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确认道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自西汉中期封建王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居于正统地位之后,百家之学逐渐失去了显学地位,汉初一度处于主位的道家(黄老)学说也逐渐被淹没下来,在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百年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经学已经解体,但是“经学正宗”思想的影响还在文化领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有些人总喜欢把儒学视为中国     

道家与范缜

据著名学者陈寅格考证,范缜的家世夙奉天师道。他在分析两晋南北朝信奉天师道的士大夫阶层对佛教的三种态度时,首先举了范缜的例子,认为“为保持家传之道法,而排斥佛教,其最显著之例为范缜。”（《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此说新颖独到,是可信的。本文拟就道家思想对范境的影响,再做些论证。一道家自老子创始,至庄子而形成学派,到汉初又演变为黄老之学,曾一度凌驾于儒学之上而成为统治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虽再没有获得高于儒学的地位,但它已经形成为一种颇具特色的思想文化体系,与主流派儒学相…     

董仲舒与黄老之学——儒学之创新

人们常以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文化专制,认定“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形而上学,是为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论,对董仲舒是不公正的。本文认为董仲舒具有齐学风气。他的大一统思想明显受齐国特有的黄老之学的影响,他吸收道法阴阳名等思想,对先秦儒学加工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奠定了长期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

汉代儒学发展在整个中国儒学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西汉初期儒学的演变又有着较特殊的意义。一般认为西汉武帝时代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标志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而西汉初期阶段一直是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时代精神之主导。其实西汉初期儒学潜流暗动,始终没有停止发展。汉初开书禁,文帝、景帝时代都设有经学博士,《诗经》有齐、鲁、韩三家诗,《书经》则有胡毋生及董仲舒,儒家并未被逐出庙堂,而且因为处于民间地位,没有政治权力的参与,禁忌较少,儒家思想首经陆贾,变至贾谊,已经与先秦时代的儒…     

论政治儒学的历史演化与人文理性精神

中国儒学本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把它与封建君主专制沟通起来,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儒家学说的本义。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固有的文化背景与复杂的历史演变,儒学在作为政治化工具的运行实践中,也不断探寻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和形式。在经过魏晋、宋明儒的本体改造,同时又吸收佛、道的某些思想和修养方法之后,儒学人文主义的道德气质和理性精神实际上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得以进一步弘扬。而今,正确看待儒学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必然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动力。     

儒学二重性:既是哲学又是道德宗教

儒学是孔子在继承殷周文化基础上所创立的人文道德学说 ,以探讨人生哲理、政治道德为主要内容。但是 ,儒学一开始就包含神秘色彩 ,孔子既讲“天”、“天命” ,又言“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 ,具有思想上的二重性、矛盾性。孔子死后 ,社会统治阶级自鲁哀公、汉高祖开始修建孔庙、神化孔子。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崇拜、祭祀孔子成为定制 ,历代统治阶级都通过神化孔子 ,推行教化、普及伦理纲常。久而久之 ,深入民心 ,使平民百姓以宗教感情顶礼膜拜孔子 ,使儒学事实上演化成为道德宗教。全面而论 ,儒学仍具有思想上的二重性 :既是哲学 ,又是道德宗教     

论晚清儒学的“汉宋兼采”

论晚清儒学的“汉宋兼采”陈居渊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儒学的发展起了急剧的变化,变化之大莫过于恢复西汉以来经今文学的传统,并以公羊今文学的形式和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打破了乾嘉以来考据学风束缚思想的桎梏。然而作为晚清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汉宋兼采”之学,随着晚清...     

窦婴之死与汉武帝尊儒——《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探微

窦婴不惜得罪喜好黄老的窦太后,在汉武帝即位之初,即以丞相身份积极倡导儒术。在当时“独尊儒术”的思想环境下,窦婴冤死于“矫诏罪”的人生悲剧,既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实质,为封建社会集权政治的残暴特性,给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注脚,又反映了汉武帝是如何利用皇权塑造一种合乎专制统治需要的官僚意识的。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论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自创立完善后,其中的治世功能并未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汉武帝时期复杂的政治局势迫使他废除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董仲舒适应统治阶层的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形成一套神学化了的新儒学体系。在其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开始了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使汉代的法律在司法、立法、民事、刑法原则等领域逐渐儒家化。     

严锡禹:“补儒易佛”

作为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徐光启深受儒学的影响,他对基督教学说(时人称为“天学”)的理解,是在自己已经拥有的儒学背景中展开的.因此,要了解徐光启对天学的认识,必须了解他对天学与儒学关系的论述. 1612年,徐光启为他与熊三拔合作翻译的《泰西水法》写了一篇序,其中这样说道:“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也就是说,传教士所传的宗教,可以补充儒家的不足,可以抵制佛教的侵袭.在《辨学章疏》中,他又说:“诸陪臣所传敬事天主之道,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诸陪臣”指传教士,他们所传的宗教,大有益于今天的社会.     

康有为与近代儒学

<正>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以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从内容到形式虽然也经历了种种变化,但是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和秩序的思想工具的性质却丝毫未变。只是到了近代,在西学的冲击下,它才开始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特别是早期改良派为了减轻推广西学的阻力,常常牵强附会地把某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置放在儒学名义之下,于是儒学就被着上斑斑驳驳的资产阶级文化色彩。后来,著名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更自觉地利用他所掌握的西学知识对儒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造,使之不再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而成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这样,儒学就不再属于地主阶     

独尊儒术与儒学独尊是一回事吗？

独尊儒术与儒学独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一个事实的认定,即对一种主张的认可并付诸实践;而后者是指一种局面,是＂独尊儒术＂主张所要达到的目标。西汉武帝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虽然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思想路线,但儒学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     

道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说 ,道家思想“综罗百代 ,广博精微” ;现代著名学者鲁迅先生说 ,“中国根底全在道教” ;世界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先生说 ,“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 ,就像一棵烂掉了根的大树。”的确 ,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 ,道学的作用实与儒学不相上下 ,它们一隐一显 ,共同浇灌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 ,对中国社会之发展和中华民族性格之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然而 ,长期以来 ,或者更准确地说 ,2 0世纪 90年代之前 ,道学研究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如果说儒学的研究可谓“门庭若市”的话 ,那么 ,道学的研究则可谓“门庭冷落”。有人将…     

“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

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看似十分矛盾的两个历史事件,但,他们制定政策的理由和目的却是相近相同的,即都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巩固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权。然而,秦始皇失败了,秦朝短命而亡;汉武帝成功了,儒术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支柱。探寻其中的奥妙。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新儒家:寻求中的价值重建

80年代,在大陆,一大批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传统儒学首当其冲,被认为是“中国人走向未来的沉重包袱”。而在台湾,有人则从“回答意义危机”的角度来评价当代新儒家,认为新儒家们回答了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从而又使不少大陆青年学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进行再思考。 孔子以降,儒学一直是安邦立道的学问。汉初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由汉末天下大乱始,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约四、五百年间。     

儒学价值的当代理论建构——陈来教授《仁学本体论》出版北大核心CSSCISSCI

冯友兰遗言说“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在近些年大陆儒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国哲学义如何登场,成为学术界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陈来教授的新著《仁学本体论》是对两千多年来仁学思想的综合创新,以儒家式的、中国式的哲学建构,回应了当代儒学以及中国哲学理论建构的时代问题。本书是当代儒学复兴的奠基之作。     

推陈出新 继往开来——读周桂钿《董学探微》

<正> 董仲舒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位关键性人物,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议人,是在当代备受指责、颇多争议的人物。如何正确评价这位儒学宗师,对于我们创造性地批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建设现代精神文明,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如此重要的课题,无论在思想界、学术界,还是在普通群众中,由于过去的简单化思想方法的影响,竟长期不被重视。近年的文化讨论,则由于一些人的急功近利,加之其     

中韩儒学的“性情之辨”与“人物性同异之辩”

中国的先秦儒学与宋代理学在"性"与"情"以及"人物性同异"等问题上的差异,是韩国儒学史上"四七之辩"与"湖洛论争"的根源。从"四七之辩"和"湖洛论争"来看,有些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儒学中没有展开讨论,而在韩国儒学中却得以深入展开。这其中除了韩国儒学受到中国儒学的思想影响外,又凸显了韩国儒学之思维缜密、追求哲理之贯通的特点。而在韩国儒学的特点中,我们反过来又可见中韩儒学在义理结构、思想发展上的逻辑相通处。     

读《内圣外王的贯通》

《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版,以下简称“余著”或《贯通》.)是余敦康先生新近推出的一部力作.与二十世纪其它儒学文献相比,余著的突出特点是把儒学义理转化为一种方法原则,并以之处理北宋儒学的发生及发展诸问题;历史的形式之中贯注着现实的内容,对儒学精神及其现代开展的思考又是《贯通》一书的深层主题.而这一切,都立足于儒学方法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余先生的探索称之为儒学思考.与那种置身于儒学之外,并将儒学视为一个历史——文化客体而作的对象化的思考不同,儒学思度虽然也可反观儒学本身,但又不是“对儒学的思考”,因为从事这种思考的人本身即是在运用儒学义理,他也因此而成为一个儒者.因此,儒学的思考本质上又是儒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