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玛窦对儒学的批判看儒耶之别

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来华之根本目的是以天主教归化并改变中国,但儒学的强大力量及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不仅未能使传教士们达到其目的,相反,“理性的狡狯”却使中西文化皆受益于以传教士为媒体的文化交流。为了在中国立稳阵脚,传教士们不得不与儒学进     

王艮的身体观与儒学转向

王艮的身体观是从程朱理学出发的.程朱理学不仅在本体论上否定了身体,在修养方法上造成了对身体的禁铟,而且在制度化以后更是造成了对身体的摧残.程朱理学对"身体"的贬抑使儒学失去了内在的活力,也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王艮针对这种状况,通过揭示精神修养中的"身体"、政治和社会展现中的"身体"、本体论中的"身体",从三方面把"身体"从程朱理学的贬抑中"拯救"出来.王艮对儒学中"身体"的揭示,使儒学朝向宗教化、世俗化和简易化,并由此推进了儒学深入民间.     

晚清传教士的台湾原住民观及其影响

提要:晚清在台传教士的宣教重点曾发生由汉人向原住民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中,传教士在观念上对基督教传统人种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产生了可以将原住民培养成为"上帝优秀子民"的思想。同时,对原住民的处境既感同情,又加以批判,形成了颇为矛盾的原住民观。基督教在原住民中的传播,加快了原始社会的解体,亦造成原住民在文化上的变迁。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传教士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造成台湾基督教长期分化的格局。     

梁漱溟的“生活”儒学观及其当代启示

面向"生活的本身"是梁漱溟提出的理解儒学的独特视域。在此视域下,梁漱溟不仅揭示了儒学作为切合生活之"理"、人伦之"情"而建构的"生活的学问"的精神特质,还为我们指明了"生活上去理会实践"的"学儒"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梁氏这种面向"生活的本身"而论儒学与"学儒"的"生活"儒学观,对我们当代人了解(知)儒学、实践(行)儒学极具借鉴意义。接着梁漱溟来讲,面向"生活的本身",重建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关联,需要当代学者依"生活化"的要求来"说"儒学、"做"儒学;需要社会大众以涵养德性、修身立德为要来读经学儒。     

论傅圣泽的“尊经重孔”思想——以《傅先生辨析儒理》一文为例

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有中文文献《傅先生辨析儒理》一文,为来华传教士傅圣泽对儒家义理解读之作。其中重点以"儒理"、"天"、"上帝"为核心话题,引用中华传统经典诠释了祭祖、祭孔等礼仪问题;并且以问答的方式对颜铛主教针对儒家义理中的诸条疑问做了解答。文章核心问题不离"礼仪之争",可以看出传教士内部同为"信仰输出"却对中华传统经典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傅圣泽深入到儒学内部,别经传,区分孔子与汉儒、宋儒的区别,试图通过对儒家经典以及孔子思想的理解而深化"儒耶对话";且对儒家思想的诠释进路由"中西互释"向"以中解中"转变,进一步对儒家学说做本土化、学理上的分析,从而试图实现深层次的儒耶融合。     

晚清传教士对孔子的认识——以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为个案

孔子被历代中国人称为"圣人"。及至西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把耶稣的福音传到了中土,打破了中国人心目中已有的观念,究竟是应该"心归孔子"还是"心归耶稣",成了中国人几百年来心中萦绕的难题,也成为儒家与基督教两种文化较量的核心议题。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以儒学经典为基本依据,特别对孔子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提出不仅"孔子是上帝赐予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先导者",而且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有相通之处,还担负着传布上帝福音的重要使命。     

罗光、牟宗三先秦儒学观比较研究

罗光与牟宗三的先秦儒学观在基本观点上有显著的不同,集中于"宗教人文化"与"形上学之有无"两个问题。这些差异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两人对先秦儒学中的道德、形上学与信仰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两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先秦儒学的复杂面貌,其结论各有得失,体现了当代台湾地区儒学研究的多元性特征,对于我们更为充分而深入地把握儒家思想的理论特质提供了有益借鉴。     

“社会儒学”何以可能

<正>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儒学究竟应当在什么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目前,人们对儒学的当代定位问题具有不同的看法:自熊十力以来的新儒家,主要关注的是儒学的"心性"层面,所以人们多称之为"心性儒学"。针对"心性儒学",蒋庆提出了"政治儒学"的理论,明确宣布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析庞迪我的《七克》

本文对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的名著《七克》作了详尽的分析,认为《七克》是部宗教伦理著作,其所讲述的道德内容是由人与神和人与人关系两个部分组成,既有适合儒学的部分,又有与儒学完全不同的新内容。     

上帝观念的中国化探索及其实践——兼论谢扶雅的“周易神学”

谢扶雅在晚年时期藉《周易》来探索具本土化的上帝观,他用"易"来比拟上帝。在上帝存在的论证中,传统儒学的"下学而上达"的模式存在局限性,在宇宙本体的探讨上显得较为薄弱。谢扶雅从本土文化视角提出"一体二态"的上帝观,即动态和静态的上帝。他的上帝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元论,是动态和静态的结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正如儒学所言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这样的一位上帝与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基督的身上达到知行合一,这也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特质。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面对西方精神文化的挑战和某些传教士直至黑格尔（Heqel）以来西方学界视儒学为一般世俗伦理的误导,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无不重视儒学内部所蕴涵的宗教精神的开掘。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儒学的一个重要的面相是通过讨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一方面与西方精神资源相沟通并对话;另一方面由此而深化对于先秦、宋明儒学等五经传统、四书传统的认识。扬弃清世汉学,经受五四洗汰之后,始有当代新儒家重新省视东亚精神文明及其价值内核。儒学是一种特殊的人生智慧,是生命的学问。儒学是否是宗教或是否具有宗教性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对“…     

宋明理学“异端”观的流变

通过对宋明理学"异端"观流变的考察,揭示宋明时期思想领域主要矛盾由儒佛之间转向儒学内部的过程。宋明理学"异端"观以儒家伦理道德及其政治治理为标准界定和批判异端,其中程朱以佛教为主要异端,陆王则以程朱理学及其流弊为主要异端。程朱"异端"观到陆王"异端"观的转变主要因为:理学对佛老思辨哲学的吸取逐步消解了宗教冲击人伦的局面;理学高度发展和完善的同时内部思想分流;程朱理学官学化的流弊成为新一代学人批判的对象。     

论清政府对基督教在公立学校传播的政策

自洋务运动起,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等近代新式学校陆续成立。面对传教士的基督教宣传,晚清政府以儒学为圣教,明令禁止教员在公立学校教授基督教。禁令虽没有遏制住传教士在公立学校传教,但传教效果并不理想,学生多不信基督教。清政府对教育主权的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基督教在公立学校的传播。     

严锡禹:“补儒易佛”

作为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徐光启深受儒学的影响,他对基督教学说(时人称为“天学”)的理解,是在自己已经拥有的儒学背景中展开的.因此,要了解徐光启对天学的认识,必须了解他对天学与儒学关系的论述. 1612年,徐光启为他与熊三拔合作翻译的《泰西水法》写了一篇序,其中这样说道:“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也就是说,传教士所传的宗教,可以补充儒家的不足,可以抵制佛教的侵袭.在《辨学章疏》中,他又说:“诸陪臣所传敬事天主之道,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诸陪臣”指传教士,他们所传的宗教,大有益于今天的社会.     

“儒家人格主义”之省察

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提出了一种儒家现代性人格的范型——"儒家人格主义",并以此为核心来阐明儒家自由观的特质及其发展途径。对此,笔者认为狄百瑞"儒家人格主义"的实质依据是传统宋明儒学的"天理",其实现途径乃基于程朱理学家的"新民"主张,这都与其倡导的现代性人格相背离。究其原因,在于狄百瑞没有真正意识到儒家人格的时代转变问题,更未能从时代转变的维度上认清宋明儒学内部的分歧。     

儒学现代进程的整体反思——评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

伴随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深入探讨。观代新儒学研究成为近几年来国内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并开始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郑家栋同志撰著的《观代新儒学概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便是其中突出的成果之一。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天”的重构

明末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本文详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天观的天主教化改造,这种改造后的天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

传教士来华后,女子教育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变迁与传教士密切相关。传教士对男女平等教育思想的宣传,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校,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传教士传入的女子教育模式,为中国女子教育做了示范;传教士还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教职人员。