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墨思维方法之比较

先秦儒、墨两家的思维方法,是以类推为主。类推方法包含类比式论证,但在儒、墨两家思维方法中有更丰富之内涵。类推方法涉及"故"的原因、理由,"理"的类型与层次问题及"类"的划分方式。其中,"理"也可分析为推论的"所依之理",及事态本身的"所据之理"。本文从孔、孟、荀、墨文本中择取推论性段落,分析各家对故、理、类的使用,构作思想单位。比较孔、孟、荀三者之间的异同,指出儒家是以教化、实践为导向,重视"所据之理";墨家相对于儒家,更关切名辩、推论的"所依之理"。儒家重视内在的体证,墨家重视经验上的可验证性,两家思维方法多所不同。     

“兼别之辨”与先秦儒墨论战的几个诠释维度

先秦时期,儒、墨同为显学,墨子批判周、孔,后来的孟、荀又批判墨子。20世纪以来,儒学几经波折,然根基从未断过;墨学不温不火,却亦有复兴之迹象。近年来,儒、墨两家在思想形态上又有新的发展:其一,新儒家内部当中,"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间的论战愈演愈烈;其二,在应对现代性问题上,以新墨家为代表的新子学开始跃跃欲试,正逐步跻身主流学术交锋的行列。基于以上内容,从逻辑、义理两个角度出发,即可得出"兼以易别"乃墨家思想之逻辑起点的结论;而以"兼别之辨"为切入点,可便于探讨古今儒、墨两家论战当中所涉及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荀子的“类推思维”论

荀子作为集原始儒、道、墨和名家的类推思想之大成者 ,强化并建构了儒家的伦理思维方式 ,坚持了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人文面向 ,改变了墨家、名家类推之事实面向的“逆转” ,从而将类推转化为“类比推衍” ,由事实性的推理转向情感、价值和审美的意义的语用类推。因此以荀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类推思维方式 ,进一步地将类推“衍化”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设譬求喻、攀缘比附、比兴与隐喻、象征等多种多样的类推思维形式 ,从而使它能够成为服务于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论证、道德情感价值的证成和审美意境的达成 ,成为代表和服务于中国传统人文思维的主导推理类型。因此 ,对它的现代阐释 ,也更可以作为我们建构现代“人文思维逻辑”的传统资源。     

郑玄“太易”说与中国哲学本体论逻辑进程

先秦本体论哲学原本是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合一的,也是有无混一、体用不二的。但是秦汉以降,中国的本体论哲学有两个思维发展的歧出,一是"元气论"的宇宙生成论;二是玄学"本体论"。这两个思维发展的歧出分别延续了最高本体双重规定的"器"的层面和"道"的层面,"有"的层面和"无"的层面,"用"的层面和"体"的层面。发展到宋代的理学,这两个歧出终于都得到修正,呈现出向先秦本体论哲学圆融特质的回归。在这一逻辑进程中,郑玄对《易纬》"太易"范畴的解读在很多方面都是重要的一环。     

郭象对"性"的解释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

一、序言:玄学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中国固有的哲学到郭象(252~312)便告一段落。①这并不是说中国思想终结了,而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由老子和孔子等诸子提出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经过汉代的宇宙发生论,到魏晋时期呈现出向本体论发展的倾向,并最终精炼为中国式的抽象思维。中国哲学经历汉代和魏晋时期,将春秋战国时期分散的多样性简化为在某种程度上统一性的多样性。这种统一性的多样性从学派来看,大致可以理解为儒家式思维和道家式思维的对立。汉初的黄老学是先秦道家的现实转变,而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而推行的“独尊儒术”,是先秦儒…     

圣贤与天下: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轴心突破”——评林存光教授《政治的境界——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研究》

正林存光教授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颇富盛名的"刘泽华学派"或"王权主义学派"中较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尤其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研究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正如李振宏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一文中所说,林教授"把政治哲学研究学理化而真正提升到哲学的水平"[1]。如所周知,先秦儒、墨、道、法是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四大宗派,之所以将其称之为"古典的",乃意指他们开创和奠基了四种极富超越且具有恒久     

孟子王道治理理念及其时代意义

治理思想属于政治哲学范畴。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就其理论源头来说，原本是先秦儒、道、墨、法四家七子（老、孔、墨、孟、庄、荀、韩）思想的题中要义。在诸子治理思想中，孟子尊王抑霸、仁政惠民、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的王道主义尤为突出，千百年来，它一直是历代开明君臣治国安民的理想，对封建制度自我完善提供着示范作用。近年来，诸子政治哲学再度成为先秦诸子学研究的一个新视域，不同于20世纪中叶那个特定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立场划线、以“进步”“反动”戴帽的实用主义哲学批判，而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建设性的历史文化反思，其目的是反思历史传统，增进文化自信，为建构新时代治道理论提供思想资源和文化支撑。     

儒、佛、道的境界说及其异同

儒、佛、道的境界说及其异同蒙培元中国哲学有儒、道、佛三大流派,三派哲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张境界说而反对实体论。正是这一点使它们同西方哲学区分开来而成为“中国哲学”。但是,它们各自又提出了不同的理想境界,以及实现理想境界的不同方法,这又是同中之异。虽...     

老子哲学的生存论特征及与儒家的分判

诞生于轴心时代的中国先秦儒道两家,有着不同的理论特点和观照世界的方法。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与儒家着重从现实人伦和道德修为立论不同,而是从宇宙万物的同一性角度思考世界的本原和存在方式,因而其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生存论哲学和终极关怀。在这一层面,它与儒家有许多分野:如在宇宙论上,道家属本体论,儒家属生成(衍化)论;在行为根据上,道家提倡"道法自然",儒家崇尚"尊道贵德";在价值观上,道家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平等观,儒家主张"天地之性人为贵"、"仁民而爱物"的差序伦理。这些在今天以传统资源应对工业化弊端的舆论场域,往往被纳入"天人合一"的框架笼统视之,这在本文看来是需要作细致分疏和分判的。最为重要的是,老子哲学的现代价值与其说是具体结论,不如说是方法,是其对世界整体构成和生存状态的根本看法。     

迎接中国哲学的明天

中国哲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已为举世公认。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或称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奠基时期”或称作“奠基阶段”,即中国哲学先秦阶段。后来的哲学流派众多,追溯上去,差不多部可以在先秦哲学中找到它们的源头。正如欧洲近代文化差不多都     

论胡适对孔子易学的逻辑建构——从正名方法的角度看

作为孔门的哲学方法,正名具有校定语义与效法类推的逻辑功能。胡适将正名的两种功能渗透于以"易""象""辞"为基本观念的孔子易学建构中:(一)生生变化之"易"包含由简至繁的发展秩序,为易学中的效法、类推提供逻辑基础;(二)效法自然之"象"的卦爻"象",是圣人效法、类推从而创造种种器物制度、伦理道德的根据;(三)揭示卦爻象吉凶善恶以指引人类行动的"辞",作为逻辑判断命题,其效用的发挥有赖于语义的校定。然而,胡适以正名方法进行的逻辑建构并不局限于易学,他进一步将易学推扩到人生与政治领域,使孔子的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成为其易学的延伸。最终,孔子哲学成为囊括自然、人生、政治诸领域的广义的易学哲学。     

论中国古代哲学情境反思的思维方式

追寻本原、本体乃人类本性使然。哲学上讲的"本体"有不同的形式:有概念化本体,也有情境式本体。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本原、本体就是情境式、境域化的本体;与此相应的思维方式是情境反思式的。在孔子、老子、庄子、禅宗思想中,都有一种天人合一、人与世界一体同在的情境化了的思维方式和相应的情境化本体。中国古代哲学的情境本体和情境反思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特色,是我们的思想瑰宝,值得大力发掘。     

王弼注《老子》之思想资源——从先秦到汉魏思想发展进程来看

学术界探讨王弼哲学的思想资源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老子》文本、家学渊源、荆州学风与汉魏时期的社会思潮。而从先秦到汉魏思想发展进程这一视角来探讨王弼的哲学思想资源,则被忽视。《吕氏春秋》、《淮南子》、《老子指归》等著作的"道"论思想展现了由宇宙本源论向本体论转化的思想脉络,王弼的"以无为本"承接了这一思想资源;先秦以来的崇道重儒传统是王弼提出"崇本举末"主张的思想基础;王弼的圣人观体现了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思想史杂谈》

在这篇讲演稿中,作者谈到了中国思想史的几个特点。一、中国的理性是确立人际关系的实用理性。中国的先秦哲学与希腊哲学有很大不同,希腊哲学对自然的思辨很突出,而中国哲学主要是政治论的社会哲学。孔子的儒学是氏族社会的政治产物;儒家讲的“修身齐     

中国宗教哲学思维模式的理论探索

中国古代儒、佛、道哲学的三种模式,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之间无疑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交融和渗透,相反相成的思维互补特征。如是使之各具风采、交相辉映,表现出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总体趋势,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思维,塑造了重道、重性、重心,以"内圣"与天合一为终极     

先秦名家对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

先秦名家的开创者和成立标志应为邓析.邓析的学术思想就是以"可不可,然不然"之说,对当时社会那些合乎形式逻辑的"常识"提出批评与非难.先秦名家对诸子学派的学术批评,以惠施、尹文二人最为显著.惠施对儒、墨、道、法、名诸家思想,尤其是对道家庄子的思想观点予以了直接的批评;尹文则从稷下黄老"兼综百家"的立场,对名、法、儒、墨各...     

先秦"心性"理论浅探

“心性”为中国哲学所特有的范畴。“心性”理论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理论之一，它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过程之中。同许多范畴、学说一样，“心性”学说在先秦时期已具备了基本的理论形态。从本质上看，先秦时期的“心性”理论，合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为一体，注重主体思维与道德理性的结合。本文拟从先秦“心性”学说的理论基础和“心”之修养方法等方面粗陈管见，以求正于方家。　　一、先秦“心性”学说的理论基础——“人性论”在中国哲学中，“心”是人所特有的思维器官。“心性”源于“人性”。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对“人性…     

研究中国逻辑史的新思路——评《先秦辩学法则史论》

研究中国逻辑史的新思路——评《先秦辩学法则史论》潘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００８７２）先秦时期，由于时代的需要，逻辑思想得以兴起，在诸子百家的争鸣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思想特质的思维工具——辩学。在战国末期，儒、道、法、杂诸家虽均对这种思想有过不...     

中国何以未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逻辑学

<正> 中国学者大多数认为中国未曾发展出类似西方那样的逻辑学,同时依笔者所知,有关学者似亦少有对此问题做这一番缜密的论究。笔者不揣谫陋,在此提出这个论题加以讨论,目的在于对中国哲学作一反省,以便在世界哲学里中国哲学可以推陈出新、重新定位。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名辩学已有逻辑思想萌芽。如果先秦名辩学继续发展下去,会不会发展出西方那样的逻辑学,难以推测。从公孙龙名学与墨辩的注重思维形式来看,如果没有内外的特别因素而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有它发展到接近西洋逻辑学的可能性。可是,事实上,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逻辑学。其原因在于中国学问的动机、学问本义、目标、方法、方向、题材以及语文特征,与西方不同。这些学问上的不同,从根本上看,乃是在于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世界观及人生观的不同。     

先秦儒家、法家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在先秦政治哲学中,体现着德治与法治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路线。前者的主力军是儒家,后者则以法家为旗帜。本文从不同视角多维度地透视了儒家与法家的德治与法治之争,进而揭示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产生的各不相同的社会功效和客观效果,最后通过对儒法相互态度及历史命运的回溯,领悟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相互促进、互济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