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佛教入世途径及其现代启示

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是中国近代佛教的重要特点.就具体途径而言,投身民族救亡、对治近代社会弊端、重建传统道德价值、关注人生问题、拯救百姓疾苦等是中国近代佛教的主要入世途径.分析中国近代佛教的入世途径,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历程,而且对透视当代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将大有裨益.     

中国人间佛教思想的先驱

智旭在《周易禅解》一书中以《易》理对应佛教教理;以乾健坤顺,对应佛教修证;提出《易》佛同一论——佛性即乾道。本文并论证了智旭“佛性即乾道”价值观的重大意义。智旭将佛性定义为“乾道”,将佛教的价值观,对应本土文化价值观,结果,其与中国佛教传统的价值立场,已经相去甚远。主要的差异点在于,将佛教的本来是以出世为标榜的价值立场,转移到了以易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入世的价值立场上。智旭是开创近代佛教思想最先之学者,其“佛性即乾道”说即是近代中国“人间佛教”漫长历史进程的思想源头。     

试论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理想

正太虚大师(1889-1947)是近代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领袖和改革家之一,他继承融汇中国佛教传统,志在革除佛教在封建时代所附着的尘垢和弊端,力图引导其能契理、契机地适应新的时代,走向现实人生,化导社会、人心,被誉为"近代佛教的马丁·路德"。太虚大师还是继杨仁山居士之后,具有世界佛教视野的又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致力于佛教教育事业,组织创办了"世界佛学     

佛教般若思想在魏晋时期的逻辑演进

正一、早期佛教的传入与"格义"佛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主要为小乘禅数之学,其虽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但却没有使佛教本身得到较好的传播。究其原因,一者汉末之前儒教这一处在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压倒性的优势排斥着外来的宗教,特别是一种与自身入世的价值取向相异的出世哲学;二者印度佛教小乘之学本身并非一种适     

历史与现代双重变奏中的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

近现代是一个中西冲突、新旧交替的时代,面对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佛教也相应地做出了一系列或主动或被动的转变,特别是更多地面向新时代、新社会、新文化,更多地关注并参与到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中,可将其称之为入世转型。这里的“入世”并非意味着近现代之前的佛教只有“出世”而没有“入世”的面向,恰恰相反,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是对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入世化、人生化倾向的继承。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又有着与历史上的“入世”非常不同的时代境遇、丰富内涵、新的特点及历史效应,它是对大变革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回应,也是中国佛教自我反思、自我革新的结果,是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佛教中国化的承续与创新,是佛教为了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并更好地展示其独特价值、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努力与开拓。佛教通过与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科学、社会思潮、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协调互动,实现了自身在政教关系、组织管理、思想观念、佛法义理、僧伽教育、宗教实践等方面的转型和变革。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入世转型,呈现出曲折的历程和多向度的路径,表现出区别于传统佛教入世的新面貌、新特点,...     

东西方文化思潮中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近代以来,中国宗教尤其是佛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随着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的传入,随之而来的是科学观念与宗教观的碰撞。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思潮中,中国佛教走向了复兴。之所以能够复兴,这其中既有社会根源、内在思想根源也有时代契机的作用。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是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佛学研究热潮的带动、庙产兴学背景下的僧教育改革以及传统丛林佛教向人间佛教的转型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试论佛教戒律研究的宗教学意义--以汉传佛教为例

佛教教义研究中的最关键一环就是对佛教戒律的探索研究,而对其性质特点和宗教作用的认识对于佛教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对研究现状的分析入手,指出作为行为规范和组织制度的戒律,是贯穿佛教的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体制"四要素"的核心内容;戒律制度是佛教研究中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部分;佛教戒律是人类道德自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戒律是佛教与其他宗教和平对话的共同基础.     

中国佛教组织近代化转型的发轫——以“佛教学务公所”为中心

近代中国佛教最早的组织形态是“佛教学务公所”,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佛教组织近代化转型的开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其组织价值定位转向重塑中国佛教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其产生过程与组织架构呈现兼顾僧俗的特点,组织功能体现出公共化特征。它刺激了中国佛教主体意识的觉醒,协调了“庙产兴学”运动下的僧俗紧张关系并遏制了这一时期依附日本佛教的风气,维护了中国佛教教权的独立。     

近代文明对话中东亚佛教知识的重构——以“大乘佛教”为中心

作为近代东西文明对话中反映在东亚佛教领域的知识重构,"大乘佛教"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能够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东方佛教学者、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的"大乘佛教"观,带有强烈的日本佛教意识,其强调在家主义、批判出家主义,目的在于为日本佛教的在家主义倾向寻找"合法性"依据。西方哲学家、世界轴心文明论者雅斯贝尔斯积极吸收当时欧洲和日本的佛教研究成果,关注佛教的哲学智慧,主张"大乘佛教"是佛教的一部分,其在亚洲的传播,印证了佛教是一个宽容的宗教。雅斯贝尔斯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中心主义的全新的"历史哲学"。二人的文化背景和学问取向尽管不尽相同,但透过他们的言说,可以从一个侧面对比了解佛教知识在近代东西方是如何被重构、如何回应现代性的。     

《维摩诘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影响

作为大乘佛教兴起的标帜性经典,《维摩诘经》蕴含了丰富的人间佛教思想,主要表现为:一是唯心净土,心净则佛土净,二是世间出世间不二,三是"不住无为,不尽有为"的大乘菩萨行。这对禅宗的"即心即佛"的心性论、"不离世间觉"的出世即入世的解脱论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是禅宗变革的经典依据。同样,《维摩诘经》对注重人本、提倡入世的近现代人间佛教也产出了重要影响,是其重要的思想之源、经典依据。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看,《维摩诘经》、禅宗、近现代人间佛教是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     

法舫与近代中国“世界佛教”运动

学界有关近代中国"世界佛教运动"研究的叙事,主要是以太虚的志行为中心,然这一场运动还有更多的细节可供探究。法舫作为太虚座下重要弟子之一,所负责的主要是佛教的世界化事业。梳理其参与世界佛学苑创建的经历、在《海潮音》上有关"世界佛教"的论述、海外留学弘法经历以及他与国际性佛教组织的来往情况,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一运动有更多细节性的观察。法舫作为近代中国佛教国际化运动的第一代践行者,其筚路蓝缕的经历对于今日"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国宗教的国际化事业具有非凡的参考意义。     

理念转换与机制革新:近代以来北京佛教变革中的社团建设

民国佛教是中国佛教的历史转折点,不仅改变了明清佛教之积弊陋习,而且孕育了现代佛教的思想理念,开拓了佛教社会化的发展道路。从佛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佛教在社会化之中充分发挥弘法利生的社会功能,减少与社会民众的隔阂,消除佛教在社会中的负面形象,既保证了自身的生存空间,也促进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交流,为自身的发展开辟了更广泛的前景。因此,本文立足于前贤研究之基础,从宗教与社会交互影响的角度,探讨近代以来佛教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僧团的理念转换,以及佛教中的社团建设,最后集中讨论民国佛教变革的社会意义。文章认为:近代以来佛教的社团建设、社会化服务,并不必然导致佛教的世俗化。佛教随顺时代潮流而积极入世,更能体现佛教与社会互为一体、密不可分的关系。     

金陵刻经处与近代佛教教育

金陵刻经处与近代佛教教育吕建福传统佛教之培育僧材、续佛慧命,主要靠早期寺院的译经讲学及唐以后建立的丛林制度。丛林制度最早虽由禅宗大德所创,所谓“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但后来佛教寺院凡规模较大者,无论宗门、教下,几乎无不实行丛林制度。这是因为它改变...     

关于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若干思考

正一佛教在不同的国别中,核心要义是一样,但是显现的形态不同。从宗教学的观点来看,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理念观念、组织制度、言行举止、体验经验。因此,佛教中国化,起码在如上四点上要体现中国特色,使之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例如,中国化的佛教在理念观念上,看重孝道,强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持守素食;在组织制度上,有中国传统宫殿式的寺院建筑,有两序大众系统,有丛林规约,     

真禅法师与上海佛教

本文主要论述通过改革开放以来,身为玉佛寺方丈、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的真禅法师,在上海地区所从事的弘法利生活动,关心佛教教育、注重慈善事业、弘扬文化传统,为上海佛教事业之发展、逐步构建了上海地区“都市佛教”之发展形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弘扬近代佛教传统,重建人间佛教风骨。二十世纪以来,上海佛教可谓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民国年间,是佛教由传统而近代的转型时期,同时也是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佛教繁荣期。上海佛教一改其在传统佛教史上无甚地位作用的旧姿态,顺应时代之发展,一跃而居于近代中国佛教改革振兴的前列。第二,光大佛教文化构建文字弘法模式。上海佛教在大力发展佛教文化事业方面,曾给当代中国佛教以极大影响。目前在全国各地的古刹名寺及佛教团体,相继成立有各种类型的佛学院、佛迦培训班,佛教图书馆或阅览室等等,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近代上海佛教的影响。所以,当代上海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有其深厚的基础。真禅法师十分关心佛教的文化教育事业,把它们作为上海佛教发展的基础。第三,初中佛陀遗教,广作弘法利生之业。真禅法师一生关心社会慈善事业,从80年代起,在真禅法师的率领下,上海佛教界的僧众及其居士,本着人间佛教、弘法利生的弘誓大愿,在关心、赞助社会福利事业及公益事业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湘军与中国近代佛教复兴

湘军是作为太平军的对立物而出现的。针对太平军毁佛寺等破坏中国传统宗教行为,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声称要"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湘军在和太平军的斗争过程中及取得胜利之后,举起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采取多种手段恢复传统文化及相应设施,在客观上也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创造了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近代佛教复兴的两个关键人物,即俗界的杨文会居士和教界的敬安法师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二是捐资修建佛教寺庙和刻印佛经,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创造了一定物质和文化条件:曾国荃倡修的南京毗卢寺,成为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活动的重要中心,而他和曾纪泽支持和资助的长沙刻经处则是近代中国刻印佛经的重要场所之一。     

新世纪佛教复兴的组织基础(四)──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教会社团的组建

五、世纪初的建僧构想与世纪末的现实太虚在僧彻中最富有近代组织意识与前瞻性。把太虚在世纪初提出的建僧构想与世纪末两岸三地佛教组织制度现状作一下比较对照，对21世纪中国佛教正视存在的问题、增强信心当大有启发。太虚早期活动的重心之一是企图联络团结一批志同道合...     

关于汉传佛教密宗复兴的思考

<正>密宗作为汉传佛教八宗之中成立最晚的宗派,其教理、修法在印度佛教之密教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崭新的本体论、心性论、实践论,并与禅宗、华严宗、唯识宗等宗派的核心理念相互交织,同时又具有自宗的鲜明特色,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内涵。汉传佛教密宗于唐代中期盛极一时,却于唐末"会昌法难"之后逐渐式微。近代时,经过民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等人的提倡,又有持松、大勇、显荫、     

人间佛教的制度变迁模式(上)——当代中国四大寺庙的比较研究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深深嵌入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风云激荡,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均发生了巨变。佛教在此过程中为适应时代要求,亦经历了从出世到入世的变化。近代太虚大师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尤其是“人间佛教”的提出,为佛教从出世向人世转变。从而进入社会领域提供了现实基础。     

历史上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组织制度与社会组织制度之互动——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为例

南传上座部佛教自传入中国云南境内后,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体系,有着不同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乃至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地方性"特征。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组织制度与傣族社会组织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托的,通过神圣化的仪式和突出等级职责的宗教行为,为世俗社会组织和制度提供着神圣的合法性与政治认同,而世俗社会的组织制度则从政治法律支持、经济支持、信仰支持等方面来维系和扩大佛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