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古代哲学中的“同”、“异”观念

<正>"同"与"异"是印度古代哲学中经常讨论的观念,它们涉及事物之间的相同性和差别性,涉及事物的基本形态和事物的本质问题。无论在印度上古的宗教哲学典籍中,还是在印度后来的主要哲学     

印度的古代医学

印度的医学体系包括阿育吠陀(Ayurveda,又称生命吠陀)医学和悉达(Siddha)医学。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医学体系之一。五千多年来,它一直印度传统家庭中保存与使用着。据说,阿育吠陀传统医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吠陀时代。根据印度神话的记载,阿育吠陀起源于印度教三大神祗之一的大梵天(Blahma)。大梵天先把阿育吠陀传授给医学之神孪生的双马童(Aswins),他们又再传给专司雷雨的天神因陀罗(Indra)。因陀罗再传授给在人间修行的仙人,仙人于是再传授给他们的后代和弟子。双马童就是观音的原型。     

古代印度佛教造像

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中印文化的交流渊远流长,而佛教文化是这种交流中最有力的纽带。伟大的印度文化,在4千多年前,就沿着印度河流域繁荣起来,而这里有着雕刻的传统,历来是高超雕刻艺术的发源地,著名的莫亨左达罗遗址出土的皂石像和青铜像等令人惊叹不已。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800多年,对于印度传统文化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经典,如《梨俱吠陀》、《梵书》、《摩诃婆罗多》相继完成或开始编撰。     

印度古代辩证思维

我们研究印度逻辑学说,一向仅限于它的形式逻辑——正理—因明。至于印度的辩证思维及其逻辑模式,则甚鲜涉及。其实,印度的辩证逻辑思想比它的形式逻辑更加古老,它产生在公元前六世纪佛教出现之前。到了佛教时代,印度的辩证思维已具备比较完整的理论和形式,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达到了较高发展阶段。印度古代这种具有较高发展     

论“远”——中国古代绘画的空间建构

绘画的魅力在于在有限的平面上表现出广阔的艺术空间。西洋画通过形体、光线、色彩、透视等表现二维或者三维的画面,中国画则讲究意境,以"远"为核心,通过虚实变化来表现画面效果和心里境界。文章简单说明了"三远"的理论渊源,主要通过举例分析了郭熙"三远法"的美学理论思想,使我们对"三远法"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对创作作品有了全面的理论指导。     

“茶话会”与中国古代祭祀

近几年,在我国出现了一项新的重要社会礼仪活动。每逢新年、春节、国庆节、中秋节、教师节、老人节(重阳节)等重要节日,党和政府及企事业单位领导,总要把社会各界、各所在单位的有关人员或代表请来,喝杯清茶,交流思想,畅叙友谊,以此增进彼此的感情。这就是“茶话会”。 “茶话会”是对我国传统礼仪进行重要改革的成功范例。它的出现,没有引起任何震动和负作用,而是自然地走进了我们的     

中国古代“孝”文化的两重性

孝的本义是“善事父母”。因为人为父母所生养而成长 ,应该给以回报 ,所以孔孟主张对父母尽孝。先秦儒家还提出父慈子孝的对等关系 ,在道德人格上是平等的。秦汉大一统以后 ,移孝作忠 ,伦理向政治伸延 ,君父对臣子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汉朝称以孝治天下 ,建立察孝廉、奖孝悌的制度。对孝道的提倡 ,用以造就一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孝悌家庭 ,对以家族为本位、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 ,儿女尽孝能和睦家庭 ,进而安定社会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时把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 ,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 ,对于维护汉皇朝的统治亦有安定的作用。但是历朝的孝治政策亦有负面效应。由于朝廷奖励孝子 ,有的人就弄虚作假 ,败坏社会风气 ,把孝道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有的虽然真心尽孝 ,但措施不当 ,形成愚昧行为。正面与负面就形成中国古代孝文化的两重性。     

再论古代印度唯物主义

灯喜(Dipak Nandy)的论文“古代印度唯物主义”(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62年2月号)分析了恰托帕驮耶(D.P.Chattopadhyaya)的《顺世学派。古代印度唯物主义研究》(Lokayata.A Study in Ancient Indian Materialism);他的分析是有力的,引起人们的兴趣。我很赞成灯喜给恰托帕驮耶的这部书以高度评价。同时,在我这方面,我想详谈一     

中国古代画论中的“变”与“守”

变,创新、反叛、突破、另辟蹊径也。守,效仿、学习、继承、传移模写也。从南朝谢赫所创的六法之一——传移模写,到近代吴昌硕所提出的古人为宾我为主,千年间,中国画论中对变与守的探讨与争论从不曾停止。由于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环境、政治气氛与文化思潮,变守之间往往是此消彼长、此扬彼抑的。结合中国绘画的发展历程和具体历史背景,历数中国古代画论中关于变守之论,初探中国绘画中继承与创新的永久课题。     

苦——解脱:古代印度宗教思想模式

民族生命的命脉就是内在于其中的文化生命。一个成熟的民族心灵,能够在她的文化生命历程中,通过观念的自抉、自觉地领悟、实现由诸观念互相交织、融合而成的"超感觉"价值,而转现为一民族中的"精神性的存有",或简称为"精神"[1]。考印度文化,以外来雅利安文明为主体,融合原住     

印度的“城里人”

作者认为,当代印度的"城里人"身份应在既有的世界观———如包容观以及与之相对的主张排斥的观点———语境中去理解,应在从"道德"方面而不是从目的方面去诠释合理性的语境中去理解。作者主要思考了以下几个问题:是否能够脱离开与"城市"普遍相连的物质特性来定义"都市"?是否有一天可以把"城市规划"定义为生活方式?在思考一个城市及其人口、经济乃至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式时,是否可以脱离开对国内政治、世界经济和环境变化对全球非城市地区的治理或影响的分析?作者最后指出,我们应该回到作为整体论学科的人类学上,应该回到下列观点,即城市、乡村或其他类别都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在人类和社会史上是盘根错节的。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真理”观念

中国古代思想中既有"真理"概念,也有关于"真理"的理论。本土汉语中的"真理"一词,主要是指真正的道理与最高的意义,与之相近的概念是"道"。汉语佛教中的"真理"概念及真理理论,主要是一种价值论。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真理"概念与真理理论,则主要是一种认识论。在中西古今哲学比较的广阔思想视野中考察中西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观念,对于发展当代汉语哲学,可提供极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与思想方法。     

“卡里斯玛”崇拜与中国古代“德治

“谁”来实行“德治”、“谁”才能实行“德治”?围绕着这一问题,文章从韦伯的统治结构“三类型”说切入,论述了儒家的“卡里斯玛”崇拜及其与“德治”思想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德治”是以“卡里斯玛”崇拜为特征的“德治”,即“圣王”-“德治”。儒家寄希望于“卡里斯玛”式“圣王”来实现“民本”-“德治”-“邦宁”的“德治”理想。然而,这在“传统型”的君主制政体下是不可能真正和全面实现的。文章还分析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影响,指出除了给君主以“卡里斯玛”光环和一定程度上对君主有规范作用,唯有“德治”思想体系中的“德教”产生了实在的重大影响。     

印度古代宗教中的神的观念

本文对印度古代哲学中的神的观念进行了专门研究.作者对印度最早的宗教历史文献--吠陀中的神的观念的主要形态进行了描述,对印度社会中影响最大的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神的观念进行了探讨,并对神在印度宗教哲学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印度的宗教在东方文化中占有显要的地位,而古代印度人的神的观念又是其宗教理论中的基本内容.     

古代印度佛教中的杰出妇女

厚仁虔诚的韦提希王妃 国母王妃 亲见弥陀 大王被禁 王妃送食 在《观无量寿佛经》中,记载着韦提希因佛神力得睹阿弥陀佛圣容的故事。 韦提希为中印度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的王妃。生一王子名阿阇世,因受提婆达多怂恿,将父王幽闭于七重室内,禁绝饮食,企图将他饿死。     

“天人合一”对中国古代设计美学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命题。它的主要内涵包括人为天地所生,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既然人为天地所生,与自然一体,那么人的行为也应该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是彼此融合的关系。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设计美学形成了顺应自然的设计方法、系统论的设计观,以及象天法地的设计原则。     

“天人合一”学说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一个以宇宙观为主体的涵义复杂的命题。“天人合一”自然观作为长期居于中国古代科技中心的观念或思想,使中国古代科技无论是在思维指向上,还是在理论建树上,走上了与西方科技发展完全不同的道路,表现出自身固有的特点。中国古代科技辉煌成就的取得,固然与多种因素有关,但“天人合一”自然观无疑作出过重要贡献。     

“御”与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

御起源于驾车,定型于君主专称。本文通过梳理御观念的演变,分析其与中国古代治国之道的关系。文章首先简要论述马在国家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指明以御为治国隐喻的发生根源。接下来沿动、静两条线索展开:第一,御的动词式演进,经历御马→御民→御臣的转化。先秦诸子对此均有贡献,但是充分奠定御的君术地位的无疑是韩非,他的驾车喻具有技艺控制主体客体对抗等特征。第二,御的名词式演进,经历御者→御礼→御制的转变。这是一个从具体名词到抽象概念凝固化的过程,仪式是名词性演化的核心。秦汉之际,皇权建立,御最终转化为君主专称,儒家的御礼和法家的御臣术共同缔造了强大的君权。御作为君制概念反应了先人对于治国的理解:君主以仪式和控制实现统治,政治生活中充满了对抗,又不乏协同。     

论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形神”之变

以魏晋作为一个大的分水岭,人物画的形神之变可分为魏晋之前、魏晋、魏晋以后三个大的阶段。魏晋人物画家在观念上的转变,是古代人物画形神之变的重要起点,其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晋的卫协解决了画艺精微的问题,使得人物画在形的认识和应用上有了根本的变化;二是顾恺之解决了画人物传神的手段问题,并首先提出有关形神的问题,完成了古代人物画由不自觉的感性认识进入到自觉的理性认识的阶段。顾恺之以形写神的观点与汉画的遗形取神恰好形成反拨,开始了中国古代人物画真正关注形神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