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思潮中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近代以来,中国宗教尤其是佛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随着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的传入,随之而来的是科学观念与宗教观的碰撞。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思潮中,中国佛教走向了复兴。之所以能够复兴,这其中既有社会根源、内在思想根源也有时代契机的作用。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是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佛学研究热潮的带动、庙产兴学背景下的僧教育改革以及传统丛林佛教向人间佛教的转型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韩国近代禅僧诠释华严学的特点——以龙城禅师的佛经翻译为中心

本文联系朝鲜后期佛教教学及译经出版情况,探讨韩国近代禅僧翻译、诠释华严学的特点。朝鲜时代佛教教学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华严教学。18世纪《华严经疏钞》的刊行使华严学一度复兴,华严大家辈出。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后期华严教学一直处于"禅教两宗"体制下的禅宗影响中。华严大讲伯都是禅师出身,正是他们主导了朝鲜后期的华严教学。到了近代日本强占时期,华严教学沉滞,佛经的翻译出版无形中延续了华严教学,而此时译经的主体大部分仍是禅僧。实际上,禅师们的修行实践经验对他们理解教学理论是有着很大影响的。禅师们是以禅宗的修行观为基础理解华严学的,具有"以禅释教"倾向。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在以禅宗为主的"禅教两宗"体制下,"以禅释教"是朝鲜后期至近代诠释华严学的主旋律。     

近代僧制改革模式与现代丛林建设

近代僧制改革模式与现代丛林建设邓子美一、珍视近代僧制改革启示，跟上佛教现代化步伐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中国佛教现代化尽管为佛教界内外所普遍赞同，但恰恰是人的现代化方面，至今仍与百年前差别不很大。这既表现为信众的宗教需求大多仍停留在超生荐亡诸层...     

近代中国佛教新式僧教育的端绪:杨文会的僧教育理念及实践

杨文会被视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开创者,原因之一是他开启了近代佛教新式僧教育的序幕,这与他参与其中的近代东亚佛教现代化运动有着很大关系。出访欧洲的经历以及与南条文雄、达摩波罗等人的交流,使得杨文会的僧材培养理念与实践不同于传统佛教的僧材培养模式。他强调对现代佛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构建了以新式教育制度为框架的僧教育体系,创办了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弘法能力、能够担当振兴佛教重任的僧材为目的的祇洹精舍,从中走出了欧阳竟无与太虚两位民国时期居士与僧伽的代表人物。杨文会的僧教育理念与实践开创了近代佛教僧教育的新局面,为民国的佛教教育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梁漱溟的佛教思想述评

梁漱溟的佛教思想述评程恭让梁漱溟先生（１８９３—１９８８年）是现代新儒学复兴的根源性人物之一,但是他的思想却不单纯是儒家思想。梁先生在倡导“孔子的生活”之前,曾一度准备出家为僧。即使在“归宗儒家”之后,他心灵深处也从未放弃对佛教的信念。梁氏在佛、儒之...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对天台宗哲学价值取向之分野——以欧阳竞无、牟宗三为主要视角

龚自珍的天台宗研究本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重要源头之一。然自杨仁山、欧阳竟无等倡导的“居士佛教”兴起后,近代佛教思潮的主体一变而为法相唯识学的推进。天台宗哲学体系本身,受到了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一系佛教学者的强烈批判。而在新儒学领域,天台宗哲学却得到了近代以来新儒家们的重视,其代表者如牟宗三推崇天台圆教哲学为“佛说之极致”。本文以欧阳竟无与牟宗三对待天台宗义理颇具代表性的相反价值取向为视角进行剖析和反恩。     

全面抗战初期武汉佛教界活动述评

<正>近代的武昌不仅是首义之城,还是新佛教运动的策源地,太虚于1922年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则是新僧的大本营。在太虚建设"人间佛教"的推动下,武汉的佛教信徒几达数万,各种佛教事业兴盛,包括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佛教居士林、女尼修学院等,大有中国佛教复兴之态。抗战爆发之前,对于武汉的佛教事业,武汉政商界的     

西方天文学宇宙观念的传播与中国近代华严哲学

19世纪中叶前后,由明代西方传教士所输入的以地球为中心的"九重天"及"十二重天"之天文学宇宙观念渐被日益普及的哥白尼之"日心说"所取代,近代维新思想家群体中若康有为、杨文会、谭嗣同等利用主张"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佛教华严哲学作为接引和消化"日心说"宇宙观念的中介理论,康有为早年通过接触天文学感悟到宇宙之浩瀚无尽,并以之印证于佛教华严宗之说,最终由"大小齐同"而得出"世界大同"的思想。杨文会与其弟子谭嗣同则将天文学与华严哲学杂糅为一体,代表了近代文化新旧交融的思想特质。     

湘军与中国近代佛教复兴

湘军是作为太平军的对立物而出现的。针对太平军毁佛寺等破坏中国传统宗教行为,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声称要"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湘军在和太平军的斗争过程中及取得胜利之后,举起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采取多种手段恢复传统文化及相应设施,在客观上也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创造了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近代佛教复兴的两个关键人物,即俗界的杨文会居士和教界的敬安法师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二是捐资修建佛教寺庙和刻印佛经,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创造了一定物质和文化条件:曾国荃倡修的南京毗卢寺,成为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活动的重要中心,而他和曾纪泽支持和资助的长沙刻经处则是近代中国刻印佛经的重要场所之一。     

华严典籍的早期传译

华严经典在华翻译发端于东汉,而后单品经与集成经并行、经与论并译。最初由西方来华僧人担任主译,精通梵语的汉人为其襄助,后逐渐形成官方译场。翻译的方法主要由"音译"转变为"意译"。华严典籍的早期翻译历程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大乘佛教中菩萨信仰的逐渐兴起及其在判教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华严经典的早期翻译史是中国佛教经典翻译史的典型,彰显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路径。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中华开盛世

正南京金陵刻经处由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的杨仁山居士于1866年所创立,他一生致力于搜集、校勘、刻印、流通佛教经典,并办有癨洹精舍,开中国近代佛教教育之先河。另外,他还首倡建立佛学研究会,其思想主张,与时俱进,深具世界性眼光,给当时的佛教界、文化界以深刻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杨仁山如此评价:"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正因如此,金陵刻经处成为了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的策源地、中国佛教教育     

华严之因果别义学说

因果学说是佛教的核心理论,华严宗的因果说则别具特色。本文在简要梳理佛教思想史上的各种因果学说的基础上,指出了华严宗因果学说的思想史背景和所面对的义理问题。与一般常见的华严因地果地说的研究不同,本文指出华严因果说的核心在于"六义说",并剖析了"六义"的内涵与意义。法藏等人运用"六义说"对此前的各种因果理论进行扬弃,奠定了华严学法界缘起、重重无尽说的哲学理论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剖析"六义"是解读华严义学的一把钥匙。此外,本文还通过比较华严学与唯识学因果学说的异同,间接回应了近代《起信论》论争中涉及因果问题的讨论。     

近代佛教复兴时期的中斯佛教文化交流——纪念法舫法师诞辰110周年

正在法舫法师诞辰110周年和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即将在中国召开之际,回顾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的中斯两国佛教文化教育交流,缅怀法舫法师等佛教学者在斯里兰卡为培养新型佛学人才、重建两国佛教界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实际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佛教复兴运动时期,斯里兰卡国名仍是锡兰,故本文沿用旧称。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以来,锡兰一直在佛教国际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研究佛法的欧美学者大都以锡兰所传巴利文三藏为依据,甚至在锡兰     

近代中国佛学的时代特征——序高振农著《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

佛学在中国近代的复兴,是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但是学术界对比却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高振农同志有志于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他早在《中国佛教》(1986年出版)一书中已设专章论述“近代以来的中国佛教”,现     

康有为、梁漱溟的儒佛观与人类终极存在之想象

康有为、梁漱溟是晚清民国推动传统儒学转化创新的重要代表性人物。梁漱溟对康有为的学问与为人都极其反感,但是客观来看,两人有不少相似性:性格上两人都是狂者型思想家,大乘佛教的思想对两人都有极深的影响,但是两人又都反对近代一度盛行的佛教救国论,认为儒学才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所需要的。他们都认为在比较遥远的未来即进入大同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就会迎来佛教大盛的时代。两位大儒一定意义上都以佛学为人类存在之终极归宿,确实有些吊诡和匪夷所思。梁漱溟终身茹素,晚年一再声称自己是佛教徒,他是本着大乘佛教的精神来阐发儒学的一些人生价值的。就对孔子儒学全面把握的广度、深度与推动儒学转化创新的贡献而言,康有为的历史影响要更大、更为深远。儒学是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只要有人类存在,其普遍价值与永恒魅力将"并三光而永光",康、梁以佛法为人类存在之归宿,只是想象。     

有音如雷 有气如霞 杨仁山居士与金陵刻经处

<正>梁启超曾称近代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学",此"伏流"的引领者,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杨仁山居士。佛教界将居家修道、信佛学佛之人称为居士,杨仁山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一位大居士。他以居士身广弘佛法,促进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被尊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     

重在思维 贵在情怀 记“2016杭州佛教执事培训班”

正G20后时代,杭州佛教僧才继续演绎好"东南佛国"的故事,力争打造一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中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2016年12月,"杭州佛教执事培训班"又一次如期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这已是杭州市佛教协会会长光泉法师第六次带领僧团赴北京修学。把为期一周的学习课堂有意放在北京,旨在让杭州佛     

僧教育欤?俗教育欤?——关于僧才培养的现代性思考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佛教发展史就是一部"得人"史--"得人",则兴宗立派,光宗耀祖;不"得人",则门庭冷落,影响式微.而"得人"之关键,则在教育.面对近代以来的历史巨变,以寺院为基地的传统僧才教育体系已明显不适应于新的僧才培养要求.佛教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宗教,一种博大精深的学问,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要求新的僧才培养以僧教育为本、俗教育为枝,两面开展,兼收并蓄,庶可使佛教更真地、更深地契入当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