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复杂社会的秩序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秩序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它是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必备的条件.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需要的秩序是不同的.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自然秩序,随着人类进入工业化的历史阶段,社会的复杂化程度迅速提高,自然秩序开始变得不能适应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需要,从而出现了创制秩序.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迅速提高,从而对创制秩序提出了挑战.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需要一种新的秩序,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基础上的自觉秩序.自觉秩序也就是合作秩序,既是人的合作行动的结果,也是人的合作行动的保障.对于历史而言,自觉秩序将是人类秩序追求的归宿.     

反思“人性自利”

动物的本性是趣乐避苦,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二者存在本质差异。好利恶害的人必怀赏畏罚,故人皆有好利恶害、怀赏畏罚的自利性。说人性自利,属于事实陈述,不等于说人性恶。只有当人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自利时,才会出现善恶问题。说人性自利,也不是理论假设,而是事实如此。非但经济人自利,政治人自利,道德人也自利。哪怕最高尚的道德人,也是为了追求自己所看重的利益而行动。所以,无人不自利。很多著名思想家在承认人性自利的同时,也声称人有利他性。但这一意味人性存在分裂症的说法,实属运思不当的误解。实际的情况是:人虽有利他行为,并无利他人性;其他各种人性,也内在地服从于自利性。     

社会治理中人际标识的伦理解读:身份、角色与行动

审视社会治理,人际标识主要包括身份、角色与行动。历史地看,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以纲常伦理精神为指导,人际标识主要是等级身份。近代以来,随着人的存在境况由"神人同在"转变为个人本原的"非此即彼",契约伦理成为工业社会典型化的伦理精神。等级身份分化为身份与角色两种因素,社会治理活动更多呈现为具有一定流动性的组织化的角色扮演。在当前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的存在境况不再是个人本原的非此即彼,而是人的共生共在,一种新的合作伦理将取代契约伦理为社会治理的合作行动提供道德支撑。合作行动成为主要的人际标识,在具体治理场境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合作行动体系中自觉的行动者,通过具体的合作行动来定义自己并证明自己的角色扮演。     

论民主困境中的治理变革——读卡蓝默《破碎的民主》

卡蓝默的《破碎的民主》是一本根据20世纪后期社会变迁而思考治理变革的书。阅读这本书,可以看到,管理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对近代以来的民主追求造成了冲击,而20世纪后期的机构改革也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治理要求。因而,必须探讨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在合作理念下展开的,而不是传统的民主追求的简单重建。     

在风险社会中看想象之于行动

人的一切认知都是为了行动,而行动则是为了人的生活和生存的需要。想象是人的认知活动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或者说是人的认知活动的一条重要路径。在工业社会中,想象在科学认识和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中遭到了排斥,只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以及文学艺术活动中才得以认可。人的认知活动需要在具体的条件和历史场境中来加以理解,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体系。在工业社会所拥有的认知体系中,分析性思维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分析、抽象、推理等方式而实现认识,并将认识成果作用于实践。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能够适应合作行动要求的认知方式是与相似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而想象则是相似性思维的构成要素和重要环节。对于人的行动而言,想象意味着创造、创新。因而,在人类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遭遇了风险社会的时候,我们在致力于思维方式重建的任务时,需要突出想象的功能。     

论组织研究的行动主义转向

组织研究以人的主体性行动作为研究元点。组织的结构是对组织连续性行动的具象描述,组织成员和微观过程将组织的宏观变迁关联起来。社会治理场域中的组织研究正在走向关注组织中的行动者、关注组织行动的关联性特征的行动主义路径上来。行动主义主张社会存在于人的行动之中,因此行动主义的组织研究致力于发现组织中的人性和复杂性,发现组织行动的关联性和去中心化特征,这代表着组织研究将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实现双重的转型。进而言之,行动主义为个人行动和组织行动提供了价值指引,不仅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组织结构与制度设计的原则,也将成为未来社会治理的原则。     

合作的人性基础

合作与人性的关联,是当今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探讨的热点问题。当代进化生物学和博弈论都证实,自利可以导向合作,其路径就是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实验经济学家认为,合作并不全然基于个体利益,而且还基于人的社会偏好。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作为集自然性与社会性、个体性与整体性于一身的二重性存在物,其本性是社会交往。但人的交往以竞争与合作为最基本的共生并存的交往形式。合作首先基于利益,同时合作以正义为前提约束,也与人的利他性情感即道德感有机融通。因此,合作具有深厚的人性基础。从本质上说,人就是一个合作性的物种。     

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德制构想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大历史阶段,与这两大历史阶段相伴随的是“权制”和“法制”两种基本制度.权制是建立在人的等级关系的基础上的,也是人的等级关系的保障.法制是以人的平等的设定为前提的,反过来,又以对人的平等等人权的维护为其基本功能.现在,人类正走向后工业社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人的共生共在是制度建设的基本前提.因而,建立起一种既不同于农业社会也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德制”(道德制度),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自觉承担起来的任务.德制建设不是精英创制的过程,而是在真正民主的途径中由民众在合作实践中加以创制的.     

论复杂治理场域中公共行政实践主体新的学习隐喻:情境学习

在当今被冠以风险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后工业社会等不同称谓的变革时代,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充满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治理场域。建立学习型政府和提升公共行政实践相关主体的学习能力,构成了思考和回应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场域的关键。情境学习作为一种新的学习隐喻,其具有社会协商性、知识建构性、变革与创新性、同情境的适应性调适和促进生成自组织现象的潜质等特征,不仅有助于增进多元公共行政实践主体的存在论意义,同时对于实现合作治理和最终建构公共行政实践共同体也发挥着重要意义。情境学习这一新隐喻的实现,需要进行一场涉及公共行政领域个体、知识观与组织观等多个层面的系统变革。     

商业与道德:对斯密、弗里德曼和德鲁克观点的分析

斯密、弗里德曼和德鲁克三位学者提供了一种贴近企业实践的视角去理解商业与道德的关系,希望在真实且具体的商业实践中看待企业伦理问题.斯密强调人的私利心,但他反对把自利与损人等同,主张将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统一;弗里德曼继承了斯密"人性自利"的假定,推崇企业在市场环境下展开公开而自由的竞争,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在法律和基本的道德规则约束下追求利润;德鲁克认同弗里德曼关于企业应该固守盈利本分的观点,认为企业应在绩效能力和职权能力范围内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地将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共同的福利.     

社会选择思维与《正义论》的建构方法

针对现实正义问题,阿马蒂亚·森批评罗尔斯的建构方法是不必要的,但罗尔斯通过批评社会选择理论,阐明了建构方法的理论诉求是通过建构非经验的选择约束框架——原初状态,让"互不关心"的人们达成社会合作.罗尔斯与森在理论方法上共享了一种社会选择思维——社会原则由个体选择产生,但建构方法论证了社会合作的理性规范,这是社会选择理论无法论证的.鉴于所有针对现实正义问题的经验选择均有赖于一个社会选择框架的存在,而社会选择框架以社会合作为前提,罗尔斯的建构方法是经验选择的必要前提.     

心理矛盾与自我构成——道德哲学新视阈

伦理两难引发的心理矛盾有可能破坏自我的统一性,造成能动性的瘫痪,常被理性主义哲学家看作应当避免的负面现象。然而,心理矛盾对理解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重价值面向有积极作用,也为行动主体的自我改善提供了契机和动力。在重估心理矛盾的道德哲学意义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转化和结合矛盾两极、以矛盾张力为行动依据的折中式解决方案。折中式方案促使行动主体反思并调整自己的多重实践同一性,对所处社会情境作出更恰切的反应,推动社会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变革。因此,心理矛盾不仅凸显出自我是在时间中的展开,也揭示出自我深刻地内嵌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解决心理矛盾,正是打破自我的静态统一性、建构更加立体的动态统一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体现出个人与社会的双向影响和塑造。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利他主义：直觉的问题

利他主义是西方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但传统的利他主义观念总是以个体的自我牺牲为前提的.本文对此进行了适度的澄清和改写.它强调利他主义的伦理态度应以理性为基础.这种以理性为基础的利他主义既不是出于自利,也不是出于仁慈、同情,而仅仅是为他人利益着想的行动意愿.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语境下生态农业的伦理蕴涵

生态农业是一种生态可持续、利益共分享的普惠型农业。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讲,生态农业的伦理"应当"就是保有并发展土地和生态系统的生命价值,以此为前提获取经济价值。就人与人的伦理关系而言,生态农业的伦理蕴涵在于摆脱资本逻辑和工业理念的控制,以生态农业构建平等互利、共信负责、合作共赢的人际关系。生态农业追求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共赢,追求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利益的实现,维护生态正义和社会正义。海南生态循环农业同样应承担双重伦理"应当",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绿色兴农、共享富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两难中合作行为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如何预测人们将做出合作行为,是社会两难决策研究中重要的问题。该文回顾了社会两难研究的进展情况,包括社会两难的特征、来源、类型、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综述了两难中影响合作行为的个人因素和情景因素,重点介绍了目前存在争议的制裁系统和合作的关系研究,以及为什么它们之间会表现出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对合作行为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未来的研究将更侧重于合作决策的理论建构、文化内涵和认知过程的揭示     

移情是美德伦理的充要条件吗 ——对迈克尔·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的分析与批评

作为当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家,迈克尔·斯洛特旨在以道德情感主义的方式建构美德理论。为此,他特别重视"移情"在美德伦理体系中的功能。在他看来,移情促使行为者实施合乎美德的正确行为,做出合乎美德的恰当评价。然而,移情既不是美德行动或评价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们的充分条件。移情的成功至少还依赖于行为者的优良品质、准确判断以及行为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移情的不真实或不可能,也不意味着移情在美德伦理学中毫无价值。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视角看,美德伦理无须排斥移情,而应当将之纳入实践理性的合适环节之中。     

简化与元简化:信任在国家治理中的两种功能

公共领域中的信任类型以及信任的延展半径,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治理模式。在传统的国家治理语境中,信任是作为一种治理简化机制而被使用的,经过工业社会的理性建构之后,信任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工具属性和目的论色彩。随着国家治理的日益复杂,信任的简化功能也相应地内卷化和复杂化,以至于不得不发展出"元简化"功能来化约经典的简化功能。元简化是由反思性推动的,是将信任彻底工具化之后的功能再造过程。然而,无论是简化亦或元简化,都是在机械论逻辑下解读高度复杂性的国家治理问题,此时的信任不仅是完全功能性的、构成性的和还原性的,更是简单的,是希冀于实现"以简驭繁"的国家治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高度复杂的世界使机械论的基座崩塌,唯有承认信任与合作是同构的,并主动去赋予信任以合作的意涵,才能引导国家治理系统走向良治。     

“治理失灵”及其救赎——兼论两种不同的社会认知观及行动方案

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好的社会治理"一直被奉为圭臬,是所有社会组织推进治理实践所追寻的终极目标。然而,实现"好的社会治理"首先必须正视治理主旋律中的"失灵"杂音,以"治理失灵"的救赎为契机去规划社会治理的行动。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失灵"在社会治理中不断蔓延,逐渐呈现出常态化趋势,并且形成"治理失灵"的总体性存在形式。在这种情形下,对"治理失灵"的救赎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治理的基本生态,对既有的社会认知观做出及时地归纳与反思,这是正确选用社会治理行动方案的认知前提。其实,"治理失灵"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面向未来的社会治理应当放弃既有的"保守主义"行动方案,继而在革新的意义上去不断刷新治理思维、促进治理主体间的合作以及创新治理工具的协同运用。     

现代西方经济正义理论的演进及其启示

经济正义一直是经济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我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之际,它再次成为我国现实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在辨析现代西方经济正义理论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视野,推进公平和效率问题的研究。一、福利经济学的经济正义理论古典功利主义主要包括自利选择原则和最大幸福原则,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幸福就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每一个理性人的目的就是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幸福,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总和。功利主义在西方近代伦理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福利经济学的经济正义理论深受其影响。旧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