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与临床思维——一例多器官衰竭患者诊疗反思

多器官衰竭或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在临床中尤其是急诊及重症监护室内常见,各种病因所致的疾病进展到一定程度均可导致多器官衰竭。在本案例中,一例老年男性患者,以急性腹泻起病,后短时间内进展为多器官衰竭。通过对该例患者病史总结、病理生理机制的探讨,以及对整个诊疗过程的反思,结合"蝴蝶效应"理论,总结出一种新的临床思维,并探讨"蝴蝶效应"理论在对该例患者的诊断、治疗甚至医患沟通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以期通过参考该案例,对以后的临床工作起到一定帮助。     

小皮蛋答问

老师把“什么叫蝴蝶效应”布置给小皮蛋做。     

“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风险研究——基于可能性和必要性视角

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出现宗教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宗教状况各不相同,在有的国家和地区,宗教作为一种变量,极大地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进程。其或许可以助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形成文化区位优势,但其变量作用也具有不确定性,在一些条件下,由此产生宗教风险,进而会引发宗教的"蝴蝶效应",因此,对之进行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情况有一全面判断。正是基于此认识,笔者指出机遇与风险并存,并提出对宗教风险进行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情绪代理变量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

情绪代理变量是指影响投资者对市场判断的非经济变量,主要包括天气、人体生物钟、月运周期、信念、社会事件、资本形象等。与蝴蝶效应类似,其影响在现实中往往被忽略了,但研究表明它们却会使股票市场出现巨大的波动。文章总结了两类情绪代理变量（“错误归因”情绪变量和“启发式”情绪变量）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结果可以使投资者从认识自己的情绪中获益,也可为我国决策层和监管层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提供依据     

礼的“义”“仪”关系之辨

礼学的"义"与"仪"的关系,是中国古代礼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从"精神—器物"或"形式—内容"的路径对两者进行探讨。本文认为,这样的理解,实是基于"本体论"的视角,即以"义"为本,以"仪"为末。事实上,礼的"义"与"仪"之间的关系并不适合"本体"式的诠释,"义"并不比"仪"更为本质,而是由"义"—"仪"—"意"的整体所形成的"际会"(通变)的理论来理解,才是"礼"的关键所在。     

人有“希望”的权利———围绕着康德“至善”的理念

本文从康德"批判哲学"的整体角度出发,在"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各自"立法权限"的关系中重点探讨了"德性"与"幸福"作为"原因"与"结果"的"先天综合"的可能性,以此阐明"希望"的"先天必然"的"根据",阐明"希望"之"权利"的"必然"基础。在面对"圆满之善"之为"希望"的"目的-对象"的问题时,本文还讨论了康德关于"神之存在"和"灵魂不朽"作为"实践理性""设定-悬设"所产生的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看法,强调一个在"实践理性""自律"下的"希望"的"理性"自身的"根据"。     

“德行”维度分析——以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为例

在孔门弟子中,孔子把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归为"德行科"。"德行"不仅仅是指表面上的道德行为,而是具有比较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乐道"、"志学"、"孝悌"、"仁政"四个维度,并且按照"个体"——"家族"——"群体"的逻辑顺序展开。"乐道"、"志学"属于"个体"层面,首推颜回;"孝悌"属于"家族"层面,当推闵子骞;"仁政"则属于"群体"层面,应推冉伯牛和仲弓。"乐道"、"志学"、"孝悌"、"仁政"反映了"个体"、"家族"和"群体"的关系,而这三种关系构成了当时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这正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孔子看重德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道与时间——以金岳霖《论道》为中心

金岳霖将"道"视作"时间"的根基与归宿,视"时间"为道演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定现象。他注重"时间"的"秩序"义,以个体的变动作为时间的实质,并以"运"与"命"作为个体"时间"的具体表现形态,同时考察了"时间"与"意味"之间的关系。金岳霖将"时间"概念主题化,对"时间"的理解与规定逻辑严密,又兼具中国情怀,这丰富与深化了20世纪中国哲学对"时间"问题的研究。     

“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 ——《论语》“学”论：《中庸》

《中庸》作为《论语》"学"论,是对《论语》之"学"作为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的合法性做哲学证明。本文通过对孔子一以贯之"为学之道"是"仁且智"的中庸之道的讨论,对《中庸》"学"—"德"—"道"、"道"—"德"—"学"的天人双向回环路径的构建,对中庸之道"不可能"与"不可离"的悖论的分析,开启了"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的论题。在《中庸》中,构建了"天"-"性"-"道"-"教(学)"的整体"为学"境域,为"学"作为一种道德生活何以可能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并对《中庸》中的不同类人对中庸之道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分析,论证了"学"作为道德生活的现实可能性。     

从“法天贵真”到“归真反璞”——道家“真”思想的形而上考察

本文旨在中西哲学比较视域下,对道家"真"思想的形而上考察。"真"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概念之一,具有多重思想维度。首先,道家哲学认为"真"是"道"的本然属性,"甚真"、"贵真"澄明了"道"是究竟真实;其次,道家反对"伪学"而主张"真知",道家提倡"真其实知"的致思之路;再次,道家看重"抱朴含真"而"天人合一"的生存取向,提倡由"抱朴"显"道",由"含真"达"道";同时,道家哲学之"真"也具有淳厚的人性关怀,道家认为人人具有"真"性,人的"存在"、"活着"应保持"全真"、"质真"的自然本性。在现代性宰制的当今时代,道家"归真"的价值取向蕴含深厚的人文情怀,其为现代人重新领会"道法自然"而切近"真"人提供了思想资源。     

内外之学与朱熹的“物我”观

"内外之学"与"物我关系"是朱熹"仁道"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般而言,"内外之学"可看作是区别"天理"与"人欲"的一条重要分界。在此,朱熹认为:庄子的"内外之学"跟"物我关系"是统一的,它本身包含着"物我一理"、"内外参合"及"内外交相养"等内容,尤其是"内外交相养"突出反映了朱熹理学思想的特色,因而它便成为我们阐释朱熹"物我观"的主要理论依据。当然,朱熹"内外之学"的理论重心并不在以"物欲"为特征的"外学"上,而在以"义理"为特征的"内学"上。在朱熹看来,成就"内学"的关键是"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的关键又是与"为己则学以博"密切相关的"切己工夫"。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内外之学"又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学"。     

刘宗周与宋明理学“知识论”走向

宋明儒家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轻"经世致用"之学,于先儒"体用文"圆融通贯之学有所偏颇。刘宗周出入宋明理学诸家,在探讨严密的"心性义理"之学的同时,不废事功,实现"学术"与"经济"、"经学"与"理学"、"经学"与"史学"的和合通贯,彰显了宋明理学"知识论"演进的新向度。     

礼的“义”“仪”关系之辨北大核心CSSCISSCI

礼学的"义"与"仪"的关系,是中国古代礼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从"精神—器物"或"形式—内容"的路径对两者进行探讨。本文认为,这样的理解,实是基于"本体论"的视角,即以"义"为本,以"仪"为末。事实上,礼的"义"与"仪"之间的关系并不适合"本体"式的诠释,"义"并不比"仪"更为本质,而是由"义"—"仪"—"意"的整体所形成的"际会"(通变)的理论来理解,才是"礼"的关键所在。     

生生:在世代之中存在

"生生不息"展开的是一个不同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新的生存论结构,本文称之为"在世代之中存在",这一新结构揭示了海德格尔自身的生存论分析所缺失的诸多面向。在世代之中存在的"我"首先是一个勾连世代,渊源有自的"此身",其源初地面向他人的存在即"亲亲"。它在"孝"中展示出"共世代"的结构,并在"家"中落实这种"承世"的存在,"家"由此而获得了存在论的地位。在世代之中存在的"现身情态"展现了"此在"的"在家之乐"。同时,在世代之中存在使"学"与"教"成为生存论结构中的必然环节,并使"跨世代"的"筹划"成为可能,由"世代"形成的"历史性"因此对此在发生影响。最终,它在祭奠"亲人之死"中延续"共世代"的结构,以"慎终追远"的方式保持生存中超越的维度。     

忍耐“是”与“不”

正人生有太多的"是"与"不"。或者说,人生是"是"与"不"组成的。有人喜欢"是",即是说,要多做正面的事,多肯定,少说"不",少否定。连尼采也在划分的人生几阶段中说,说"是"的"婴儿"也高于说"不"的"狮子"。在他看来,说"是"比说"不"的人境界要高。说"是"果真比说"不"好吗?     

先秦易学的"神明"概念与荀子的"神明"观

"神明"是<易传>关键概念之一,亦在先秦两汉思想范畴中被广泛使用.各家"神明"概念都与"天地"有关,并涉及天地自然造化之过程,古代"神明"不是作为某种祭祀对象而存在,也不表示神祇和鬼神的意义.笔者搜集归纳有关先秦两汉"神明"之资料,发现"神明"一词之用意牵涉天地万物之"德"概念.古人认为,天地万物之死生运行皆源自"德",皆由神明之安排,但"神明"并不具备造物主身份,而是天地合德概念."神明之德"被视为万物造化的原因,若以两个字来表达"神明"的本质,则应是"生机"一词.郭店<太一>阐明了"神明"体现天地的相辅,于是"神明"的作用即是天地之间的媒介、气化主宰者,故为"生机".荀子的"神明"观念,保留天地观的出发点,但同时集中于微观宇宙——"人"的核心概念.荀子对"神明"的定义近于黄老学派,既将"神明"视为"道"的唯一产物,又看作知"道"的唯一依据.只是黄老学派以神明论及天地观,而苟子藉此来探讨儒家的"君子养心"之议题.荀子之外,养生学派也将"心"视为"神明出"的器官,然而养生学派的观点是在表达"神明"是人中的"生机",而荀子藉此"神明"观,来探讨认识论的伦理问题.荀子的神明观,被宋明理学所继承.     

从“胡”到“梵”:汉唐佛教的文化身份转变

"胡"、"梵"是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两种称谓。中土对"胡"、"梵"关系的认识和变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见证。"胡"为"匈奴"一词的转读,秦汉以来常指代出自西域的名物,汉代入华之佛教也归入了"胡"文化。"梵"源自梵语,伴随佛教入华,与佛教相关之名物也常以"梵"来指称。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土语境中的佛教文化,常常即"胡"即"梵","胡"、"梵"等同。自隋代开始,佛教徒宗"梵"弃"胡",主动改变佛教的文化身份。此种转变,为佛经汉译、三教论衡以及隋唐佛教独立自主发展潮流等合力所致。由宗"梵"弃"胡"带动的区分"胡""梵"、转"胡"为"梵"的做法,对佛教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无为而治”说辨微

"无为而治"是孔子"为政"之要端。本文剖析了作为"为政"理想的"无为而治"和作为"为政"途径的"无为而治"之内涵,指出和洽清平的"大同"之治即是"无为"之治,以一种过程看的"恭己正南面"则构成"无为而治"的途径。文章最后强调,无论是"恭己"还是"正南面",都在于当政者的"修己",孔子的"无为而治"终是系于"修己"一元论。     

“中庸”是做出抉择

正"中庸"不是折中,不是中立,不是首鼠两端,也不是"既要、又要"式的全面,而是做出抉择。"中庸"之"庸",通"用",中庸即"中用",也就是"用中"。"中庸"是在"两端"之间,做出最优的抉择。《中庸》里"择乎中庸"之语,一个"择"字,道出其义。因此,"中庸"是"用"的,用于抉择——有判断、有衡量,有取舍、有决断。什么是"中"呢?程颐以"不偏"释"中",偏矣;朱熹以"不偏不倚"释"中"(朱熹《中庸章句集注》),更偏。     

正义能否从“幸福”出发

正义理论通常被认为不应该涉及"至善"领域,"正义问题"与"幸福问题"应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伦理学家很少用"幸福"论证正义制度和说明个体的正义行为,而多是从"利益"和"尊严"出发论证正义理论的合理性。但在理论结构上,从"利益"出发的"财产中心正义观"存在着不可自洽的缺陷,从"尊严"出发的"主体中心正义观"通过扩充前者的信息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弥补,但"尊严"概念本身对社会合作和正义动机的解释力都稍显不足。赵汀阳教授用"可能生活"重新诠释了"幸福"概念,认为"幸福"的实现在于"可能生活"的多寡,借用这一概念,进一步扩充"主体中心正义观"的信息基础,一方面可以使得正义理论的结构更为自洽,另一方面也在社会"正义"和人们"幸福"之间搭建了可能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