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与儒学在伦理层面的辨异及对话——兼论清末伊斯兰教学者马德新的伦理思想

本文以清末伊斯兰教学者马德新的伦理思想为切入点,讨论了伊斯兰教与儒学在伦理层面的辨异及对话,从而对马德新在伦理层面"伊儒对话"思想的现实意义及价值给予充分肯定。     

从客到主——浅析建筑与景观的关系

建筑与景观的主从关系几乎是深入人心的一个普遍被认同的概念。尤其是在西方文化中,建筑的地位超然,景观则只是从属地位。但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这个概念却被颠覆。这两种同时存在的并截然相反的观点不免令人产生疑问——到底在当代城市中建筑与景观应当孰为先导,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三一教与道教的关系——从林兆恩与卓晚春、张三峰的关系谈起

三一教(又名三教、夏教)是一种产生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盛行于明末清初的民间宗教,因主张三教合一而得名。三一教的创始人是福建莆田林兆恩(1517——1597年),晚年被其门徒奉为三一教主。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在现存数以百计的三教堂(祠)的正殿中,所供奉的神灵往往不止林兆恩一个人,而是三个人,正中是林兆恩,左边是卓晚春,右边是张三峰。卓晚春、张三峰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能和林兆恩一道受三一教徒的顶礼膜拜?这一现象又说明了什么?三一教与道教的关系怎样?本文就这些问题试作初步的探讨。     

从契约神到太阳神:密特拉教在罗马世界的传播及演变

密特拉是琐罗亚斯德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副神,也是契约神。庞培在公元前67年首次见到了奇里乞亚的密特拉崇拜。密特拉教的西传,极可能经过了小亚等希腊化地区,直接传播到罗马帝国的可能性不大。密特拉在1世纪晚期传入罗马世界后很受欢迎,在军队中很流行,在罗马上层也有传播,得到戴克里先、尤利安等皇帝的支持,被视为罗马的太阳神。在3—4世纪的罗马帝国,密特拉教一度成为和基督教相提并论的两大东方宗教。虽然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密特拉教在罗马世界的传播最后失败了,但对罗马社会和文化宗教等领域产生了多种影响。     

教法何以随国法?——从国法与教法关系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经历了"由俗而制,由制而礼"的演变,它在唐宋、蒙元、明清以及近现代分别被视为习俗、通制、礼法和信仰。"教法随顺国法"是国法与教法关系的主线,其实质是"教随人定",即穆斯林遵从国法,国法规范教法。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教法大于国法"的情况,更多是国法对教法的主动包容和吸收。理解二者关系,应以实际为准,就事论事,切不可从概念出发,将虚作实。本文提出的"教法随国论"即是对此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其当代作用在于理顺政教关系,整合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抵御"教法治国论"等极端思想。     

从超验实体到关系存在——实体范畴的去魅与“再生”

在理性形上学那里,实体范畴具有超验性质。超验实体不仅是一种语言上的概念建构,进而为语词寻找一个逻辑支点;而且是一种形上的对象存在,它要形成一个永恒的超验世界。理性形上学的实体范畴具有观念论立场、本质独断、理论演绎三个特征。马克思哲学在批判超验实体范畴之后,以关系的视角分析了个人、社会和历史的关系存在,进而在经济学分析中提出了基于经验的商品、价值和劳动实体的新用法。     

乡间信仰中的女性政治——管窥《宁化县的普庵教与地方宗教仪式》

正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钟普兰博士于2017年10月出版《宁化县的普庵教与地方宗教仪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钟著"),全书39万字,运用大量第一手材料,以严整的体系和深入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得出"普庵教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的结论 (第405页)。笔者阅后略谈三点管见。     

从唯物论到超越论——16至18世纪来华传教士在亚氏形质论的基础上对“太极”认识的变化

耶稣会传教士于16世纪来到中国时,认为中国的不同知识流派都是一元论和唯物论,因此致力于引入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和个体化概念,人类灵魂的哲学和神学概念可以基于此得到发展。我们将考察与物质概念有关的四个讨论。首先,利玛窦批评理学只认识到质料因和形式因,忽视动力因和目的因,这导致利玛窦将太极、理和气等关键概念视为唯物主义而加以拒斥。利玛窦之后,亚里士多德主义著作(尤其是《柯因布拉评论》)得到更为系统的翻译,我们将分析《论天》的中文译本及其关于原初质料的讨论。在关于天体质料和月下质料是否属于同一种类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来华耶稣会对著作进行了重要的修改,以适应理学思想。第三,龙华民在其报告中试图表明,儒家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本人所拒绝的前苏格拉底的物质一元论。最后,卫方济在其《中国哲学》(1711)中试图超越西方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转向关于中国哲学的更为中和的解释。     

从宫廷到民间——论明代“院体”与“浙派”的发展及其关系

明代院体与浙派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又呈现出各自的流派特色,他们共同构成了明代前期绘画主宗南宋的艺术潮流,又各在不同方面做出了建树。院体画作为宫廷绘画即御用美术,带有明显的政教功能,适应帝王的好尚。帝王的爱好和审美倾向直接影响了明代院体的发展及风格特征,无论是人物、山水、花鸟,体现在题材、内容、主题上都呈现出为宫廷文化服务的主要倾向。浙派主宗南宋院体,即表现为马、夏的边角之景、劲健之笔、淋漓水墨、斧劈皴、拖枝松等形式特征。浙派画家取材广泛,重视人物画创作,专注于现实生活的描写,作品具世俗味和市民意趣,创作比较自由,情感表达强烈。     

从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到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马克思哲学思想演化中的一个关节点

在1888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曾经这样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恐怕连恩格斯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论断对以后的哲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有兴趣探索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学者往往会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马克思也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思索,并得出了思维与存在异质性的重要观点,正是以这一重要观点为核心,马克思形成了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     

从“双重使命”到对殖民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论殖民主义与印度传统社会的关系

长久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都视马克思的双重使命说,即英国殖民者在印度要完成破坏和重建的双重使命,为马克思在殖民主义问题和印度问题的经典立场。事实上,纵观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发展历程,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笔记和摘录,可见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和发展。本文便旨在探讨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与印度传统社会关系问题上的观点的转变和发展。     

“象”的两层意涵与“言象意”关系——从《易传》到王弼

《易传》中的象字具有两层意涵:一指内在于《周易》古经文本的卦爻之象,二指外在于古经文本的自然、人事之象。在《易传》论象诸语中,此二义参差并见。相较于涉乎古经之外的后者而言,前者直观地纯然存于古经之内,更加反映了古经文本的本质特点。因此,较之杂用象之二义以至于招致混乱的王弼言象意之说而言,《易传》言象意之说专门论述卦爻象与言意间的关系,是一种更贴合古经本质特点的学说。     

黄帝在道教中的地位及其现实意义——从祭祀拜祖与道教根源谈起

在古汉语中,“祭”之义为“祀”,《说文解字》称“祀,祭无巳也”。祭之字义从月(同肉),从又(同手),从示(祀神)。意思是说,用手拿着肉(祭品)献给神明享用。《孝经·士章·疏》的解释是:“祭者际也,人神相接,故曰际也。”这种解释与《说文解字》的字义训诂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从古     

从“在此”到“与在”——论梅洛-庞蒂对人之存在的规定

从人之存在问题入手,梅洛-庞蒂以身体为基础先后提出了承续性与差异性并存的两个概念,即在此和与在。所谓在此即存在于此,是指身体自身通过建构意向弧与世界发生基础性关联,并因此将主体的生存论境域显现为在世存在的结构性存在样态。所谓与在即相与诸物而存在,是指我在自恋的视看活动中将自身把握为与诸物同质的肉身存在者,并因此逆向确证自身的生成性存在样态。从在此到与在,梅洛-庞蒂逐渐走出了意识现象学的理论困境,并试图在能见-可见的知觉结构中勾勒出基于肉身概念的存在论图景,从而在现象学与存在论之间寻找可能的平衡点。     

从自我的外观到他者的面容——马里翁论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两种关系模式

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关系问题是马里翁重点关注的一个现象学问题。他从其被给予性现象学出发,以被给予物界定可见者,将不可见者划分为可见性匮乏的未被见者和可见性过剩的绝对不可见者。以此为基础,马里翁讨论了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两种关系模式:偶像和圣像。偶像是自我的外观。在偶像中,可见者独自显现,不可见者服务于可见者,或者被还原成可见者,但自身不显现;圣像是他者的面容。在圣像中,不可见者作为他者绝对不可见的凝视嵌入可见者,成为显现的重心,并就其自身而显现。马里翁的相关讨论引起了"神学转向"的指责,虽然他否认这一指责,但这些讨论仍有神学观念作为支撑。     

从"耳目"、"喉舌"到"向导"、"政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

清朝末年,随着报刊业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流转,报人对报刊的社会角色和功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始曰“耳目”、“喉舌”,继之言“第四种族”与“舆论之母”,再则称“政监”与“向导”,愈转愈进,愈转愈激。由于立意于作为“政监”和“向导”,报刊特重“主观”之“言论”,遂由“代言”而逐渐转向“灌输”,甚至直接“制造舆论”。因此,尽管报人与报刊仍以代表“公意”、“公益”而自期,但主观之“言论”究竟在多大程度表达了“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于“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贡献,不免令人生疑。     

感受性在列维纳斯思想中的转变及与他人或超越性的关系

感受性在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中是一个关键性概念,但其含义并非一成不变。在以《总体与无限》为代表的前期思想中,感受性作为享受的方式描述了封闭自我的建立;到了《别于存在》阶段,感受性作为主体的被动性和易受伤害性,在主体内部打开了一道向他人敞开的缺口。此缺口造成主体内在性的破裂,从主体内部阐释了向他人敞开的方式。通过感受性含义的扩展,超越性便内在于主体并使得主体能够彻底地为他人负责。     

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它与存在论现象学及分析哲学运动的关系

在本讲中,我将指出实用主义的某些基本主张以及这些主张对于当今美国哲学的意义,由此而确立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不过,我希望首先简要说明一下我在今天以及今后几讲中关于美国古典实用主义要谈些什么。在这一系列讲演中,实用主义一词总是指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即指的是包括皮尔斯、詹姆斯、杜威、G.H.米德及C.I.刘易斯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哲     

“乐崩”现象的背后：“大乐教”到“小乐事”转向中的“学统”再造与礼乐关系重构

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乐崩",关系到自周初至战国中晚期整个礼乐传统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从外在看,它代表着有完整乐制设计、支撑的周初"大乐教",向着春秋以降注重"乐"的艺术性、娱乐性的"小乐事"状态的转变;从内在看,它代表着从依赖于制度支撑的"学统",向着基于历史叙事以凝聚道德德性的形态转变。同时,"乐崩"促发了礼乐关系的重构:如果说"大乐教"的礼乐文明是以"乐"为托底的文化形态、文化场域,则"小乐事"中的"乐"便成为"礼"的辅助形式。礼乐关系的这种转变值得注意,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诸子(如孔子)之于礼乐问题的理解与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