部落社会的秩序解构。以农村的毛拉和迪欧班德派宗教网络为基础的宗教权威，逐渐取代以部落首领为主的世俗权威，成为部落和地方社会的主宰。这构成了塔利班运动兴起的微观社会环境。2001年之后，部落社会的基本生态并未随着阿富汗重建而发生根本变化，塔利班借势再次崛起，与部落社会建立了紧密的纵向联系；塔利班组织内部的横向联系呈现出多中心、分权化的特征；在宗教观念上日趋实用与温和。这体现了塔利班对部落社会的适应。但是，塔利班也具有超越性，使松散的部落在宗教的旗号下实现联合。这代表了西亚北非伊斯兰复兴的另一种重要类型，即与城市伊斯兰复兴的“大传统”相对应的“小传统”,并对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论共同善

共同善是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但"共同善"的内涵并没得到清晰的界定,且歧义甚多。我们认为,共同善就是共同体的内在目的及其实现,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目的性共同善。共同体多种多样,其目的也各个不同,但在杂多的具体共同体的背后有一个抽象的共同体,在各个不同的目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内在目的,即:维护和实现合作共生的连带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目的性共同善。其二,条件性共同善。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手段都可称为条件性的共同善,其内容包括支配性权力、激励性制度和社会资本。其三,成果性共同善。成果性的共同善是为满足共同体成员的共同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提供的共有、共享的集体成果。     

谁的政治? 何种美德?——如何基于合宜社会语境构设一种美德政治学

在合宜社会语境下,对政治美德和美德政治的探讨需要重新敏锐于一些根本追问,从而不容回避地回答四类问题:谁是政治主体,向谁要求美德;在实现政治美德的现实条件中,哪些前提不容让步;如何确保政治共同体及其制度不致成为阻碍个体成员美德实现与政治参与的额外"构成性运气";以及,既然存在着能力、胜任资格、美德三者之间的循序渐进,它们之间的恰当关联方式是什么,处在不同的能力-美德水平和自我实现阶段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恰当义务关系又是什么。为了回应这些根本关注,本文强调一种"承担责任的权利",据此提出一个强判断和一个弱判断,并且围绕这两个判断进一步阐明共同体的政治绩效责任和贤能精英的额外义务。     

试论中古晚期西欧丧葬仪式的内涵

在中古晚期的西欧,丧葬仪式是一项持续时间长、参与者众多、内容丰富的活动。按照人类学的理论,中古晚期西欧丧葬仪式至少有三项基本内涵:首先,从准备死亡到纪念诸阶段是死者完成人生"过渡"的漫长过程,体现了基督教所信仰的生死观;其次,通过游行、施舍和制造象征符号,丧葬仪式既彰显出社会上层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也为权力交接提供了机会;最后,丧葬仪式还是共同体度过"危机"的保证,也是共同体成员进行身份认同的最佳时间。认清上述内涵,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古西欧社会的理解,也可以为中古西欧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正义感”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罗尔斯与霍布斯之争

在政治制度之稳定性的问题上,罗尔斯批评霍布斯的观点,认为正义感可以在政治共同体的两个关键问题——"消除孤立"和"建立确信"上替代强制权力。然而,罗尔斯在论证中存在着循环问题,忽略了正义感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着强制权力的存在。这使得罗尔斯关于"正义感保证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的观点变得非常可疑。     

文化政治经济学: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国家(下)

文化政治经济学应该以对待经济的同样方式来对待政治和国家,因为国家也可能作为具有特定边界、条件、实际存在和政治主体、发展倾向、合法性根源、国家计划的想象政治共同体被分析(Jessop 1990;Mitchell 1911)。它们也能被想象为在复杂的国家体系(例如,中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的和后威斯特伐利亚的秩序)中的共同存在,而且还能被想象为影响国家制度化结构及其各种国家权力实施的被定向了的政治行动。此外,建立在这些观点基础上,     

宗教影响因素与多民族国家政治安全探析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具有政治属性,与政治安全密切相关。全球化时代宗教作为非传统安全因素成为影响多民族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变量。一方面,宗教通过构筑共同体伦理、塑造政治主体、建构社会秩序等服务于国家政治安全构建;另一方面,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等思潮在国际社会形成联动,挑战国家政治安全。多民族国家构建共同体政治安全应从国内、国外两个层面做好宗教工作,引导宗教为政治安全建构服务。     

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规范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提出的独特问题,它事关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法理基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国本.党与人大的规范关系可以概括为"权力在人大,权威在共产党".这一规范关系基于权力与权威的明确区分,它通过对人类历史上成功政治实践的考察而提出,既符合我国国体及宪法性文件的实质精神,也符合我国政治实践的基本经验.在实践层面,按照权力与权威分立互补而统一于宪法的政体设置,可以实现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