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几许伤心事 不向空门何处销——唐代诗人的游寺诗与宿寺诗

入唐以来,诗和中国佛教同时进入鼎盛时期,一些名士和名僧凭借寺院相互酬唱或独抒胸臆,遂使题咏佛寺的诗作骤增。“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汉·许慎《说文解字》);唐代李华说:“古者官之庭为寺”。东汉永平年间,西域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至洛阳,初住鸿胪寺,后迁入白马寺,创汉地僧寺之始。此后,佛寺随佛教的隆盛日益增多,至唐代“天下僧寺总五千三百余所,私庙兰若不与焉”。寺院的规模也十分可观:“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     

道教视野中的“婴孩”意蕴

婴孩乃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教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婴孩在道教中的含义丰富且深刻,概略言之,有无名、无欲、无为、守一、自然等意蕴.事实上,道教关乎长生久视的修行很大程度上是以重返“婴孩”之质来考量的,如:追求婴孩“精”之充足,追求婴孩“气”之冲虚,追求婴孩“神”之自然,等等.“婴孩”之简单寡欲、率真与自然等品性对于当代社会同样具有启迪意义.     

唐宋佛寺经营与佛律相悖之原因初探

佛教对劳动的排斥决定了僧团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世俗的供养和对佛寺的经营。从佛律对佛寺经营的诸多规定,可知早期佛寺经营即存在不合佛教精神的情况。本文结合具体戒条,联系唐宋佛寺经营状况,试探讨中土佛寺经营与佛律相悖的原因。     

“拔苦”与“威仪”:宋代佛寺声钟丧俗考论

佛寺声钟丧仪是朝廷特命某些寺院专为去世的皇室人员和重要品官持续击钟若干杵之礼俗,体现着佛教的"拔苦"义理和皇家的政治"威仪"。佛寺声钟丧仪的声钟对象、声钟寺院和声钟杵数等虽在宋真宗景德年间制度化,但文献稀见北宋时期国丧和臣丧佛寺声钟丧仪事例。南宋时期一定程度地践行了佛寺声钟丧仪,除了帝后等人丧仪外尚能降礼于个别重臣、权臣及其亲属。佛寺声钟的杵数常因逝者身份不同而有所变化,未能形成固定的佛寺声钟杵数。宋代创设的佛寺声钟丧仪至明清时期尚用于部分帝后的国丧活动中,声钟杵数亦完全定制为三万杵。佛寺声钟丧仪自北宋真宗景德年间定制,至雍正去世清廷诏命京师寺观为其声钟三万杵而终结。在宋、明、清时期的国丧活动中屡有施行,反映着国家礼制与社会信俗之间的互动与合流的文化意蕴。     

中国佛教圆融观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佛教运用判教的方式圆融了佛教经典的各种教理,形成了天台、华严两大教理思想体系。中国佛教认为各种修行方法都不过是安心、明心、开悟的方便,从而实现了修行方法上的圆融。中国佛教用“格义”、“比附”、“会通”的办法,与儒道两家相互圆融,在中华文化结构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从“不敬王者”到“礼拜君亲”,从“乞食分卫”到“农禅并重”,佛教终于融入了中土世俗社会生活之中,取得了僧俗之间的圆融和谐。当代人间佛教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要以圆融的智慧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其他宗教和平相处,积极契合当代众生的根性。     

“伽蓝七堂”之疑

“伽蓝七堂”（或称“七堂伽蓝”）,近年来被广泛使用却又含义模糊,带来了大量的误读。就笔者所见,众多寺院的介绍中都称伽蓝七堂为其建筑制度,不少寺院建设时以此为参照。一些专业机构也受影响,专门介绍称：“宋代以后,汉传佛教寺院的建筑平面逐步模式化,形成了‘伽蓝七堂制’。即：佛寺通常坐北朝南,沿山门南北中轴线,保持一定的距离修建若干殿堂,殿堂建筑大致按以下顺序……”《汉化佛教与佛寺》中称“唐宋时代,按常规,佛寺须有‘七堂伽蓝’,即七种不同用途的建筑物。”     

王重阳的“清静”观

王重阳的全真思想是“以清静为宗”。清静是他所认为修行时的“根本大乘之法”。王重阳将清静分为外清静和内清静，即以身心两方面而言，身不受外物浸染，心不受妄念所扰，保持身心清静，精、气、神不受损耗，确保体内真炁充盈，按照内丹派理论运转，以达到修行的目的。而实现清静的关键在于去除烦恼，远离酒、色、财、气，以及使用“战胜之法”等。王重阳实现清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肉体的长生久视，而是通过此种方式的修行以实现精神的超脱和自由。王重阳作为全真教的开创者，全真七子的清静思想都受到他的“清静”观的影响。     

天台山“琪树”小考

“我闻天台山,山中有琪树。欲言永攀上,莫晓石桥路”。这是唐中期著名的隐逸诗人寒山子描述天台山的一首诗。诗中出现的所谓“琪树”,是神仙道教之神话传说要素之一。“琪”,《广韵》释为“玉也”。《尔雅·释地》:“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圩琪焉”。注曰:“玉属”。因而顾名恩义,“琪树”也就是玉树。古人认为天台山为仙山,上有“琪树”,故多以诗歌咏之,天台山在浙东沿海,其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围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陶弘景《真诰》)。人谓之“顶对三辰”或“当牛女之分,上应台宿”(《十道志》),以为“众岳之最秀者也”(顾野王《舆地志》)。天台山中多名道,多高僧,多洞天福地与寺院兰若。起于东汉魏晋时期的许多仙佛传说遍布全山,脍灸人口,而诸     

中国佛寺建筑布局发展考略

<正>佛寺是佛教徒供奉舍利、佛像、佛经，举行法事活动和生活修行的场所。佛陀传法初期并没有佛寺，佛寺随着佛教僧团的壮大而产生，精舍就是最初的佛寺。精舍与现在的佛寺大不同，无殿堂无佛像无经卷，只有集体说法堂和僧舍等建筑。塔是一种纪念性建筑，起源于古印度，佛教创立后，这种建筑形式被移植到佛教中来，并成为佛教的象征和佛陀的化身，礼塔成了佛教最重要的宗教仪式，遂产生了以佛塔为中心的塔庙。随着礼佛方式的变化，礼塔之外还增加了礼佛像和供养佛经等，     

略论佛教“气功”(二)

略论佛教“气功”（二）◇陈星桥（二）佛教“气功”的基本理论如前所述，佛教修行可以用戒定慧三学来概括，若就与气功关系比较密切的当属定学。定即禅定。禅是梵语之略，义译静虑、思惟修，包括止与观两个方面，故止观常被作为禅定的别称。《大乘义章》解释说：“止者，...     

说说百唱不厌的“澄清韵”

在全真道士每日必做的《早坛功课经》中,有一首被老修行称之为“澄半年”的经韵,这就是《早坛功课经》开卷第一韵——“澄清韵”。既是“澄清韵”,老修行为什么给它起个别名叫“澄半年”呢?原来,过去道士学习经韵靠的是师徒间的口口传授方式。音乐部分没有现成的可供学习的乐谱。师父传授时,以右手代“铛子”,左手代“钗子”,唱一句,手拍老三板“当当,请”。徒弟一句一拍地跟着学。依传统的教授方法,加之“澄清韵”音乐结构较难掌握,故需半年时间才能学会并唱好此韵。因此,“澄清韵”便有“澄半年”之别称。     

从“本一”到“合一”:重思王夫之的天人关系论

通过阐释张载的本一论与合一论,王船山辩证地考察了天人之间的分合异同关系,其论析蕴含着未分-分-合的时间维度和逻辑环节,包含有事实与价值、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等不同识度,体现出船山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辩证思维和既以人合天又以天合人的中道思维。他所区分出的天之天、人之天、物之天等既新颖别致又意涵丰富。他提出要“以天为宗,以人为归”、“化天之天为人之天”,从中或可看出其综合理学三大派的努力和特点。     

略论“唯识”与“唯心”义

在一般佛典中,“唯识”与“唯心”这两个概念是不作分别的,如“万法唯心”与“万法唯识”实际就是同义语。有时“心”与“识”组成一词--“心识”或“识心”,都是把“心”与“识”当成同一范畴。“心”与“识”虽在概念内涵方面有共通部分,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名相,其词义与使用形式并不完全一致。汉译佛典中的“心”,源自印度梵文两个不同词汇：一是“质多”（citta）,二是“汗栗驮”（hrd）或“干栗驮耶”（hrdaya）。“质多”之心是指意识活动的心,而“汗栗驮”或“干栗驮耶”之心则是指肉团心和树心、核心、心要。肉团心即心脏…     

汉传佛教“方便智”研究:其内涵、分类、修证方法与功能

在佛教发展史上,“方便智”的思想内涵经历了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的转变,最终成为大乘菩萨行者重要的修行内容之一,是菩萨从六地登七地之关键.本文考察了以善巧方便思想作为主题的汉传佛教经典,系统地分析了“善巧方便智”的内涵、与“般若智”关系之七种诠释、三数类9种分类,以及显、密二种修证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主要功能分三个方面进行了现代性的诠释.     

王渔洋的佛门交游及其禅宗思想关于厘清渔洋“诗”与“禅”关系之公案的必要阐释

提要：清初佛门大盛，王渔洋’与蒋超、梁熙等人为代表的居士禅与之相表里。渔洋参禅礼佛，交游剖石、继起、见月、拙庵、大汕诸佛门龙象，昌言以禅补儒，禅悦性灵，批评明末以来辟佛风气；提倡佛门无诤，欲平息济洞聚讼，还佛门清净地；重戒律修行，不满僧人修行不密，风气日颓；以禅喻诗，释语入诗，重活句以得禅髓，开拓诗境。渔洋不以学问见长，然通达禅理要不可诬，其事足增踵佛门，“神韵”说也深受禅宗影响。通过考察渔洋佛门交游与禅宗思想，大抵可厘清学界争讼已久的渔洋是否通禅理、“神韵”说是否与禅宗关联密切一段公案。 李圣华，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试论《太平经》“三一为宗”思维模式及其意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鲁迅曾言: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道教思想的核心则应在“天人合一”。在“天人合一”思想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进程中,《太平经》“三一为宗”天人思想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继承了老子之道和传统天神信仰,吸收了阴阳五行说和仙家之术,熔修身、治国于一炉,把前人较模糊的“天人合一”思想加以概括并深化为较具体的“三一为宗”思维模式,再以此统天道观、政治观和内养观于一整体思想体系。这一体系首先以“三一为宗”思维模式阐述天道,然后以天道观指导个人修行,以个人修炼去感悟大道,证得统…     

“世界”概念的缘起

在"人居领地"时代,反映实在整体之大全结构秩序的概念随着人类宇宙意识的孕育而萌生,而人类世界视野的扩展进一步催生了对人类此世和内在秩序的观照。在此背景下,汉语概念"世界"既脱胎于本土"宇宙"之时空相融的内涵结构,又借机印度佛教传入中土而成为一个颇为新鲜且具佛教渊源的词语。在公元二、三世纪的佛经翻译里,它与"世"、"世间"、"世上"等一起,对译于梵语和巴利语的loka、loka-dhātu和laukika等印度小乘和大乘佛教的术语。"世界"在汉语概念史上的缘起、滥觞和流变,深刻反映着古代中国人是如何借助古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而更加深入地认识自我和宇宙的。     

君子证成:曾子“慎独”思想辨析北大核心

曾子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慎独”观念,其本质在于自我证成,其含义可从两个维度解读。从空间维度上分析,“慎独”既扬弃公、私之异,又超越两者之别,化私入公,融独为众,“慎”的一贯与一致性,消融弥合了人前私下的双重伦理空间,从而克服了异化与分裂。从精神维度而言,“慎独”指涉诚实守诺,对理念信仰、对礼义、对使命诺言的绝对坚守践行,追求的是一种极致化的道德自律和自我教化,从而实现自我统一,文质彬彬,俯仰均自足自信。曾子的“慎独”彰显了儒家安身立命思想,它以独特的自持与自省,既显示了儒家穷达不变修齐治平的入世信念,也深刻揭示了儒家力主“反身而诚”、成己成人的自信与自强;既沃润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人文精神,也丰富了中国古代儒家为仁由己的哲学传统。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三个维度

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存在三个诠释维度:即道德要求与政治效果的维度、道德修养与政治地位的维度、道德本体与政治制度的维度.这三个维度渐次演进,为思考道德与政治关系的问题提供了立体化的参照系.比较分析三个维度的立论旨趣以及它们对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定位,可以发现儒家为确保善治从而对为政主体提出道德要求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而通过权衡各个维度的理论得失,则可知在道德进入政治的过程中既要注意避免德性的僭越,又要注意避免德性的缺失.     

“听”禅

上次，我讲到了我们在生活中的弹修（特别是针对居士们），也讲到佛教徒（特别是我们出家师父们）比较欠缺的职业精神、职业素质。虽然我们出家修行佛法，并不是把它当职业，而是把它当“志业”，就是它符合我们的人生价值，是我们信仰之所维系、愿意献身的一个事业；但是怎样把这个志业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