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回迁社区中的村委会角色转型

城市化带来的"撤村并居"使得农村回迁社区成为一类重要的城市社区单元。目前国家层面关于这类社区中村委会的职能、居委会的承继问题等并没有指导性原则安排,各地的回迁社区在治理实践中因地制宜地发展出多种型态。本文通过比较个案研究,分析了回迁社区中村委会的角色期待,及其在实践中发挥的实际作用,提出经营者、管理者和服务者是村委会在回迁社区基层治理中的典型角色。从其职能履行的特点可以看出,村委会具有居委会所不可替代的独特资源和优势。因此当前回迁社区治理的重点不是后者对前者的简单替代,而是如何引导两套基层治理体系的优势互补和有效合作。     

地方性实践知识:城市社区工作者反建制力量的隐蔽领域——基于B市莲花社区的个案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日益呈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策诉求的拉扯和分立。一方面中央政府不断强调社区公共服务和居民自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断强化对社区组织和社区工作者的重组和控制。这种名不符实的治理策略被人概括为行政吸纳治理。本文通过一个个案分析,挖掘出基层社区工作者如何在地方政府配置的场域空间里,通过地方性实践智慧,来抵抗行政建制力量,发展人情网络,完成治理任务。这种隐蔽的地方实践策略或许会引导我们思考如何实事求是地推进居民服务和协商民主,而不是搞名不符实的形式化工作。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发展——长三角社区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社区,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层社会关系共同体,是社会有机体系统中相对独立的微观社会空间.与社区的重要地位紧密相连的,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社区发展是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重要组成,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长三角城市化及社区发展的实践告诉人们,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发展,面临着人在社区中的角色定位、和谐社区建设、社区治理权威的再造、社区制度的构造、公民社会的培育、城乡社区协调发展等重大课题与任务.因此,城市化进程,要将社区发展纳入城市化战略,大力推进社区知识的生产,着力于社区制度的创新研究与设计,探索社区民主的可行操作方式.     

社区慈善资源的本土化——对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多案例研究

社区基金会在中国经过八年的发展已成为公益慈善与社区发展领域一种新的趋势。本研究通过多个案研究对中国社区基金会的数量、类型、发展脉络、特征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讨论。研究发现,中国的社区基金会虽然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但自身却是地方政府和社会为了突破中国当下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资源不足的瓶颈而寻求的本土解决道路,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汲取本地资源,并将地方社会资源与社区社会组织链接。在社区基金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如何减少政府干预和激发民间活力、克服内部治理"失灵"、构建多元筹资体系、提升其战略资助能力仍然是很多社区基金会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奔跑的大象：超特大城市的敏捷治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深入,超大、特大城市不断涌现。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带来城市管理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给传统的以科层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组织、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方法带来严峻挑战。面对超大、特大城市高度复杂的治理问题,我们亟须构建新的理论,探索更加灵活、敏捷的组织形态,推动城市治理转型。借鉴相关研究,本文建构了一个敏捷治理的框架,该框架包含十大治理要素,将计算机软件工程中的敏捷方法引入政府治理的场域,为超大、特大城市治理提供理论指导。本文进一步以厦门疫情防控为例,指出敏捷性治理要素是厦门疫情防控成功的关键。敏捷治理不仅仅适用于非常态超大、特大城市治理;在风险社会中,面对日益复杂和动态的政策环境和棘手的政策问题,发展敏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自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新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基本要求,提出的高质量、协调、公平、可持续的发展新路径。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用新的发展理念改革城市管理,提升管理水平,使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加强社区改革治理,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文章结合我国社区治理的实际需求,在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分析新发展理念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提出的要求,以及新发展理念对于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提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自性"发展的路径。     

多重约束下的协商议事能否推动社区治理合力形成?

本文通过研究社区如何依托社会组织构建组织化的协商治理架构，探讨复杂治理场域中社区治理共同体协同联动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主体在破解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困境的同时，又屏蔽了多元主体的共识达成和参与动员的复杂性，只将协商议事作为一种协同配合的治理工具或策略性行为，局限了其治理效能和回应性的发挥。基层社会的权力转移需求与社区自治承接能力之间的不完全契合，使得协商议事在基层政府追求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多维目标下产生非正式治理悖论。社区协商议事面对自主决策权匮乏带来的非对称性依附问题、选择性协商对居民诉求的回应性困境、有限协商参与的代表性偏颇等难题，不得不主动或被动诉诸正式治理规则对非正式治理规则的功能吸纳，也引致了公权力部门与协商机制在离散性张力下的相互依存关系。     

国内城市社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研究

分析了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社区健康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在对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作用和意义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解决这些城市健康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城市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策略,并针对我国城市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研究和发展现状提出对策建议。     

敦睦他者: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之路——对上海市Y社区的个案考察

本文是一项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探索性研究.作者在上海市Y社区的个案调查发现,新移民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从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一种理性、兼容、合作的"新二元关系",本文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称之为"敦睦他者".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经历三个阶段的构想,这三个阶段分别是"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敦睦他者"是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关键阶段,在此期间需要政府、社区和新移民共同做出努力.     

国内城市社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研究

分析了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社区健康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在对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作用和意义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解决这些城市健康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城市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策略,并针对我国城市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研究和发展现状提出对策建议.     

租、住区隔:城市中的二元社区及其生成——以产权为视角的个案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城市社区作为承载城市新增人口的主要空间,成为各方利益纠葛、摩擦冲突频生的重要场所。围绕着是否拥有产权,城市社区居民自发形成为租户和住户两个不同的群体,两者之间既有生活互动中的身份区隔,又有资源配置中的权益区隔,还有认同层面的心理区隔,从而使得城市社区特别是租户集中的老旧城市社区,呈现出一种低冲突低融合水平下的二元区隔状态。     

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机制、逻辑与策略

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包括领导机制、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和自治机制,旨在构建公共服务供给,化解社会矛盾和激发社会活力的联动体系。据此,各治理主体运行机制和作用逻辑应在治理互动中有的放矢,提高协作的有效性。同时,从明晰治理主体偏好、克服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强化制度供给等方面优化治理策略。     

广州城市民宿社区治理对策研究

城市民宿是互联网技术发展与共享经济兴起的产物,在全球蓬勃发展,但其对所在社区的外部性影响也逐步显现。文章以广州市城市民宿为研究对象,通过空间标注、问卷调查及访谈等方法,调研走访了典型社区的居民群体及民宿经营者群体,多维度挖掘了城市民宿的社区正负外部性影响,结合国内外相关管理经验,在城市民宿的治理基础、治理思路和治理手段方面分别提出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

本文讨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区发展战略与基层治理。新型城镇化要求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的基础是良好社区提供的人居环境。本文根据社区管理方式对现有城市社区分类的讨论,指出中国现有的五大类型的前四类社区(传统市民社区、单位社区、城中村社区、城乡接合部社区和新兴商业小区)都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或冲击,第五类新兴商业小区的社区建设还在形成过程中,参差不齐,发育不全。这五类社区都不足以全面应对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挑战,提供良好的人口接纳、基层治理和市民服务。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求我们有意识从社区发展的视域出发,遵循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和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大力推动社区发展,构建以规划改造为空间基础、就业机遇和通勤为基本条件、和谐人居为生活环境、法律服务和冲突治理为手段、新型城市基层综合治理为目标的社区发展战略,以达到和谐人居的城市治理。综合城市主义理论对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城市社区邻里纠纷化解的治理逻辑——基于H市S社区居委会调解的实践分析

基于H市S社区居委会邻里调解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邻里纠纷化解过程与治理逻辑。居委会借助对社区情理和国家权力的策略性运作,尽力说服纠纷双方达成邻里和解,是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交错的实践过程。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交错、治理逻辑与政治逻辑互构以及社区与国家的策略性合作构成了社区邻里纠纷化解的真实逻辑。社区邻里纠纷化解过程中所呈现的国家治理的简约意愿与社会治理的复杂实践同构,是对黄宗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做了实践性拓展。     

城市社区管理研究综述

社区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全世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趋势中,城市社区管理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国内外的城市社区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管理内容以及存在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思考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议。     

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

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是治理过程的本质,也是有效治理的保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传播发挥了政治认同功能、社区整合功能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功能。乡村社会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分别有助于村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治认同,同时,乡村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也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个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方式正由行政型迈向传播型,传播型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及信息担负治理媒介等特征。     

中国城市的权利二元结构——城市化地区居民权利结构分析

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地区,因居民户籍身份形成权利二元结构,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根源于威权主义治理的权利分配体系和社会利益组织化形式。城市化地区权利二元的不平等结构引发的社会冲突表现在价值观、信仰以及对于稀缺的地位、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争夺上,导致城市化地区社会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由经济因素引起的冲突转变为由权利分配引起的冲突,经济上的不平等直接表现为应得权利的不平等。因此,在城市化地区,需要以消除权利差别体系为中心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这一方面关系到城市威权主义治理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关系到城市化地区的权利平等与社会公平正义。     

理解社区:从还原入手

社区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板块。现阶段主流话语中有一种把社区仅作为一个管理单元、把社区化约为小区的倾向,这对于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相当不利。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对社区进行还原,弄清楚社区的理论渊源、多维面向和组成要素,对于进一步理解社区治理的意义和目标以及增强社区治理主体、内容和方式的科学性大有裨益。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城市政治学反思

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因而有必要对城镇化的发展进行城市政治学反思: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是凸显人的"城市权利"的城镇化;城镇化中的政府治理方式需要向效能治理、公正治理、统筹治理变革;而城镇化发展中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可以在城市政治学中找到解决的方案。这些反思对于深入推进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