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嬗变——明末僧诤问题的反思

晚明时期,佛法复兴。汉月法藏针对当时禅门法统混乱宗旨不清等状况著《五宗原》,创"圆相说",意图重新恢复禅宗五家各自宗旨,遭到师门批判。法藏弟子弘忍作《五宗救》维护其师之说。法藏之师圆悟作《辟妄救略说》回应,从圆相说、临济宗旨、传承法统等方面批判法藏师徒执著名相为实法。僧诤问题揭示出儒家宗法观念对于佛教丛林制度的浸染以及佛法嬗变过程中诠释创新能力的困境。     

斯里兰卡阿斯吉利派僧王和摩尔伐多僧王的贺信

正尊敬的会长、尊敬的摩诃僧伽:我怀着极其欣喜的心情,向在中国陕西省宝鸡市举行的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致送以下贺辞。在中国,陕西省在研究及弘扬佛教方面一直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有鉴于此,世佛联大会在陕西举行大会是非常恰当的。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进步,一日千里,在经济上不断发展,并日益成为世界上非常强大的国家。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往     

关于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再探讨

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离开这一对基本范畴或者混淆这一对范畴的界限,就会动摇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曾从几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拟对我们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论证和展开。     

赵宜真、刘渊然嗣派净明问题再探讨

赵宜真、刘渊然是关系元明之际道教发展的关键人物。二人同时被净明、清微推为嗣派。并且在二派各自的叙述脉络中,赵、刘作为该派宗师均有丰富的文献支持。相较而言,赵、刘嗣派清微之说证据更为充分。但赵、刘嗣派净明之说,却可以追溯至刘渊然的嫡传弟子邵以正。邵以正有意将赵、刘传记增补入《净明忠孝全书》,尊为净明嗣派,从而自命为净明正宗。他的此种宗派建构意图在景泰、天顺之间发生变化,在其授意下撰写的赵、刘碑传即不再提及净明。那么,其一时间的宗派意图是否符合赵、刘的自我认同及宗派史实便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     

泰国的寺与僧

僧尼民间半,寺塔遍天下这是泰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漫步在泰国的首都曼谷市,到处都可以见到身穿黄色袈裟、偏袒右肩的僧人及穿白色袈裟的尼姑,他们与其他行人一样,去挤汽车,进商店、打自动电话。在一家公园内,我见到有两名僧人坐在长椅上,安闲自得地坐着。一些僧人手上戴着手表,秀郎眼镜,并随身携带着照相机,更增添了文明都市中佛教徒的现代气息。他们还平易近人地用英语与我们对话,过去我们心目中对佛教的神秘感随之消散。     

《天童直说》与密云圆悟、汉月法藏论诤再考

明清之际汉月法藏与密云圆悟的僧诤,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禅宗内部事件。这场论争不仅折射出法藏与圆悟二人对于临济禅门宗旨的理解分歧,也同样反映了三峰派与天童派之间僧俗势力的利益与意气之争。《天童直说》作为最新发掘的明清禅史文献,收录有二人论争过程中密云圆悟写给汉月法藏以及门人的多封书信。通过细致梳理二人的关键书信,可以还原出二人从长期纠结、暧昧的师徒关系最终走向全面决裂的历史过程,由此汉月法藏也与密云圆悟及其所代表的临济正统彻底决裂,也让三峰一门陷入非常尴尬的道统困境,同时也埋下了雍正皇权介入三峰、天童僧诤的远因。     

法我的破遣

一、法我的意义超于一切有情之上而为整个世界的主宰，曰世界我；超于诸法之上而为每一有情的主宰，曰有情我。这两种我既经破遣，唯余法我应更破遣。先言法我的意义。言法我者，法即蕴界处五位百法中色心等法。法我，即彼诸法于自于他，能作主宰。自作主宰者，体实常住，...     

僧贤与地论学派——以《大齐故沙门大统僧贤墓铭》等考古资料为中心

本文以近年出土《大齐故沙门大统僧贤墓铭》为中心,结合小南海石窟和北响堂石窟的刻经,梳理了僧贤的生平与思想。僧贤作为僧稠的弟子,参与小南海石窟的刻经活动;他先后担任沙门都、沙门统,主持了大总持寺、大兴圣寺,是著名的"地论师"。同时,僧贤继承了僧稠的禅学思想,重视《涅槃经》的"四念处",提倡《华严经》与《法华经》。最后,《僧贤墓志》等石刻中的用语反映了地论学派的判教思想。     

僧教育欤?俗教育欤?——关于僧才培养的现代性思考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佛教发展史就是一部"得人"史--"得人",则兴宗立派,光宗耀祖;不"得人",则门庭冷落,影响式微.而"得人"之关键,则在教育.面对近代以来的历史巨变,以寺院为基地的传统僧才教育体系已明显不适应于新的僧才培养要求.佛教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宗教,一种博大精深的学问,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要求新的僧才培养以僧教育为本、俗教育为枝,两面开展,兼收并蓄,庶可使佛教更真地、更深地契入当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     

中观学派对部派佛教时间学说的辩破

在东方佛教系统中,时间到底是实在的还是非实在的这样的问题值得去探究。部派佛教中的有部学派(说一切有部)主张三世实有,认为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三相皆为实有。这个观点遭到了同时期的经部学派(经量部)的反对,他们主张现在实有,过去和未来只有通过现在才能获得理解。而中观学派基于缘起性空的立场认为三世不可得、时相不可得,这种三世假有的时间观,彻底反对任何时间的实有论,不管是三世实有还是现在实有,都在反对之列。     

清初居士潘耒的佛缘、佛学与佛诤

潘耒曾被举康熙朝博学鸿儒,于经史、音韵之学造诣精深。但因年轻气盛,很快在朝廷受到排挤,四十岁不到便被迫降调回乡。遭受人生的重大打击后,潘耒决心投身禅门,并自号"止止居士"。潘耒与沙门僧徒的交往几乎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使其对于自明末以来沙门中存在的各种流弊有了深刻的认识。因此,潘耒论及佛教与僧徒往往带有强烈的现实关照,且热衷于批判佛门流弊,力求改邪而归正。潘耒由儒入禅的特殊身份及思想特点对研究明末清初社会与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有所启迪。     

“僧家造法极工夫”——传递乌龙茶制造工艺的茶僧释超全

“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工夫。兔毛瓯浅香云白，虾眼汤翻强浪俱。断送睡魔离几席，增添清气入肌肤。幽丛自落溪岩外，不肯移根入上都。”     

禹贡派与食货派的学术关联

作为同时活跃于 2 0世纪 3 0年代中国史坛的两个史学流派 ,禹贡派和食货派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顾颉刚与陶希圣二人有着共同的学术主张 ,都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 ,《禹贡》半月刊和《食货》半月刊均贯彻着这一认识 ;禹贡派和食货派之间保持着学术上的往来 ,有合作也有竞争。这种学术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3 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及走向 ,它是一代学人对中国史学发展做出的相同思考     

天台宗以忏法为修行规范的僧制建设

佛教的学修次第不出戒定慧、闻思修和信解行证,僧人通过修行来改造自己的凡性,完善自我到成佛,“始从凡夫,终至极圣”。“极圣”就是佛,佛是天台智者一生极力鼓励、教化众生去追寻成就的人格模式。禅观实践,是培养完美人格、僧格的最好方法,它是由于内发的自觉,而达到人格升华的目的。这种内发的自觉正如定共戒、道共戒[1]的获得一样,无需教条律制来施予任何压力限制,自觉地达到僧团自治的目的。     

关于全真派道士传戒的规定

(1989年9月16日中国道教协会四届五次常务理事会通过,2005年6月24日中国道教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订)第一条为加强道教自身建设,继承道教全真派传戒仪轨,严持教义和规戒,具足正信,纯正道风,依据《宗教事务条例》和中国道教协会《章程》,制定本规定。第二条全真派道士受戒具     

关于全真派道士传戒的规定

<正>(1989年9月16日中国道教协会四届五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过2005年6月24日中国道教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修订2015年6月29日中国道教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修订)第一条为加强道教自身建设,继承全真派传戒仪轨,规范传戒活动,严持教义规戒,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和《中国道教协会章程》,制定本规定。第二条全真派道士受戒应具备以下条件:(一)皈依"道、经、师"三宝,经过冠巾,有传统的师承法派;(二)持有道教教职人员证书;     

正统派与个性派山水的共同文化本质——清初“四王”与“四僧”山水画浅议

文章通过对清初山水画坛上"四王"与"四僧"作品风格的分析研究,从他们的审美观念、笔墨程式、绘画技法等方面展开探讨和比较,探析正统派和个性派两者在不同创作思想指导下的相通之处,发掘其共同的文化本质。     

王阳明的破山中贼与破心中贼

王阳明在镇压人民起义的实践中提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阳明全书·与杨仕德、薛尚谦》。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这一命题不仅反映了他的政治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与他的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对此做些初步探索。王阳明所说的“山中贼”,是指敢于反抗封建统治和举行武装起义的人民群众,“破山中贼”则是指用刑罚惩治和武力镇压的手段平息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及武装起义。先看刑罚惩治。在中国古代,刑罚是与劝赏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劝赏的作用是劝导和鼓励顺从统治的所谓为善者,刑罚的作用…     

禅宗在福建的传衍及其法派

福建是历史上禅宗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福建禅宗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探讨禅宗在福建的传衍及其法派就显得十分必要。一、福建禅宗初传慧能获得弘忍的衣钵后回到广东，隐迹山林十余年，后在曹溪开法，宣扬顿教法门，开始了禅宗广为弘扬的历史。福建与广东接壤，地方志中不乏有关慧能的弟子在闽传法的记载，如福清黄檗山的正幹禅师、莆田苦竹山的千灵禅师等。因这些僧人的传法年代与慧能生活年代相距７０余年乃至１００余年，所以其记载也就不尽可靠。就目前所见最早的可靠资料来看，禅宗初传福建与慧能的二传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