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手机互联网依赖对疏离感的影响：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

为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现实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及疏离感的关系。采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青少年疏离感量表、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量表和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对442 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发现：（1）不同手机依赖水平与疏离感差异显著,高手机依赖者的疏离感均显著高于低手机依赖者;（2）手机依赖对疏离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网络社会支持和现实社会支持对疏离感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3）现实社会支持在手机依赖与疏离感间具有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手机依赖既直接对疏离感产生影响,又通过现实社会支持对疏离感产生影响,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7.8%;（4）现实社会支持和网络社会支持在手机依赖与疏离感间均具有调节效应,可以缓冲手机依赖对疏离感的影响。     

手机成瘾与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明确手机成瘾对其拖延行为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重点考察了注意控制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意志控制的调节作用。以1212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对其手机成瘾、注意控制、意志控制及拖延行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在控制性别、年龄、年级后,手机成瘾对拖延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注意控制能够在手机成瘾与拖延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手机成瘾对拖延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及注意控制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均会受到意志控制的调节。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从注意控制理论及自我调节失败理论的视角理解手机成瘾与拖延行为的关系,而且对引导大学生合理使用手机为其心理社会适应服务具有启示意义。     

大学生人格与手机依赖的关系：压力感知的中介与性别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压力感知在大学生人格与手机依赖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在压力感知和手机依赖之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青少年有问题手机使用自评问卷、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和大学生压力量表对1478名大学生施测。结果发现,神经质、开放性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压力感知和手机依赖;宜人性负向预测压力感知和手机依赖;压力感知在神经质、宜人性、开放性影响手机依赖间起中介效应;性别调节神经质−压力感知−手机依赖这一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结果表明,降低压力感知水平可减少神经质大学生的手机依赖,且这一影响对男生更显著。     

手机依赖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学业倦怠的中介作用和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青少年手机依赖、学业倦怠、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及作用机制,采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初中生学习倦怠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SCL-90心理症状自评量表,对黑龙江、天津、山东、河南、江西8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以及河南省2所初中、2所高中的中学生共1191名青少年进行测查。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1)手机依赖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学业倦怠在手机依赖和心理健康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消极应对方式调节了手机依赖通过学业倦怠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中介作用的后半段路径,相对于低消极应对的青少年,中介作用在高消极应对的青少年中更显著。该研究结果对维护和促进手机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心理韧性对汉区少数民族预科生手机依赖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了社交焦虑在心理韧性与汉区少数民族预科生手机依赖间的中介作用,及该过程是否受感觉寻求的调节。采用心理韧性问卷、社交焦虑问卷、感觉寻求问卷和手机依赖问卷对622名汉区少数民族预科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心理韧性对汉区少数民族预科生手机依赖有负向影响;（2）社交焦虑对心理韧性与汉区少数民族预科生手机依赖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效应;（3）汉区少数民族预科生感觉寻求对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作用,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因此,心理韧性对汉区少数民族预科生手机依赖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和手机依赖的调节作用

以621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情绪智力量表、心理症状自评量表、青少年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为研究工具,探讨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以及手机依赖在这一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情绪智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著,社会支持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情绪智力既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健康,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理健康;（2）手机依赖调节了情绪智力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相对于低手机依赖的大学生,高手机依赖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不仅要重视个体因素、生态环境因素的单独影响,更要重视这些因素的联合作用。     

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手机依赖:自我控制和感觉寻求的链式中介作用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手机依赖指数量表、自我控制量表和感觉寻求问卷,对42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查,以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关系及自我控制和感觉寻求的作用。结果发现：（1）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与手机依赖正相关,而父母情感温暖、理解与手机依赖负相关;（2）自我控制和感觉寻求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手机依赖间分别起部分中介作用;（3）自我控制和感觉寻求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手机依赖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手机依赖具有密切联系,自我控制和感觉寻求在该联系中起重要作用。     

冲动性和大学生自伤行为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情绪管理理论和人际或系统模型为依据考察冲动性与大学生自伤行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以及家庭环境的调节作用。采用巴瑞特冲动性量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家庭环境量表、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对2270名大学生进行施测,旨在考察负性情绪对冲动性与大学生自伤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家庭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冲动性和负性情绪正向预测大学生的自伤行为;(2)负性情绪在冲动性和自伤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3)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和冲动性的直接作用受到家庭环境的调节。这些结果对于深入理解个体与环境因素对自伤行为的作用与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学校归属感与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关系:学习焦虑的中介效应与同伴关系的调节效应

为探讨学校归属感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阶段环境匹配理论,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山东省青岛市65所中学3355名高二年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性别和上网时间后,学校归属感对青少年手机依赖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学习焦虑在学校归属感与青少年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学校归属感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直接作用、学习焦虑的中介作用均受到同伴关系的调节,且相对于同伴关系水平低的个体,学校归属感对手机依赖、学校归属感对学习焦虑以及学习焦虑对手机依赖的作用都在同伴关系水平高的个体中更强。本研究有利于揭示学校归属感是如何影响青少年手机依赖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影响更强/更弱,对移动互联网时代预防青少年手机依赖有一定启示意义。     

大学生神经质人格、手机网络服务偏好与手机网络过度使用的关系*

采用问卷法,以1488名大学生为被试,探讨了大学生神经质人格、手机网络服务使用偏好与手机网络过度使用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1）大学生对手机网络服务的偏好依次是：信息服务、娱乐服务、社交服务和交易服务;（2）大学生神经质人格与手机网络服务偏好和手机网络过度使用有显著正相关,信息服务和娱乐服务与手机网络过度使用有显著正相关;（3）大学生神经质人格、信息服务和娱乐服务对手机网络过度使用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4）神经质人格通过信息服务和娱乐服务间接影响大学生的手机网络过度使用,信息服务和娱乐服务在二者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可以通过塑造大学生的积极人格,培养积极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有效抑制大学生对手机网络的过度使用行为。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孤独感、手机使用动机的关系

为探讨手机成瘾与孤独感、手机使用动机的关系,采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UCLA孤独量表和手机使用动机问卷对442名大学生进行测量,并综合运用相关分析、多元方差分析和路径分析考察变量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孤独感影响手机成瘾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直接预测大学生的手机成瘾,二是通过网娱动机间接预测手机成瘾。研究表明孤独感是影响手机成瘾的重要因素,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干预可以从降低孤独感入手。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孤独感和自我和谐的关系

立足于探讨大学生的手机成瘾与孤独感和自我和谐之间的关系,探索了并验证了自我和谐在手机成瘾和孤独感的中介作用,为对手机成瘾大学生进行有效的心理干预提供了研究性的支持。采用手机成瘾问卷、UCLA孤独量表和自我和谐问卷,通过相关分析和路径分析,得出结论：手机成瘾与孤独程度呈正相关;自我和谐程度与手机成瘾呈负相关;自我和谐程度直接影响手机成瘾。     

按键位置对手机键盘拇指操作绩效的影响

本研究假设对于同样的手机键盘操作任务,手机各按键的位置不同,在操作绩效上存在差异。该研究实验从被试的客观操作绩效(反应时和正确率)和主观满意度评价两方面证实了该假设的成立:在保持被试自然姿势操作手机键盘的情况下,各按键在手机键盘中的位置确实对操作工效有较大影响。     

On the Gendered Nature of Mobile Phone Culture in Israel

Data from surveys and personal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analyze gendered patterns and contexts of the mobile phone use of Israeli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mobile phone has become an everyday, highly regarded, multipurpos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device rather than a working tool. Both men and women discussed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 role of the mobile phone in their lives in quite a traditional gendered manner—activity and technological appropriation for men and dependency and domesticity for women. At the same time, the actual phoning habits and attitudes of users point to a pattern of domestication of the mobile phone and even feminization of its consumption.     

Me, My Mobile, and I: The Role of Self- and Prototypical Identity Influences in the Prediction of Mobile Phone Behavior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 of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prototypical identity influences on high-level mobile phone use from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perspective. Participants were 252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completed 2 questionnaires, 1 week apart. The first questionnaire assessed the standard TPB constructs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s well as self- and prototypical identity influences. The second questionnaire assessed level of mobile phone use in the previous week. Support was found for the TPB in predicting high-level mobile use intentions and behavior. Self-identity and prototype similarity, but not prototype favorability, also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intentions. The effects of prototype similarity on intentions were mediated via self-identity processes.     

抑制控制训练对手机依赖大学生的干预效果

依照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及手机使用时间记录从548名被试中筛选出60名手机依赖大学生,将其随机分配到抑制控制训练组和非训练组进行实验。预期通过抑制控制训练提升手机依赖大学生抑制控制能力,降低其手机依赖水平。结果发现：训练组被试在接受为期8周的抑制控制训练任务后,手机依赖总分、手机使用时间和非训练组相比显著降低,抑制控制能力显著提升。结果表明抑制控制训练对手机依赖大学生的干预效果明显。     

手机成瘾大学生注意偏向的实验研究

该研究试图从注意偏向角度研究手机成瘾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机制,旨在揭示手机成瘾大学生与正常使用手机大学生在面对手机相关词语和中性刺激时的注意特点及其机制,以期为手机成瘾大学生的治疗和干预提供理论支持。该研究首先利用手机成瘾量表筛选出手机成瘾被试,然后采用点探测范式探求其存在这种注意偏向模式的内在机制。通过研究发现,手机成瘾水平对大学生手机相关词语注意偏向是有影响的,不同手机成瘾水平者的注意模式不同,手机成瘾者对手机相关信息存在注意偏向,正常使用手机者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注意偏向。     

驾驶中移动电话的使用：基于自我调整行为的研究视角

因使用移动电话而导致的“驾驶分心”已成为一种严重的道路安全隐患。驾驶者总体上能意识到其危害, 但在驾驶中使用移动电话的现象很普遍。以往研究不能全面地对这一矛盾予以解释, 长期以来更是忽略了对“驾驶分心中自我调整行为”进行研究, 而这一问题能够直接解释驾驶中的移动电话使用行为。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对与驾驶分心中自我调整行为有关的研究进行分析和综述：(1)驾驶中移动电话使用行为的一般规律(类型、频率和危险感知等), 驾驶者对移动电话使用行为的理解是诱发自我调整行为的基础; (2)驾驶情境下移动电话使用中可能触发的自我调整行为, 该部分将主要分析自我调整行为的类型及相关属性; (3)如何对移动电话使用行为和自我调整行为进行预测。总体上, 基于对补偿式安全信念进行理解和度量、并以此为切入点对驾驶中移动电话使用及与其有关的自我调整行为展开研究, 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驾驶分心行为。     

Technologies,Multitasking, and Driving: Attending to and Preparing for a Mobile Phone Conversation in a Car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mobile phone calls initiated or received by drivers and passengers in cars and focuses on the participants' actions before the telephone conversation proper. Drawing on video‐recorded data of real driving situations, and building on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multimodal interaction analysi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participants temporally and sequentially coordinate situations that require multitasking, that is, use a phone while on the move. This article shows how participants draw on the current social‐interactional, material context to handle the call as relevant at that point and how they, through their vocal and bodily conduct, manage the prebeginning as a collaborative effort. The findings have relevance for research both on driving and on human–human and human–technology interaction.     

大学新生时间管理倾向、手机依赖与无聊倾向的关系：一项交叉滞后研究

在3个月的时间内对425名大学新生进行3次追踪测量，以考察时间管理倾向、手机依赖与无聊倾向之间的因果顺序和发展变化趋势。结果发现：（1）大学新生的无聊倾向与时间管理倾向呈同时性和继时性的负相关，并与手机依赖水平呈同时性和继时性的正相关。（2）T1和T2的无聊倾向分别正向预测T2和T3的手机依赖，并分别负向预测T2和T3的时间管理倾向；T1的时间管理倾向负向预测T2的无聊倾向；T2的手机依赖正向预测T3的无聊倾向。结论：无聊倾向分别与手机依赖、时间管理倾向之间存在相互预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