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者"的"思"与"爱"

本文分析奥古斯丁三一神学中人的“是”的来源、方式、内容和品质。(1)人的“是”来源于创造主,上帝作为“我正是我所正是”的“正是者”,创造了人的“是”,故而人的“是”是“正是”。(2)由于上帝是一而不是多,上帝有其固有的“同一性”,故而人亦有其“同一性”。(3)但由于人不是上帝,而是介于上帝与虚无之间,因此人“是”的方式不是“永恒”,而是作为“永恒”尘世形象的“时间”。(4)人的时间之“是”中,集中体现了上帝形象的,乃是“现在”或“正是”,作为“活生生的现在”,“正是”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将来的现在”统一在一起,构成人的活生生的同一性。(5)奥古斯丁对“活生生的现在”分析是与意识分析结合在一起的,过去一记忆、现在一理解、将来一预期。(6)人“正是”的内容主要是“思”。(7)决定“正是”的品质的,是与“思”紧密连结在一起的“爱”。     

论"新潮"小说"文本"和"文体"的融合

“新潮”小说创作以“先锋”、“实验”的姿态进入文学领域时 ,一个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便是创作的“文本”意识和“文体”观念。“文本”意味着以文为本 ,以人与故事为结构基础 ;“文体”构成的基本层面和实存状态是一种话语方式。在作家的具体写作行为中“文本”和“文体”应该水乳交融 ,因为“文本”的意味只有在“文体”的抖露中才能有效地呈现     

"讲"与"看"的思维拓展

中学美术欣赏课“讲”与“看”的教学环节必须建立在“大美术”概念的框架上,揭示欣赏内容与本学科、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以讲述带动“情感”和“意识观念”的转变。“讲”与“看”必须是在教师描述、学生想象创造以及直观性示范讲解等情形下得以实施。注重“讲”与“看”的相互作用和课堂外的审美实践活动,以综合性美术教育的理念来提高中学生总体的美术欣赏水平和综合素质。     

试论《淮南子》对"法"、"德"、"风俗"的糅合

在《淮南子》糅合“法”、“德”、“俗”的治道思想中,蕴涵了“反秦／袭秦”（对“法”的改良）、“倡道德／斥礼乐”（对“德”的期待）并存的内在特质,同时,还对风俗在民间社会中的教化、规范功能有着充分的认识。     

汉儒称"六经"为"六艺"考

学术界一直以为,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家所谓“六艺”,就既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又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但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考证,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文认为：“六经”称谓至迟流行于战国中后期,而“六艺”称谓却只是在《吕氏春秋》中才偶尔使用,流行起来更是在汉初以后。随着“六艺”称谓的流行,汉初儒者开始以“六艺”称“六经”。汉儒将先秦“六经”改称为“六艺”,并非出于学科规范考虑,而是服务于其变“经”为“艺”、变“学”为“术”的学术转向。而这一转向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汉初儒者有争取立儒学为国家惟一官方哲学的强烈愿望。     

《周易》的"章"与"文"

《易经》有“章”无“文”,以“章”立美;《易传》有“章”有“文”,以“文”概“章”。“章”与“文”有同有异。在诉诸视觉感性之“纹”的含义上,二者有共同点。差异在于,“章”“以实致虚”,主实;“文”以“以虚带实”,主虚。“章”主实,着眼于有形的地物之美,可以用于表达概括性的审美观念。“文”主虚,其审美观在《易经》中为宇宙观的神秘氛围所包围,主旨是沟通神人关系,为人赐福,而不是审美。《易经》有“章”无“文”,只有从美学角度才能说得清楚。“章”与“文”的差异,一方面表明《易经》的美学意蕴立足于坤地之美,而未及乾天,另一方面还预示了形式美观念必然经历从“章”到“文”的历史性演变。     

浅论"河图洛书"与"修道"

“河图洛书”的产生颇为神奇。据说在上古伏羲时代 ,有一匹河马身驮“河图”出于孟水。又说在大禹治水时 ,有神龟背负“洛书”出于洛水云云……“河图洛书”的产生所以有这样神奇的传说 ,原因是这里蕴藏着超凡脱俗之理 ,修真返还之法 ,和通天仰地的学问。任何神奇的文化 ,都应当是以人为根本。人是阴阳的结合体 ,是天地宇宙的产物 ,又是万物之最灵者。人实是集天之“厚”、地之“精”而生成。人即是一个天地的全息图。“河图洛书”是易学的一部分 ,也可以说是其主体。易学主要包括数、象、理三部分 ,其最重要的是“数”。数 ,在道家眼里是有…     

论"孝"与"仁"的关联维度

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孝”与“仁”之间具有深层的关联维度。“血缘亲情”是二者关联的现实起点,“人性本善”是价值基础,“能近取譬”是思维方法。“孝”与“仁”之间的层级性的差异与连续性统一,生成一种认识、价值与实践层面的必要张力。     

人格理论的走向:从"本土化"到"大众化"

立足科学“大众化”的理念,对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来说,要求与人的“非物质属性”(精神)相关的所有学科走向“本土化”。使久浸在“西方化”气氛中的人格研究从追求“国际性”转向“本土化”,当是现代心理学走向“大众化”的第一步。     

从"耳目"、"喉舌"到"向导"、"政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

清朝末年,随着报刊业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流转,报人对报刊的社会角色和功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始曰“耳目”、“喉舌”,继之言“第四种族”与“舆论之母”,再则称“政监”与“向导”,愈转愈进,愈转愈激。由于立意于作为“政监”和“向导”,报刊特重“主观”之“言论”,遂由“代言”而逐渐转向“灌输”,甚至直接“制造舆论”。因此,尽管报人与报刊仍以代表“公意”、“公益”而自期,但主观之“言论”究竟在多大程度表达了“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于“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贡献,不免令人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