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规范伦理要求的信任——一种布兰顿式的进路

信任的知识论中的一项重要争议在于,信任仅是个体对待彼此的态度,还是一种对我们的规范要求？布兰顿的信任理论引入了对信任形成的历史性分析,指出信任是经过社会形式的变迁而最终形成的一种规范的、伦理要求。只有在个体对待彼此的“规范态度”和个体在社会中占据的“规范身份”之间实现真正制衡的后现代社会中,个体才能基于对彼此的信任建立起真正的共同体,进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信任,因此成为一种理解和对待彼此的元伦理态度,只有基于信任才能理解何谓信任,以及为何信任。这一回答在解释信任的伦理特征的同时,也能为信任的知识论问题提供一种不同的解。     

从人伦规范看耶儒对话的可行性--以《教会新报》(1868-1874)为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重点和核心。本文结合《教会新报》的相关内容,从具体伦理规范、普遍伦理规范和最高伦理规范三个不同层面对照比较了儒家的以“五伦”、“五常”为特点的仁爱思想与基督教的以“十诫”为背景的神爱思想的异同,证明了基督教与儒家在伦理层面的互补性及其对话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从而为当今普世伦理的建设提供经验和启迪。     

论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基本特质

伦理精神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准确把握儒家伦理精神则必须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伦理精神的关键在于厘清孔孟儒家理论的核心关切。而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正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孔孟儒家伦理精神主要包括了:"志道据德"、"为仁由己"与"慎终追远"。其中,志道据德是孔孟儒家伦理的整体价值导向;为仁由己是其伦理实践的执行关键;而慎终追远则为为仁由己提供内在动力。回归孔孟儒家的伦理精神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摆脱当代社会道德困境的重要途径。     

“孝”是公共规范还是个人美德

“孝”在儒家传统中发挥着双重功能,既是公共生活的规范,也是家庭生活中的个 人美德。作为公共规范的“孝”,往往意味着公共生活中的政治品格和家庭伦理生活的顺从 关系,被统治者所关注、舆论所监督、公权力所保障,由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孝道 ”可能演化为一种“道德表演”。作为私人美德的“孝”,建基于家庭成员的 “互爱”,它出于个体的意志自由和道德自愿,更加具有真实性,体现了血缘之亲和家庭 之爱。现代意义上的“孝道”有必要弱化“孝”的公共规范色彩,而提升其作为一种个人 美德的意义,提倡从意志自由和情感自愿的角度去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互爱关系 。     

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实践困境——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伦理学的反思性讨论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被称为“本原伦理学”,它关注人类整体伦理生活的 形而上根据,似乎对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及个体行动的道德根据等伦理论题不以为意 。然而,由此得出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完全不关注伦理行动者的个体实践,或者直 接断定伽达默尔拒绝将伦理意涵赋予“孤独的个体存在”,不仅失之于简单粗暴,亦缺乏一 种对伽达默尔伦理思想进行辩证综合考量的复杂性思维以及对之进行更为细致理解的理智耐 心。至少我们在伽达默尔的短文《科学与公众》中看到了一种例外。在这篇短文中,伽达默 尔通过分析技术化时代科学的话语霸权及其控制效应,揭示了现代权力格局下学者自主性研 究缺失的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学者个体行动的伦理困境。伽达默尔将这种伦理困境归咎于 现 代规范伦理学,指责规范伦理学用普遍规则规训个体行动,在行动理由问题上饰智矜愚,不 了解活生生的日常经验作为行动理由更具有原初的本根性。为此,伽达默尔要求接榫亚里士 多德实践智慧与诠释学以拔丁抽楔,走出规范伦理学迷津,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伦理 困境。     

伦理与道德之辨正

伦理与道德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在许多研究者那里是比较模糊的。本文试图从词源学的角度并结合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相应观点对二者的内涵加以区别界定并对二者的关系加以厘定:道德是个体对自身完满性的价值追求,具有主体性与私人性;而伦理则是基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而形成的规范体系,具有“互主体性”与公共性。道德是伦理的基础,伦理是道德的提升。笔者认为,对伦理与道德加以区分和厘定将有助于伦理冲突的化解、伦理关系的协调以及伦理秩序的维护。     

生活形式与伦理反应——基于实践指引的维特根斯坦行动伦理探析

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显明了日常实践的一个基本组织特性,即一种广泛运作在话语实践中的自主调适是促成日常生活的整体趋向性与个体行动的情境自主性之间的平衡的重要条件;基于此,“生活形式”无疑标示着一种实践策略,它旨在印证一种“日常—生活—实践”之联动场域的内在规范;进一步地,这一实践化的伦理品格呈现在日常实践的两种组织层面,即基于规则叙事的情境认定和基于意向叙事的行动导向,二者合力在时间构型中将话语实践的自主调适深化为一种非范导的、动态自主的“伦理反应”,后者为一种基于实践指引的行动伦理权衡提供了新的思考契机。     

礼：诗与乐之间——孔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孔子的伦理思想可以用“诗性伦理”作为概括,这体现在他的纲领性表达“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中。伦理主体兴起于仁爱的诗性言说,依据正当、适宜之道,建构并持守作为伦理规范的“礼”,并在“乐合同”中完成伦理精神的诗性回归。诗性伦理是从生活情感的本真言说中建立伦理规范的普遍性与历史性,“礼”的建构在诗与乐之间,并在与诗、乐合一的回环中复归仁爱情感。     

“非常伦理”的道德内涵

“非常伦理”既与“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如何做”的一般伦理问题相联系，也关乎“日常”与“非常”之辨。“非常伦理”和“日常伦理”都关涉伦理学的一般特点，包括德性与规范之间的统一。以“非常伦理”为关注之点，其意义不仅无法与一般的价值原则和普遍的道德规范相分离，而且涉及这些普遍原则的具体落实。在伦理学上，原则的普遍性和原则的落实，关乎形式与实质的关系问题。不管是日用常行，还是日常生活之外具有不确定性的生活领域，都需以普遍价值原则为引导。判断一种伦理原则的正当与否，不仅需要视其价值意义，而且应当同时关注其正面的价值意义是否得到具体落实。从行为过程和道德规范的互动来看，广义上的行为制约还关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权力还是权利，都既与日用常行相关又超乎日用常行之外。以伦理学为视域，人类不仅需要约束权力，而且应当约束权利。在更广的意义上，“非常伦理”中的“非常”关乎科技领域，“非常伦理”则相应地需要讨论其中的伦理问题。科技活动既与人的日常存在相关，又不限于人的日用常行。通过对人体增强、人工智能的分析，可以更进一步理解“非常伦理”及其意义。     

家内关系的伦理辩证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下的家内关系就其所体现的伦理精神而言,是一种类似于黑格尔家庭法哲学中“爱的辩证法”的个体与实体相统一的伦理关系。在这种家内伦理关系中,“实体性的同一”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法则。在夫妻关系中表现为由“别”而“合”“不同而一”的伦理结合,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呈现出生身养育、报本反始的伦理施报结构,在兄弟姐妹关系中达成了友爱平等的伦理平衡。然而,夫妻关系中的“别”“异”、父母子女关系的“异形离质”、兄弟姐妹关系的“分形连气”都表明家庭伦理精神的“实体性的同一”内在地存在着“伦理性的裂解”的结构特征与现实可能。这种家内伦理关系所体现的个体与实体的辩证运动为家庭精神及其现实形态的历史演绎提供了逻辑前提和动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