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族“仇滚伽”仪式灵魂观念及其功能解析

湘西苗族"仇滚伽"仪式是湘西苗族人"善终者祭""凶死者恶"灵魂观念的生动展演与直观体现。湘西苗族社会广泛流传着的"三魂说",正是基于"善终者祭"灵魂观念对"滚汝"的进一步细分,与"凶死者恶"灵魂观念无直接联系,也并不适用于对非正常死亡者的"滚伽"的划分。湘西苗族人"善终者祭""凶死者恶"的灵魂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非正常死亡现象带来的个人悲痛与群体焦虑,有助于湘西苗族尊重生命自然生长规律、敬畏生命的民族精神的形成。     

象征符号与结构：湘西苗族巴岱雄“过法”仪式的人类学解读

湘西苗族巴岱雄过法仪式是师父为徒弟安置法坛、送兵传法的传渡仪式。通过对凤凰县勾良村巴岱雄吴金龙过法仪式的田野考察,可以发现:过法仪式主要由以沟通祖先为内核的支配性象征符号和以送兵传法为目的的工具性象征符号构成;从仪式结构来看,过法仪式是一场对泛祖先献祭的仪式展演,体现了湘西苗族祖先崇拜的深厚内涵和丰富表征。     

传承与发展:湘西苗族祖先崇拜研究

湘西苗族祖先崇拜是民间信仰的核心之一,既蕴涵着远古的巫文化,也承袭了先秦的宗法制度,更与儒、道本土宗教相融合,具有巫、儒、道共生互补的特点。湘西苗族的祭祖仪式蕴含了民众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认知方式,践行着因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区域运行规则,展演过程中实现了湘西苗族的国家认同。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湘西苗族祖先崇拜呈现出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互动过程。     

苗族杀猪还愿仪式的宗教内涵与文化意义——以湘西山江毛都塘村田野调查为例

苗族民间信仰历史悠久,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特征明显。以酬神还愿为目的的杀猪相关法事是东部方言区苗族举办的最普遍的家庭祭祖仪式。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认为,杀猪仪式分为请神、酬神、送神三个阶段;整个仪式过程体现出苗族祭司巴岱雄的中心地位以及东部方言区苗族民间信仰的包容性,同时也反映出苗族成员追求社区和谐的心理素质。对东部方言区苗族杀猪还愿仪式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苗族传统社会及其生活方式。     

基于巴楚巫文化的湘西苗族服饰纹样研究

湘西苗族服饰在巴楚巫文化的影响下,其服饰纹样构成形式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通过实地考察湘西苗族服饰,旨在分析湘西苗族服饰纹样所表达的审美情趣、宗教信仰和寄予的精神向往。剖析其文化内涵,为湘西苗族服饰纹样的再创新设计做进一步的探索。     

从过关仪式看科尔沁萨满教的传承与变迁

蒙古族萨满教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然而,随着社会历史变迁,蒙古族宗教信仰日趋多元化,近代以来在东蒙地区仍有遗存的萨满教形态也出现诸多变异。当代科尔沁蒙古族萨满过关仪式集中体现了蒙古族萨满教观念,实现了萨满传承;其所呈现的与喇嘛教融合、仪式简化等方面的变化,则反映出蒙古族萨满教具有较强的自我调适能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苗族巴岱信仰中“杀茅人”仪式符号解析——兼论飞山信仰在湘西苗区的适应与改造

杀茅人出现在湘西苗族飞山信仰仪式中,是湘西苗族巴岱信仰中较为常见的仪式符号。飞山神在湘西苗区的分布,从腊尔山台地之下逐渐向台地之上渗透,总体呈渐弱趋势。湘西苗族接受了飞山信仰,使之成为苗族巴岱信仰客教之一部分。湘西苗族对飞山神神性的理解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心理,以及湘西苗族飞山神与白帝天王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映射出飞山信仰作为外来信仰在湘西苗区流布过程中所遭遇的冲突、适应与改造,这是区域社会差异在宗教意识形态中的反映。湘西苗族飞山信仰仪轨中杀茅人仪式符号即是对巴岱信仰仪式符号的借用,是飞山信仰在湘西苗区适应与改造的直接结果。     

关于湘西苗族服饰图案的现代化开发和应用问题思考

伴随着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湘西苗族的服饰图案不仅已经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起来。在详细苗族服饰设计中,其刺绣图案是最著名的,其不仅承载着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同时还融合了苗族所特有的艺术,在服装发展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土家族撒尔嗬仪式变迁的人类学研究

撒尔嗬仪式是清江中游一带土家族民间信仰仪式,体现出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作者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认为:撒尔嗬仪式的空间范围、组织形式、传统功能以及传承方式处于变迁过程之中。艺术化的倾向导致撒尔嗬仪式离本来的面目以及原有的功能越来越远。     

壮族祭祀仪式“龙崖外”的传承与变迁

“龙崖外”祭祀仪式起源于古句町国农耕文化对牛的崇拜.在当代语境下,虽然“龙崖外”的祭祀仪式和形制在构建壮族祭祀文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变迁,但是祭祀仪式所体现的本质与时间环境一起呈现的整体状态还依然存在.“龙崖外”体现了壮族人生存智慧和生存策略的集体记忆.当前文化与环境的共生成为关注的焦点,“龙崖外”祭祀文化体现的尊重生态的文明精神成为壮族人民开创进取的源泉.     

变迁与认同: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湘西白帝天王信仰

白帝天王是清代以来湘西及周边地区民间普遍流行的一种信仰.其起源于古代巴人,经北宋以来作为地方权势的杨氏家族改造而获得称谓,又经元代土司权威强化而深入地方.明中后期,该信仰在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总体环境下,随着杨氏等家族的族群身份建构而与杨家将发生关系.具有上述特征的白帝天王信仰在清初基本上完成了其演变过程.从区域社会史视角来看,该信仰流变是一定区域历史发展脉络下的独特表现,折射出宋、元、明以来湘西地方社会变动的若干侧面.     

国家在场与文昌信仰:明清时期岷江上游地区文昌信仰的考察

岷江上游地区是川西民族走廊的重要通道,历史上是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交汇之边地。明清大一统格局下,岷江上游地区深受汉文化的浸润影响,其中文昌信仰的传播发展具有典型性。文章通过对明清时期岷江上游地区的文昌祠庙、地方官举行的文昌祭祀仪式、地区文治教化与文昌崇祀的考察,认为岷江上游地区文昌信仰的传播深受国家在场这一“生境”的影响。正因为有了国家力量的推动,文昌信仰在岷江上游地区得以传播并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相交融且影响至今。     

价值观变迁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由一元向多元、整体向个体、神圣向世俗、精神向物质的转变,对国家治理提出了协同治理、民主治理、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的价值诉求。这些价值诉求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规律。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念上也就意味着对中国社会价值观特别是政治价值观的重构。     

洗礼的仪式与意义

“洗礼”及其仪式,在当代教会中存在许多看法和争论,各有各的道理。重视洗礼的人认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必须要经过洗礼。因为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可16:16),对洗礼抱有质疑观点的人认为,洗礼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礼仪而已。人的得救不得救并不取决于受洗与不受洗,受洗礼的人并未表明他真的重生,得到基督的生命了,未接受洗礼的人也不见得他没有重生,没有得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那右边的不是也未接受洗礼吗?耶稣却对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23:43)“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加6:15)有人认为孩童时代接受洗礼最好,因为上帝曾对亚伯拉罕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     

民俗文化空间的传承与变迁——贺州大平瑶族乡仁喜坪盘瑶打醮仪式田野考察

贺州大平瑶族乡仁喜坪盘瑶打醮仪式是道教醮仪民俗化与汉瑶文化交融的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俗文化空间。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当下,盘瑶打醮仪式的基本要素得以传承的同时也发生了变迁,与道教醮仪、西南地区其他族群打醮仪式等均有差异性,但仪式本身所体现的祖先崇拜、鬼神观念等传统民间宗教的内核却是始终如一的。盘瑶打醮个案说明民俗文化空间仍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文化根基。     

爱的仪式感与分寸感

正一般说来,人在处理家庭事务时,会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喜欢情感用事。更为粗暴的,直接用情绪说话。这其中,不是没有道理可讲,而是根本不讲道理。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每个人都是独立王国的王。王的意思是,无论对与错,都可以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这样做的后果是,没有任何后果。这样做的另一个后果是,凌驾与践踏成了家庭中默     

苗族巴岱信仰的互嵌与交融

在以腊尔山为中心的苗族聚居区存在被称之为"苗老司"的"巴岱雄"和"客老师"的"巴岱扎"两类民间仪式专家,他们分别代表苗族和汉族的文化传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苗族巴岱信仰不仅在信仰空间上实现了互嵌,还在仪式实践中出现了仪式功能、仪式环节、仪式结构等不同的互嵌类型。这些现象表明汉文化进入了苗族"权力的文化网络"。巴岱信仰互嵌是民族互嵌的历史缩影,民族嵌入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张力可以通过巴岱的逆转仪式及其他交融方式来释放。交融是一种过渡状态,它不仅能够释放嵌入的张力,还能为互嵌赢得时间和空间,促进新的社会结构形成,实现新的社会凝聚和团结。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逻辑及前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经历了前后相继、创新发展的三大阶段:国家总体控制阶段、国家放权改革阶段、特色制度整合阶段。这种变革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是政治领导核心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把握客观要求、转变治理理念的行动结果。当前,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变革仍需要坚持"特色制度整合"的原则,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调动、规范和统合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以有效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巴岱”信仰神龛设置的文化内涵及其变迁考察——以腊尔山苗族为例

"固守"与"调适"是腊尔山苗族"巴岱"信仰神龛设置及其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两个样态。一方面通过神龛的设置严格恪守古老的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传统,使"苗族"区别于"他族",并确证苗族内部不同支系的区分,使苗姓的实际存在不受汉姓的干扰,并确保这种区分不被遗忘;另一方面由于近代社会变迁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其信仰内部固有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动摇,神龛的设置发生了适度的"调适",出现了"有限度"的回应。     

哈尼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与仪式治疗

哈尼族是我国西南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宗教的仪式治疗在其民间医疗体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哈尼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疾病体验和认知都与原始宗教信仰中的神、鬼、灵魂观念息息相关,致病原因大致包括得罪神灵、鬼怪作祟、灵魂丢失、祖先怨恨、黑巫术攻击等,相应的便出现了敬奉、驱除、咒语等治疗方法。哈尼人的仪式医疗实践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受现代化影响较少的古老民族依然固守着的传统,文章从宗教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对哈尼族的疾病理论、治疗实践以及神职治疗人员展开研究,并就其与生化医疗模式展开比较,进而对传统与现代、知识与信仰展开理论反思。 徐义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云南省红河学院国际哈尼／阿卡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